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根本目的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历史任务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体要求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基本出发点是发挥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优势，科学方法是统筹辩证、分类施策，价值取向是正确义利观，精神实质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合作共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布局，一是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二是构建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三是扩大“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不断深化与倡议参与国的共同发展伙伴关系；四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在实践中应重点把握和处理好坚持不结盟原则和扩大“朋友圈”的关系，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建设性介入的关系，不称霸与发挥引领作用的关系，尊重发展模式多样性与弘扬中国精神的关系，深化改革和推进大国外交的关系，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以及国际交往中团结和斗争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实力和所处的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有别于过去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巨大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有条件解决一些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一些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和焦虑也在上升。不少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提供更多解决贫困和发展问题的公共产品，有的发达国家则试图挤压中国的发展空间以维持其独大的国际地位。怎样有效运用积累多年但仍不够充裕的国家实力，在空间和时间上优化配置现有的和潜在的外交资源，在国际上兴利除弊、增信释疑，更好地助力民族复兴伟大事业，这对中国外交的主动性、创造性、艺术性和科学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和政策框架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上述问题的及时回答。本文从学理上总结梳理其内涵、布局并结合实践提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工作应注意的若干问题，希望有助于推动这一理念和政策框架在未来的外交斗争与合作实践中日臻完善。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集中阐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括“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中国外交理念、政策的相关表述和中国开展的重大外交实践情况，可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科学内涵凝练概括如下：根本目的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塑造良好外部环境，历史任务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体要求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基本出发点是发挥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优势，科学方法是统筹辩证、分类施策，价值取向是正确义利观，精神实质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合作共赢。
（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塑造良好环境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目的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夙愿。在未来相当长时间，中国共产党将带领全国人民围绕这一目标开展工作。“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首先是第一个“一百年”，即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将为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心理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还要再分两步走，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首先要服务并服从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集中表现为要为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一方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深水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开展，经济增长方式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降低国内杠杆率、化解过剩产能的任务繁重，亟须通过经济外交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拉动国内资金去虚还实、推动优质产能和实用技术“走出去”，为国内发展提供足够空间并提供动力。另一方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塑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舆论环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在深化开放的进程中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有效的大国外交可以为中国进一步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提供有利环境，为能源资源的获取提供多样化来源和可靠安全通道。此外，习近平提出“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的概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还能为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历史任务
新型国际关系是针对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国际关系观而提出的，倡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强调同舟共济伙伴精神的国际关系状态。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国际社会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为本国人民谋福祉，而且还怀有为人类共同的进步事业而奋斗的远大抱负。关注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所在。基于这样的使命担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内在蕴含着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历史任务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两者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前提。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近中期任务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长期愿景或任务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要求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总体来说就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两类规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同时，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中国历来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无外”“四海一家”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在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不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安全，一个国家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安全。有鉴于此，必须通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打通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汇聚和配置国内国际两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全面清理并制定合理高效的国内规则，同时参与或主导创设有利于中国及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国际规则，使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安全和繁荣齐头并进、相得益彰。
