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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记者 宋笛 7月1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召开了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主任胡文辉表示药品的保护一直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主要是要做好药品的相关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一个利益平衡。
胡文辉是在回答媒体相关提问时做出了上述表示，对于这部电影本身，胡文辉表示的确很打动人。
《我不是药神》将 “仿制药”引入了公众话题的序列，在其背后的是“药品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关键命题。
“从国际上来看，有一些国家会出台一些专利的补偿期限制度，延长药物专利的保护期限，但同时也会出台一些限制性的措施，比如说专利的强制许可等一些制度，这两个制度之间会形成一种制衡”，对于药品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胡文辉做了如此的表述。
在胡文辉看来，如果药企没有研发动力，没有新的有效的药物尽快研发出来，实际上对公众利益是很大的一个损害。另一方面来讲，如果研发出来的药品价格过高，公众用不起，也是对公众利益很大的一个损害。所以这两个方面要有一个平衡。
回顾中国对于药品知识产权保护，也经历了数次调整，其中主要的转变节点围绕《专利法》的出台和两次的修改展开。
1984年中国首部《专利法》颁布，其中“药品和用化学方法获得的物质“被列入了不授予专利的项目类。这也意味着在1984年至第一次专利法修订前，在中国还尚未有药品知识产权保护的概念。
1992年，中美签订了《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明确提出了“专利应授予所有化学发明，包括药品和农业化学 物质，而不论其是产品还是方法。”。在该年9月《专利法》的修订中，“药品和用化学方法获得的物质”被从不授予专利的序列中删去。这也意味着从1992年开始，中国开始正式进行药品知识产权的认可和保护。
2008年《专利法》的修订开始展现胡文辉所说的“平衡”。
最核心的改变是对于Bolar例外的引入。该年修订的《专利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为提供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制造、使用、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以及专门为其制造、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
Bolar例外是源于美国的法律制度，具体是指药品专利到期前，他人未经专利权人的同意而进口、制造、使用专利药品进行试验，如果其试验是为了获取药品管理部门所要求的数据等信息，则该行为视为不侵犯专利权的例外规定。
这一例外的本质是为了缩短药品专利到期至“仿制药”上市的时间——如果按照传统的医药专利保护，“仿制药”的研发、生产以及向政府部门报批的需要等到专利到期后，这实际上延长了专利药的保护期。
目前第四次专利法修订正在进行，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有望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我们自1985年起，就对药品有严格的专利保护，同时我们一直有专利强制许可的相关制度，在历次的专利法修改过程中，也一直在不断完善相关的制度。现在正在进行第四次专利法的修改，因为现在方案还没有公布，所以还不方便在这里跟大家说修改的具体内容，也欢迎媒体的朋友们继续关注专利法的修改，然后我们共同努力，实现您刚才说的那个目标，让老百姓既有好药用，又能用得起。”胡文辉在当天发布会中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