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凌资料图。 廖兴友摄
5月25日19时05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林凌教授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逝世，享年93岁。
林凌原名何颖达，曾用名何大海，出生于1926年，山西平定人。林凌在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区域经济、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港澳台与内地经济、南水北调工程等关系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突出的贡献。
夫人哽咽追忆：他是爱人、老师、老领导
据家人介绍，林凌5月2日住进医院，先是感冒、发烧，住进普通病房，随后转入重症监护室，近10天一直处于昏迷状态。25日下午2点左右，曾经进行一次抢救。成功抢救回来后，家人们一直在医院等待着，到晚上6点多又进行了一次抢救，这次没能成功。
林教授的夫人高众，头发花白，已90岁高龄，杵着助步支撑架在客厅来回踱步，见到记者，握了握手说，“感谢你们来看他，没有想到这么突然，医生们也都尽力了”。然后，她忍不住开始说起和爱人的故事。
林夫人回忆，丈夫生病之前还在弄他的稿子，关于南水北调，稿子现在还在抽屉里。“他是我的老师、我的入党介绍人、我的老领导、爱人。我称呼他林老师、林先生。”林夫人对丈夫的印象是，事业心特强，责任心特强，对待同志很坦诚。“非常有敬业精神，我这个学生也敬佩这个老师。”“我们两个磕磕绊绊几十年，走过很多路……”话未说完，她有些哽咽。
晚辈回忆往事：最爱用电脑和IPad看文章
林凌的大儿媳妇同样在现场忙碌。她说，没有想到父亲就这么走了，“特别突然，之前只买了西装，其他什么都还没准备”。
接待一批又一批访客后，林凌长子何睦的脸上也略带疲惫。在他的印象里，父亲与自己的交流并不算多。“一回到家，就走进书房埋头工作，可以说就是一个工作狂。”何睦没有走上科研的道路，而是在企业工作。
虽然直接的教导不多，但是何睦仍然印象深刻：“父亲让我们多读书，多关注国家。”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父亲拿着一台收音机来收听新闻。后来有了电视，父亲关注的内容也只是新闻频道。正是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何睦也非常喜欢看新闻。
林凌还有个习惯，那就是通过邮件给子女甚至孙子辈联系，邮件的内容也多是国家大事。“平时子孙过来拜访，父亲除了教育他们要努力工作外，还会跟他们交流最近新闻，问问他们有什么看法。”
何夏阳作为孙子，平日也常来看望爷爷。“虽然爷爷已经九十多岁了，但是最喜欢的东西却是电脑和IPAD，要么在书桌上用电脑，要么在床上用IPAD看文章。”他说，平日里如果这些电子产品出了问题，爷爷还会打电话让他过来帮忙维修，“他把这辈子都献给了工作”。
林凌教授家中最大的房间是书房，四五平米的卧室也有整整一面墙的书。他的书桌上除了一台电脑，还摆满了尚未完成的书稿。
新闻人物
四川经济学泰斗 成渝经济区首倡者
2011年5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同意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明确2015年将成渝经济区建成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而成渝经济区的首倡者，正是林凌。
2003年，林凌翻阅地图时突然发现，其他省都只有一张地图，唯独四川有两张，一张是四川省地图，另外一张就叫成渝地区图。灵光一闪间，林凌想到，既然国家鼓励搞区域合作，那么成渝经济区是否也可以做到呢？
恰巧同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招标课题，林凌等人主动和重庆社科院联系，组织了一个课题组，向国家发改委投标。中标后，林凌和四川省社科院同事主持完成了国家发改委“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招标课题“成渝经济区研究”。同时，以《共建繁荣：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报告》为题，提出成渝经济区的范围、双核特征、功能定位，及对西部经济增长的作用等观点和建议，基本上纳入了国家成渝经济区战略规划之中。
林凌生前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专访时坦言，这一生经历很多、很丰富，在企业改革、城市改革、政府改革、农村改革、区域经济等众多领域都有涉猎。其中在西部大开发研究中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成渝经济区研究。
学术之外的林凌，拥有乐观豁达的天性。2008年，已82岁的林凌在体检中发现自己患上了膀胱癌。他拿着诊断报告，一个人到川大华西医院联系医生做了手术。“家里人都不知道，因为一说膀胱癌，可能大家都怕了”。直到在医院做手术时，林凌才通知了女儿，而自己的爱人直到此时都还不知道。
手术结束，爱人为此与女儿吵了起来：“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我讲？”6年前在与华西都市报记者讲述这段经历时，林凌笑道：癌症做了手术就行了，挺轻松的。
这并非林凌第一次瞒着家人做出“惊人之举”。2006年，他在四川省老科协当顾问，当时，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放在了四川，要把四川长江支流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的水调到西北。老科协就此开会讨论，林凌也参加了。那一次，80岁的林凌也没给家人说，就到海拔3500多米的高原去调研。
那时常有人问，80多岁的林老怎么闲不住？林凌回应说：没感觉自己老了，现在还有精力和影响力，想多干点事儿。“四川是改革之乡，我最欣慰的事就是自始至终坚持了改革理念，我还想看看今后国家和世界的发展是什么样子。”
志同道合的“朋友圈”
生前性格乐观豁达的林凌，在学术界同样拥有众多志同道合的经济学家好友。这其中，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与蒋一苇都对他影响甚多。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于1985年开始设立和评选，每两年评选、颁发一次，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
1978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一批学者到全国各地考察，其中，到四川和云南的是经济学所所长孙冶方。林凌时任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业处处长，被委派全程陪同孙冶方考察讲学。
在云南，孙林两人朝夕相处。他们住的招待所有个花园，饭后大家散步聊天，让林凌特别佩服的是，孙冶方曾把《社会主义经济学论纲》提纲默背达83遍，简直倒背如流。
林凌说，一个月的相处，两人建立了深厚感情。与孙冶方的交往和求教，对他进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后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和实践，有很大帮助。“我原来不是搞经济的，开始没多少信心。跟孙冶方接触后，感觉经济学关系国计民生、国家社会的前进方向，这才坚定了信心”。
作为四川著名经济学家，林凌曾两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也是林凌学术生涯中不可或缺的挚友。四川是中国改革发祥地之一，从1978年起，农村改革、企业改革、城市改革、政府改革等都在这里发轫，推向全国，来川取经者络绎不绝。
1978年下半年，四川率先在全国进行企业改革试点，林凌参与了省委关于试点条例的制定工作。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中，学术界出现了“大的管住，小的放开”的观点，认为小企业可以扩大自主权，大企业却不行。蒋一苇和林凌观点一致：小企业可以搞，大企业更应该搞。两位经济学家经商量，到首钢搞了试点。经过40天调研，他们与首钢的同志一起制定了“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的改革方案。两位经济学家还联名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在首钢进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试点的建议》，得到采纳并在全国推广，成为上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主流。
两位经济学家在改革中并肩前行，并成为莫逆之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