（四）发挥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优势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出发点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利用得好也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习近平指出，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优化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完善全球产业布局，建设全球价值链，培育全球大市场。[2]优势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在外交资源总量有限的条件之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进而能获得更大的决策、动员和实施效率，获得更优的外交“产出”。优势之二是中国的市场规模大，发展潜力大。在开放条件下，有市场就有增长，提供市场就能实现增长。“市场是全球化时代最稀缺的资源，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3]中国人口众多，随着支付能力的不断提升，人口规模支撑下的名义需求不断成为具备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巨大的市场潜力不断拓展现实的市场规模。这增加了中国通过大国外交与其他国家讨价还价的“资本”。优势之三是中国关于增长和发展的知识构成与技术路线更贴近广大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4]中国的减贫与发展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中国经验及与此相关的中国方案、中国制度、中国模式也更具吸引力、说服力和竞争力，因此更能够赢得它们的赞许和认同。
（五）统筹辩证、分类施策是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科学方法
统筹辩证、分类施策是唯物辩证法在大国外交工作上的科学运用。作为世界主要大国之一，中国在与全球200多个国家或地区以及为数众多的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大国外交的工作对象复杂多样，要处理的关系和问题数量众多、千头万绪，必须在统筹辩证、分类施策的科学方法指导下开展。首先，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习近平指出，“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5]各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但针对各国的具体工作不能不厘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不能不区分轻重缓急，要在总揽全局的同时突出重点，抓住“牛鼻子”。其次，要统筹把握、协调推进。要在明晰大势、了解情况的条件下，通盘考虑各方利益关切，统筹好工作的力度和速度，把握平衡、综合施策。再次，对于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要考虑它们的不同诉求，仔细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分门别类、精准施策。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布局，如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构建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扩大“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不断深化与各参与国的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均体现了分类精准施策的原则。
（六）正确义利观是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价值取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大国外交活动特别是经济外交活动同样涉及资源配置，也要尊重这一原则，否则就不具备可持续性。稳定有序的市场经济也必须在信义、情义、正义和道义等一系列约束条件下运行，这些约束条件决定着市场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水准。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6]建立激励机制，让义举得好报，不义的行为才会越来越少，义举才会越来越多。为此，应当支持和构建一系列使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行为能够得到鼓励从而真正实现义和利相统一的国际制度，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国家主动支持中国扶危济困、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以正确义利观为价值取向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才能具备更加坚实的基础。
（七）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合作共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鲜明的精神实质
把握住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合作共赢的精神实质，就把握住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内容和内在要求。实事求是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成败的关键，[7]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它们是中国开展外交工作的基本遵循。奋发有为、合作共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习近平特别强调奋发有为、合作共赢，“事业成功的原因很多，奋发有为是主要因素。”[8]他也一再强调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还指出，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9]奋发有为、合作共赢，要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跳出传统思维定式，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为塑造既于我有利又超越零和博弈的国际秩序营造声势、创造时机。
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布局
中国外交战略布局是随时代不断发展而发展的。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出了外交事务上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政策。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外交政策转向扩大与第三世界的联系并在第三世界推动革命。在向第三世界“输出革命”无果而终以及中苏边境冲突等严峻事件出现的背景下，中国下定决心开始更加务实地开展外交活动。[10]但是，总的来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秉持无产阶级国际观，在外交战略布局中一是注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二是对被压迫民族的支持，三是坚决反对西方帝国主义。[1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更加强调国家利益，外交布局也不断调整，到21世纪初形成“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的比较稳定的外交布局。[12]从党的十六大报告到十八大报告，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部分对外交诸方面工作的表述，都是按照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的顺序展开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都在上升。首先，大国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外交上强调竞争、对抗、替代、保护主义的一面加强，而强调合作、团结、互补、开放主义的一面趋弱，中美关系进入质变期。[13]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了其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中对当今世界的判断是一个竞争性的世界，认为美国面临的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竞争不断增长的世界，而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挑战者之一，为此美国在外交方面要加强竞争性外交，强化竞争思维，提升竞争能力。