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一鸣
今年上半年GDP增长率实现6.7%到6.8%问题不大，但是下半年下行压力会增大。因此，政府在政策上要有底线思维，特别是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多，要有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措施。
当前应该关注经济增长中出现的五个新情况：第一，基础设施投资下行；第二，去杠杆的非对称性加剧民营企业融资压力；第三，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尤其是隐性债务问题；第四，房地产市场积累的矛盾增多；第五，居民部门杠杆率有所上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近日在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8年中期报告发布会”时表示，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平稳健康，经济增长率实现6.7%到6.8%问题不大，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新情况，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方向，政策上要有底线思维。
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平稳健康
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出来后，引起了很多争论。王一鸣表示，经济形势变化的边际意义在增大。总体来说，供给端或者生产端数据相对稳定，但是需求端，包括投资和消费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落。这种变化是周期性变化还是趋势性变化，是判断未来经济走势的重要依据。
第一，201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去年以来的平稳态势，而且在一些方面还发生了积极变化。从供给端来看，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速回升，民间投资增速摆脱了2016年、2017年以来相对低迷的态势。今年前五个月，民间投资增长8.1%，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回升很重要的是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回升，这两个指标是有对应关系的，因为制造业领域民间投资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民间投资回升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制造业的投资增长。制造业投资增速明显加快，表明市场依旧有信心，经济增长依旧有内生动力。
第二，结构调整继续向前推进，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目前新旧动能转换态势表现良好；服务业保持了强劲增长；工业内部的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无论是增加值还是投资都在快速增长；今年前五个月，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85.8%，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33.7%，这些反映了产业端、供给端的一些积极变化。
第三，企业盈利状况继续改善。随着去产能、去库存、减税降费政策的不断落实，供需关系在继续改善。产能利用率保持在高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较快，同比增长15%，在去年同期增长22.7%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同时，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幅也比较大。
第四，金融风险防控取得初步成效。在加强金融监管、规范地方政府负债和企业效益回升的综合作用下，虽然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营业收入负债率并没有下降，但是其资产负债率下降了。
宏观杠杆率增幅趋缓，2017年4季度末，宏观杠杆率环比有轻微的下调，这也是2010年以来宏观杠杆率环比首次下调。同时，财政部正在清理PPP项目库，地方的PPP乱象也得到了治理，未来低质量或者明股实债的PPP项目都会被清退。
第五，就业形势继续改善。无论是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还是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都在下降。当然这与劳动力的供需变化是有关系的，现在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都在收缩，这大大减缓了就业压力。
关注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和新情况
王一鸣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应引起高度关注。
从目前来看，外部环境的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美国。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强劲，但是也呈现出分化的态势。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增长强劲，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2.3%，第二季度应该会高于第一季度数据；欧元区和日本经济的表现并不好，呈现出分化的态势。
最近新兴经济体剧烈波动，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美元指数的上升造成了阿根廷、土耳其货币的大幅贬值，出现了经济动荡，土耳其也在申请IMF的援助。对中国来说，受多种不利因素影响，今年下半年出口部门的增速或将有所下降。这是外部的不确定性。
从国内来看，在去杠杆的背景下，内需增速放缓成为影响经济最重要的因素。最明显的影响是投资增速下降。2018年1-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较前4月增速回落0.9个百分点，而在十年以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长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高的时候甚至达到20%以上，现在投资增速已经低于GDP增速。
在王一鸣看来，当前应该关注经济增长中出现的五个新情况。
第一，基础设施投资下行。今年前五个月，民间投资回升带动了大量制造业投资的回升，房地产开发投资也在高位运行，但是，基础设施投资回落幅度很大。
这与去杠杆、清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有关。这也预示着在下一步政策调整上，既要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继续增长，又要避免投资过快下滑。
第二，去杠杆的非对称性加剧民营企业融资压力。所谓非对称性是指去杠杆对国有部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民营企业的大部分融资，包括信贷，都是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或者银行的表外和同业业务的渠道获得的。
随着各项监管措施逐步到位，大量表外业务将回归表内，去杠杆加快了同业业务、表外业务等的收缩，这给民营企业融资造成了很大压力，而且市场利率也在上升，融资成本在提高。
第三，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尤其是隐性债务问题。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7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接近17万亿，这是法定债务，也就是明债。除了法定债务外还有隐性债务，但是隐性债务规模具体多大还没有一个具体准确的数字。
