推动高质量发展 不走债务支撑高速度老路
2018-07-11 20:00:00 来源:搜狐财经

原标题:推动高质量发展 不走债务支撑高速度老路

作者:杨怀民/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

导语

针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背景、内涵和主要途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近日在2018年前海合作论坛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发展阶段的准确判断,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出发点错了,以后的事,都会错。

背景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时代,经济发展也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30多年,我们创造了“中国速度”,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500多种产品中有220多种变成了世界第一,在国际标准分类的22个大行业中,中国的产值要么居世界第一,要么居世界第二。但过去的高增长,依靠的是大规模高强度的投资,依靠的是模仿型排浪式的低端消费,依靠的是低成本低价值的大量出口。现在,这种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供给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过峰值,相当一部分行业的产能或产量已达到物理性峰值,资源承载能力减弱,污染排放总量超出环境容量,生态损害超过了自然再生能力。总之,支撑高增长的需求和供给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同时,我们应该清醒看到,中国速度并没有同步带来中国质量。中国的产品,质量位居世界第一的不多,原创性的不多,拥有自己技术的企业不多,产业链上别人离不开的技术更是几乎没有。产业体系虽然很完整,但普遍缺少核心技术,现代化程度不高。如果把工业4.0比作智能化,中国处于智能化的还几乎没有,真正实现3.0即信息化的也不是很多,多数仍处于2.0的自动化阶段和1.0的机械化阶段,农业甚至还没有过机械化这一关。

对发展阶段的准确判断,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出发点,我们的位置在哪里的问题搞清楚了,才能解决经济形势怎么看的问题,才能知道应该干什么和怎么干。如果以为仍处于高增长阶段,不遗余力、不惜代价保增长,就会犯历史性错误。出发点错了,以后的事,都会错。

近期质疑金融去杠杆的声音多了起来,觉得实体经济的困难是因为货币信贷过紧。但是,即使货币放水,就能流入实体吗?即使进入实体,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无非是原有技术的规模放大,不就是再制造新的产能过剩吗?事实上,货币放水不会流入实体,无非是在金融系统和房地产领域炒来炒去,赚钱的是从事或炒作金融和房地产的少数人,受害的是实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去杠杆,不能再走债务支撑高速度的老路。

内涵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路径。高质量发展,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观察:

从宏观运行看

就是速度、就业、价格、国际收支等宏观指标比较均衡,不是高速度、高失业、高物价,以及进出口长期大规模失衡。

从供给体系看

就是生产体系、产业体系、供给体系比较完整,生产方式实现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形成一些我国做得最好、别人离不开的技术、产品、零部件。

从经济结构看

就是城乡、区域、产业之间,实体经济与金融、实体经济与房地产等比较协调,既不能追求数量型的工业化,也不能追求服务业的高比重。

从收入分配看

起点公平,各生产要素取得按市场评价得到的要素收入,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政府、企业、居民等各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比较合理,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形的社会结构。

从要素效率看

就是资本效率、劳动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能源效率、环境效率都比较高,人才、科技、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的效率也比较高。

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代表当代生产力水平的经济体系。包括:一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创新驱动和引领的,而不是自然资源驱动的;是人力资本支撑的,而不是人力资源支撑的;是结构先进自动升级的,而不是比例失衡的;是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本协同进步的,而不是相互脱节的;是绿色循环低碳的,而不是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二是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水资源、交通、能源、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安全高效,实现网络化、便捷化、智能化。三是现代化市场体系,市场准入畅通、市场退出便捷,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市场价格信号真实,市场供求自动调节。市场的微观主体,各类所有制的企业在法律上完全平等,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四是现代化城乡区域体系,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实现空间均衡,城市化地区高密度高效率集聚经济和人口,农产品主产区主要提供农产品,生态功能区主要提供清洁空气、清洁水源、宜人气候、优美环境等生态产品,更多的国土空间将还给大自然。生产要素在城乡区域间自由流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五是现代化开放体系,产业、市场、城乡、区域是完全开放包容的,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法律上是一视同仁的、在政策上平等对待,内需和外需是协调的、进出口是平衡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均衡的;六是现代化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现代金融体制、财税体制、企业制度、创新体制、人力资本体制、社会保障体系、宏观调控、政府治理。