[14] 2018年2月，有媒体引述美国官员言论称，澳大利亚、美国、印度和日本正在讨论设立一个共同的区域基础设施发展计划，以替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15] 2018年3月16日，特朗普签署了鼓励美国和台湾地区派遣高级官员互访的《与台湾交往法》，随后即派副助理国务卿黄志恒访问台湾地区；3月22日，特朗普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宣布有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机械等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打响对华“贸易战”的第一枪；3月23日，美国海军“马斯廷”号导弹驱逐舰又擅自进入中国南海有关岛礁邻近海域，形成政治、经济、军事三管齐下对华全面施压的氛围。其次，周边地区热点问题频发。朝核问题造成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虽然目前出现缓和迹象，但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局势发展还有待观察。南海问题因为域外国家寻衅生事也暗流涌动。2017年，印度军队越界进入中国洞朗地区并形成双方长时间对峙，导致双边关系紧张。尽管目前这些问题部分得到管控，但未来仍存在在特定条件下多个周边热点爆发乃至齐发的隐患。再次，尽管近年来中国在多方合作和多边机制中的角色更加活跃和主动，但多方合作及多边机制本身的重要性正在遭遇挑战。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十多年没有明显进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进展缓慢，美国陆续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英国脱欧冲击欧洲一体化发展。总之，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停滞甚至回调，多边主义国际合作遭遇挫折。[16]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布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与以往的外交布局相比，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有以下特点。第一，以富有包容性的全球伙伴关系来统摄对外关系整体布局。“伙伴关系”这个词并非中国首创，但中国赋予了“伙伴关系”全新的内涵。最初欧洲用“伙伴关系”来形容除盟友关系外的其他合作关系。例如，冷战后欧盟提出与非北约国家建立“和平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与盟友关系并列，区别在于信任程度、合作强度低于盟友关系。理想的或进展顺利的伙伴关系最终可能演变为盟友关系，而伙伴关系如果趋冷甚至破裂，也可能倒退为敌对关系。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经和欧洲有一段畅叙伙伴关系的“蜜月期”，梅德韦杰夫担任俄罗斯总统期间，欧洲提出与俄罗斯建立“现代化伙伴关系计划”，但终因欧盟和北约的经济扩张与安全挤压导致俄罗斯的强势反弹而未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提倡的伙伴关系是一个补充性、派生性、过渡性的概念，是权宜之计。相比之下，中国倡导的伙伴关系面向所有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强调“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志同道合或求同存异都是伙伴，不搞“选边站”或“拉一个打一个”，这是一种内涵自足饱满、具备本体意义、可以替代结盟关系的全新关系，而不必向结盟或其他关系演变。[17]
第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中区分了与大国和小国相处的基本原则或相处之道。中国致力于构建的伙伴关系既包括发达大国，也包括发展中大国和综合力量相对较小的国家。如何与这些国家相处，并非没有差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求，“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的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18]具体而言，外交布局的国家对象与相应的要求或原则可分为三类。一是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这一框架主要包括处理与美国、俄罗斯、欧洲和金砖国家关系的原则与目标。二是构建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既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也要注重发展务实合作。具体而言，在区域层面要着重构建周边伙伴关系、中非伙伴关系、中拉伙伴关系。三是扩大“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不断深化与倡议参与国的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以上三者之间存在交叉重叠之处。例如，金砖国家包括俄罗斯，周边、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也多有重合。这恰恰反映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鲜明的实践品格，即不是从学理分析而是从开展实际工作出发作出划分。
第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赋予全球治理特殊的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并没有延续新世纪以来历届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惯例，把对多边外交的布局紧随在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之后，共同构成外交布局的内容。十九大报告在宣示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之后，单独阐述了全球治理观，来表达中国对多边机制的支持和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态度。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开放经济和多边体制产生犹疑、动摇之际，中国外交布局的这种调整，展示了中国坚定支持全球化、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
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要求
理论或战略的价值最终要体现于实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9]准确把握和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科学内涵，是为了更好地将之付诸实践。经过建国近70年的建设，特别是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已经和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这要求中国外交的实践原则和要求要体现并适应这些变化。具体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工作，要重点把握和处理好七对关系。
（一）把握和处理好坚持不结盟原则和不断扩大“朋友圈”的关系
不结盟原则是中国在长期外交实践中形成的政策基石。结盟理论根源于零和博弈等陈旧的国际关系理念，强调“拉一派打一派”，与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的政策存在根本冲突，既不符合中国在国际上秉持公道、捍卫公理、伸张正义，推动国际关系公正化和民主化的理念，[20]也不利于中国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发展。但是恪守不结盟原则并不意味着自我孤立，恰恰相反，中国需要通过大国外交等方式广交朋友，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结伴而不结盟”，不断扩大“朋友圈”，以互利共赢的方式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安全，扩大同世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加强优势互补和互惠合作，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恪守不结盟原则不但不会妨碍中国广交朋友，反而会让更多国家相信、尊重、亲近中国，从而巩固和扩大中国的“朋友圈”。
（二）把握和处理好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建设性介入的关系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和印度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内容之一，反映了刚刚获得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防止重新陷入西方奴役、实现独立自主的迫切愿望。[21]这些原则在长期国际政治实践中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赞同和遵守，被很多国际组织和国际文件所采纳。[22]目前，西方国家凭借自身强势地位干涉别国内政的现象时有发生，包括不干涉内政在内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生命力依然强大。但是随着全球化深度发展，一国国内事务向世界溢出、扩散的现象日益突出。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家利益向海外拓展的范围和力度与日俱增，保护海外利益的需求日益强烈。有鉴于此，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内涵和条件应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中国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倡国之一，有责任也有能力顺应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需求，对不干涉内政原则作出实事求是的创新解释，巩固自身及发展中国家在此领域的话语权。在此背景下，建设性介入概念应运而生。