如果把隐性债务也考虑进去，地方政府未来的偿债压力会很大。同时，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现在有些地方由于偿付能力不足，已经出现借新还旧，借新还息来接续债务，在融资环境收紧的背景下，这种隐性债务的压力也在增大。
第四，房地产市场积累的矛盾增多。过去，房地产市场调控主要是从需求侧发力，通过抑制购房需求调控房价，但是供给侧用力不足，因此，在很多地方出现了供需背离的现象。政府通过限购、限售、限价等行政性举措调控房地产市场造成市场的扭曲越来越严重，最典型的是一二手房价的倒挂。
房价倒挂以后，很多原本不需要房子的人，为了追逐利益，也去申请购买房子。当前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处于两难的境地。
第五，居民部门杠杆率有所上升。有数据显示，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已经达到了49%，这就说明居民部门负债率已经很高了，而居民部门负债中70%的债务来自房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房贷或者居民部门的债务对消费有挤出效应。
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结构性去杠杆
展望全年经济走势，王一鸣预测，今年上半年GDP增长率实现6.7%到6.8%问题不大，但是下半年下行压力会增大。因此，政府在政策上要有底线思维，特别是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多，要有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措施。
一是要妥善应对各种可能的贸易摩擦。应对贸易摩擦最主要的是要稳定预期，这是宏观政策的基本取向，不要轻易改变。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方向不变；同时也要有底线思维，要做好各种预案，有针对性的采取一些措施。
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下半年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很多事情很难预测，所以要提前准备好预案。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再继续扩大投资规模，而是应该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同时可以研究建立企业补偿机制，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职工培训和再就业机制。
三是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取向不变。过去这两年去杠杆取得的成果来之不易，不能因为市场有些反映就轻易调整政策取向。但是，政策的松紧搭配是可以做相应调整的。
现在货币政策有些偏紧，而“稳健中性”并不意味着偏紧的货币政策。偏紧的货币政策对去杠杆并不会产生积极效应，因为市场利率提高以后，会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债务规模和负债压力，所以在稳健中性的基调下，要把握好货币政策的节奏和力度。
四是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破除无效供给，加快处置僵尸企业方面，要加大力度。现在僵尸企业处置尽管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债转股”落地的进程也不是很明显。当前应该明确国有低效资产的价值评估和银行不良债务的处置原则。
国有资产债转股过程中资产如何估值？
如果按照原有的框架进行评估会担心国有资产流失，怎么让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有积极性去债转股？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债转股”主要采取政策性手段，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承接企业债务并且转化为股权，现在主要采取市场化的手段来进行，如何使银行有积极性承接这些股权？这些问题在政策上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关键是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
五是在培育新动能方面要继续加大力度。我国仍然存在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要强化创新。强化创新主要依靠产权激励，产权激励是最好的激励方式。怎么实现产权激励？
上海、浙江、重庆、成都等地已经开始实践，将科研人员的脑力劳动投入和资金设备的投入作为共同投入，科研人员分享形成的成果的产权。知识产权法规定，职务研究成果归单位所有，单位归国家所有。
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在尝试确权，在研发活动开始前首先分割确权，成果出来后，科研人员占多少产权，实现产业化后分享多少收益，这是个重大突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这种新提法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以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主要的作法是对科研人员进行奖励，但是产权和奖励的激励作用完全不一样，这个突破可能会带来科技生产力的重大转化，是一次解放生产力。
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从主要依靠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阶段进入到越来越需要人力资本和技术科技投入的阶段，我们需要解放新的生产力。
六是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稳”是当前的主基调，在稳的基础上推进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包括多主体供给，土地是不是需要由地方政府垄断，现在正在探索；多渠道保障，是不是只有房地产商才是房子的供应主体；租购并举，改变租购失衡的状况。
政府应该持续推进房地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例如，宅基地能不能扩大流转范围，置换为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能不能同权同价入市？这些都是未来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七是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过去在经济追赶阶段，政府为了集中有限的资源来达到产业追赶的目标，所以长期实施产业政策，对特定产业给予相应的扶持。这种产业政策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
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自身已进入到国际的前沿地带，这个阶段，创新需要不断试错，试错主要依靠企业和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率，没有竞争也没有高质量发展。
所以，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竞争，这是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主基调。在制度上，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审查制度，政府出台的文件、法规都要经过公平审查，为市场竞争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生态环境。
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的创造力，每年800万高校毕业生的创造力，一定会释放出来，进而把中国发展推向更高的水平，确保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本文作者介绍：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