途径

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十九大报告讲了5个途径。我在这里讲三点。

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方针

党中央一直要求提高质量效益、把质量效益作为中心等,但一是由于客观上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二是主观上十二大以来的历次党代会都提出或重申了GDP翻番类的目标,所以事实上质量效益没有真正放在第一位,第一位的还是增长速度。今后,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决破除唯增长速度的惯性思维,把质量效益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检验发展成效,不是看GDP增长有多快,而是要看质量效益有多好。中央政府可以考虑降低GDP增长率目标的重要性,恢复其预期性指标的性质。这个指挥棒解决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很多矛盾会迎刃而解。应取消市县一级的GDP统计,使市县政府专心做好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这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只要不发生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都要坚持这一主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破”,就是大力处置僵尸企业。不破不立,僵尸企业不处置,仍占压大量资源,没有多少新水流到有前景的新产业新企业,而货币放水,实际上就是在维持僵尸企业。

另一方面,要“立”,就是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这就要靠创新。创新需要肥沃的土壤。创新能力不强的根本原因是创新土壤中有毒有害的东西还不少。要赋予职务发明人科研成果所有权,科研人员的大脑是科技成果的价值源,科研成果是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的,科研成果所有权应该由出资方和科研人员共同拥有。要建立吸引人才的激励机制,把引进人才的自主权还给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政府没有必要制定各类人才计划,政府的作用是建立激励境外人才来华的绿卡制度,给他们真正的国民待遇,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允许他们持有企业股权期权,帮助解决看病就业难等问题。要形成宽容失败和容忍亏损的创新文化,科研领域不能单纯以成功论英雄。对研发投入大的企业,也不能以短期盈利论英雄。要形成激励创新的金融生态,对高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给予一定税收优惠。资本市场要适应高技术企业发展规律,允许暂不盈利的高科技企业上市。要实行激励创始人企业制度,对公司法、公司治理结构、发言权、投票权、管理权等进行改革,允许企业选择同股不同权制度,给创始人更多投票权,根除恶意收购的土壤。

构建市场机制有效、

微观主体有活力、

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必须以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主要讲一下产权制度改革。我们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在现代经济中,所有权已经不像古典经济学时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产权制度。产权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是对以所有权为基础派生的各项权能的法律界定。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处置、收益等的权利。国家不仅要依法保护所有权,也要同样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特许经营权、知识产权、排污权、收益权、抵押权、继承权、处置权等。不要动辄扣上私有化的帽子,我们完全可以在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的大前提下,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产权制度,以实现十九大提出实现产权有效激励的改革目标。

比如,国有企业应进行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分离的改革。国有企业运营的国有资本其所有权属于国家,但国有资本的使用权是企业的,而企业经营不能靠企业所有员工投票决定,所以国有资本的经营权应该是企业家的。建立企业家充分行使经营权的激励机制,使其得到市场评价的报酬,就可以调动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积极性。

再如,目前空置的农村宅基地有3000万亩,比城市住宅用地的总量还多,若拿出一小部分转到城市就可以大幅降低地价。宅基地之所以流动不起来,也是因为产权制度不清。可以实行所有权、使用权分置改革,赋予农户对宅基地充分的用益物权,可以长租、流转、抵押、继承。

还有,大家都认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原来的绿水青山已经变成了污水秃山,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造成的生态破坏,仅靠国家出资需要的时间会很长很长,但人们对良好生态的需求是急迫的、爆发式增加的。要建立基于生态文明思想的产权制度,赋予修复主体对退化林地、沙化草原、废弃矿山、荒山荒地等的使用权。根据塞罕坝的经验,荒山秃山变成绿水青山再变成金山银山需要50年,可考虑赋予修复主体60年以上的土地使用权。修复主体在长达50年的修复中,必须持续投入,根据太原西山的经验,应根据不同情况允许不同强度的开发,解决修复主体的现金流问题,这样才能形成可持续的生态修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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