建设性介入是在经当事各方同意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当事方内部事务，推动事态向有利于当事各方且符合国际公平正义原则的方向良性发展。建设性介入具有辅助性、包容性和道义性三大特征。首先，尽管有“做工作”的一面，但它不是把外部意志强加于人或越俎代庖式的干涉，而是在当事方力有不逮的情况下，在其赞同或请求的前提下外部力量开展的辅助性行为。其次，介入应当符合介入方及被介入方的共同利益。第三，介入的程序及实际结果不能违背国际公认的道义原则，不得对第三方产生不良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性介入是对不干涉内政原则在政策上的丰富发展和在哲学上的积极扬弃，集中体现了奋发有为、合作共赢的时代精神。
（三）把握和处理好不称霸与发挥引领作用的关系
不称霸既是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对内部提出的工作要求，[23]也是中国历届政府始终坚持的基本国策和对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24]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水平，综合国力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会违背或放弃这一承诺。不称霸有具体的政策含义，一是不搞扩张欺负别人，二是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些要求与在国际合作中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发挥引领作用并不矛盾。霸权影响是一种强加于人的影响，而发挥引领作用是在充分协商之后，在合作共赢目标指引之下一国对其他国家以及合作进程所施加的具有“自我实施、自愿实施”效果的影响，两者有本质区别。
国际合作特别是经济合作通常是“正和”博弈，但如果没有国家率先行动或愿意承担首先投入的风险，合作效益就不能实现。对中小国家来说，承担率先行动或首先投入的能力相对较弱，此时，大国有必要作出表率，甚至负担相对较多的成本，来带动中小国家的投入，共同获得合作收益。因此，发挥引领作用不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颐指气使式的指挥、命令，强制其他国家为霸权国的利益冲锋陷阵，而是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先天下之忧而忧”，发挥带头作用带动大家共同创造并合理分享合作收益。习近平明确表示，“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25]这正是中国勇于担当，乐于并善于做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积极在国际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的体现。
（四）把握和处理好尊重发展模式多样性与弘扬中国精神的关系
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是不同文明起源、宗教、历史文化，不同地理条件和自然禀赋，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多种复杂条件下，各国人民生产生活实践产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结果，各种模式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优势，不能以经济发展程度或政治运作形式等单一维度来评判优劣高下。正如习近平所言，“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阂、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26]尊重发展模式多样性，承认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对人类面向无限美好未来的大无畏探索精神的尊重。没有这种精神，人类发展的道路会越走越窄。
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是充满多样性的人类文明花园中瑰丽的一朵。中国提出弘扬中国精神，并非像一些“历史终结论”者、“民主和平论”者那样，试图以一种模式和道路去诋毁、否定其他模式和道路，更不是要用中国的道路和模式去“终结”或取代其他道路和模式。相反，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大行其道的当下，积极弘扬中国精神是为被在力量上具备压倒性优势的西方文明压迫的其他多元文明，开辟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天地；也是用实践证明西方文明之外的人类社会过去存在、现在存在、未来必然继续存在富有独特活力与价值的文明血脉；更是以中国方案为人类多元文明发展作出贡献。
（五）把握和处理好深化改革和推进大国外交的关系
为了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中国还有大量工作有待推进和完成。深化改革和推进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内的外交工作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为推进外交工作提供更好的物质基础和制度支撑。大国外交的基础是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开放有序的对外经济合作与政策体制，没有前者大国外交就是无本之木，没有后者经济实力无法顺利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必须通过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内的一系列重大调整才能维持良好的增长格局，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才具备可持续的物质基础和对外吸引力。不仅如此，国内政府职能及其与市场的关系也正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方向改革。如果这项改革成功，则各部门在大国外交事务上的权力关系将得以理顺，进而能够形成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体制，而政府部门、公共机构、私人部门的资源也将能够更有效配置以支持大国外交；否则可能出现各部门各自为政，甚至相关政策效果相互抵消的后果，无法在外交事务上形成合力。
第二，借助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可以拉动改革向纵深挺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是为了外交而外交，而是要为中国的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国际环境。一方面，要通过外交活动获得发达国家的理解和支持，继续借助它们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来推进改革；另一方面，要通过外交活动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期待，借助它们的能源资源和市场来扩大中国改革的战略自由度，特别是在“逆全球化”以及民粹主义思潮泛起的背景下，在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之时，能够在发展中世界找到可以继续支持中国发展的经济空间。
（六）把握和处理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积极提升软实力
国家硬实力资源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易度量的物质力量资源，掌握这些资源，一国可以通过必要的方式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软实力资源则是制度实力、文化实力、道义感召力等看不见、摸不着的很难度量的非物质力量资源，掌握这些资源，一国可以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信任或尊崇，从而有效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从理论上看，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未必有直接的关系。一国硬实力增长，不一定带来软实力的增长，有时甚至会出现硬实力增长而软实力下降的局面。[27]例如，一国穷兵黩武，虽然其他国家受其威胁不得不暂时妥协，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甘于处于被威胁的状态。有压迫就会有反抗，一旦条件具备，穷兵黩武之国会为其行为付出代价。又如，有的国家经济富足，但没有足够的力量实现自我保护，或者不愿意承担国际责任，这样的国家也无法获得别国的尊重。
认为硬实力增长会自动带来软实力增长的想法并不正确，需要找到软硬实力转化的“转换器”。为此，习近平专门提出“要提升我国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中国的故事，讲好中国人民的故事，促进中外理解和友谊”。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硬实力显著提升。但只“干好中国实事”不够，还必须“讲好中国故事”。所谓“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发展起来的问题相当部分是“只干好、没讲好”带来的问题。不能只讲中国好故事，要既讲中国的经验和带来的机会，也讲中国的困难和急需的帮助，展现坦诚、自信、友善、文明的发展中大国风貌。“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是讲的方式要好，要以其他国家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话语来表述。除了找准“对谁讲”之外，还应注重“由谁讲”。一些中国的事，在国际范围发掘出合适的讲述者，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七）把握和处理好国际交往中团结和斗争的关系
在外交实践中，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发扬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伙伴精神，要保持团结，但也不能忽视斗争。一方面，要辩证理解团结与斗争的关系。“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28]一味退让会让对方不断调高从我方退让中获利的预期，低估促使我方退让的成本，最终因触碰底线而造成团结或合作关系的破裂。另一方面，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应做好斗争准备。中国正在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外交领域也不例外。只有时刻做好面对各种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的斗争准备，才能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切实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才能更好地坚持和维护和平发展道路。
结 束语
新时代中国的伟大实践还在继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也在不断发展，还有许多未尽的课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内涵、实践要求及布局的梳理，只是初步的总结。在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多于解决的问题。例如，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曾提出“我国对外工作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那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之间是什么关系？又如，中国认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美国政府则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竞争的世界，那么中国需要怎样的外交运筹，才能维护好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再如，中国如何将有限的外交资源在提升自身在现有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创设新的国际机制上实现最优配置？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在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进一步研究中寻找答案。
[1]立足于中国特色和大国定位来谋划对外方略和全球布局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早已见之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外交实践。2013年4月8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博鳌亚洲论坛接受采访时表示，博鳌亚洲论坛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试验田，在这块试验田里中国在积累、展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做法和模式。同年6月27日，王毅在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发表了题为“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演讲，从中国特色和大国定位出发阐述了中国将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外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此后，政策界和学术界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讨论趋于热烈。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36页。
[3]高虎城：《让中国梦点亮美好世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思想》，《求是》2014年第7期，第10页。
[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5]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96页。
[7]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6月13日，第2版。
[8]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9]《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人民日报》2014年12月7日，第1版。
[10]冯维江：《给东北亚一个“暖源”——从中国周边战略角度的审视》，《世界知识》2011年第3期，第15页。
[11]参见张清敏：《六十年来新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对党代会政治报告的文本分析》，《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第32页。
[12]同上，第38页。
[13]张宇燕：《2017：未来历史学家可能浓墨重彩书写的年份》，载《国际形势黄皮书：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
[14]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18,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15] “India, US,Australia, Japan Planning Alternative to China’s Beltand RoadProject: Report,”Hindustantimes,February 19, 2018,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india-us-australia-japan-planning-alternative-to-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report/story-m6EcohfOZr1VGnkEuqAoUI.html.
[16]冯维江：《认清逆全球化思潮的谬误》，《人民论坛》2018年第2月中期，第29页。
[17]冯维江：《“伙伴关系”的战略浅析——“一带一路”与全球网络形成》，《当代金融家》2017年第5期，第145-146页。
[18]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9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 2015-09/29/c_1116703645.htm。
[19]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20]苏晓晖：《中国外交“结伴而不结盟”》，《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1月2日，第1版。
[21]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22]例如1970年第2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1974年第6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等等。
[23]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
[24]例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参见《实现四化，永不称霸》，1978年5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参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无论什么时候，中国都永远不称霸。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参见《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三卷）。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国早就向世界庄严宣告，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参见《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04年1月29日。习近平同志也指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参见《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人民日报》2014年7月10日。“（中国）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即使再强大也永远不称霸。”参见《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在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4月22日。
[25]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的演讲》，新华网，2014年8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4-08/23/c_133577661.htm。
[26]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9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4/c_1112612018.htm。
[27]冯维江、余洁雅：《论霸权的权力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19-20页。
[28]毛泽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五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1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