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网 刘凯/文 过去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体量越来越大，而“汇率面纱”使得“中国增长奇迹”显得更加夺目。以中国和日本GDP相对规模为例，2010年中国名义GDP大约是6万亿美元，略微超过日本，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4年之后，中国的名义GDP就超过10万亿美元，而日本名义GDP却萎缩至不足5万亿美元，中国经济规模扩大至日本两倍有余。但众所周知，2010年之后中国实际GDP增速持续下滑，2011年为9.5%，到了2014年已下滑至7.3%，2010年至2014年中国实际GDP累积增长只有36.7%。那为何这4年内中日经济相对规模由1:1大幅拉大至2:1左右？汇率因素使然。从2010年底到2014年底，人民币兑美元累积升值8.2%，而日元兑美元却大幅贬值32.2%。人民币升值因素在“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方面功不可没。
实际上，与若干年前努力防范人民币大幅升值以促进出口不同，现阶段的宏观政策制定有患上“人民币升值依赖症”的风险。所谓“人民币升值依赖症”，即非对称地看待人民币升值和贬值，在人民币汇率波动周期中更偏好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而非贬值，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带给中国更多“好处”。近年来在一些政策报告和媒体宣传中，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经常被作为一项“好”的经济表现而列出。除了能够在名义上加快缩小中国经济规模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人民币升值（尤其是兑美元升值）对于中国来说至少还有以下两方面的“好处”。
第一，人民币兑美元稳定升值似乎有利于中国顺利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世界银行提出，它指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之后，由于各种经济社会原因不能再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从而不能成功跃升到高收入经济体。从统计上来看，在1960年已经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100来个经济体中，到2008年成功上升为高收入经济体的仅有10多个，大部分经济体没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似乎是一种大概率事件。因此，虽然并没有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早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心理陷阱”，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就明确强调，要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而“中等收入经济体”、“高收入经济体”的界定标准是世界银行基于名义汇率的方法计算给出的。按照世界银行2015年的分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4126~1273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经济体。2015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7900美元，处于中等偏上经济体水平，距离12736美元的高收入经济体标准还有较大距离。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如果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中有升，那么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可能性就要大很多。反之，人民币兑美元趋势性的贬值则会加大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
第二，从表面上来看，人民币汇率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将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增强，一个自然的逻辑就是：中国的货币——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应该相应增强。人民币国际化本质上就是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削弱美元本位和部分替代美元的过程，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带给美国的收益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在收益。因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中国的一项战略选择。而人民币汇率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将有利于增强市场对于人民币的信心以及持有需求，从而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2009年至2014年，人民币兑美元稳健升值，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创造了良好条件。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2大贸易融资货币、第5大支付货币和第6大外汇交易货币。但2015年“811汇改”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出现了人民币趋势性贬值和资本大量外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虽然人民币2016年10月1日正式进入SDR货币篮子，但2016年10月份人民币的全球支付额下滑至第六位，在传统的贸易金融领域，人民币排名也出现了下滑。
可能是由于上述原因的干扰，近些年来的宏观政策制定努力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健，害怕其较大幅度贬值，而对其稳中有升的态势却乐见其成，有患上“人民币升值依赖症”的风险。但事实上，支撑“人民币升值依赖症”的上述理由并没有反映经济发展的本质，它们只是某些认识上的偏误。首先，能够准确反映一国经济实力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是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调整后的GDP（或GNI），而不是根据名义汇率计算的GDP（或GNI），根据PPP调整后的总量经济指标也更为稳定。还是以2010年至2014年这一段时间为例，虽然名义上中国GDP对日本的相对规模增大了一倍多，但根据PPP调整后的相对规模只增大了31.7%，这与中日两国的实际经济增长情况基本吻合。在这段时间内，以美元名义汇率计价的日本GDP大幅下跌了14.9%，但实际上这几年日本却经历了经济增长。正因为如此，日本等发达国家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时，更多关注的是基于本国不变价格水平衡量的实际GDP，而不是以美元名义汇率计价的本国GDP，名义汇率因素不是影响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另外，为了更好地反映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世界银行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也是按PPP汇率而非市场汇率来划定的。
其次，仅仅从“中等收入经济体”与“高收入经济体”的界定标准差异来理解“中等收入陷阱”，从而把人民币稳健升值看成是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手段，这样的认识没有把握住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过去半个世纪，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是它们由于贫富差距恶化、金融体系脆弱、创新能力不足、体制机制僵化、国内政局不稳等原因而造成产业结构和经济模式难以升级、内生增长动力不足，从而陷入经济增长乏力、长期停滞不前的境地。所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要直面并成功解决这些阻碍经济模式升级、削弱内生增长动力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即使短期内进入了所谓高收入国家行列，长期内也极有可能会倒退回来，历史上已有先例。
再则，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一项长期战略，而不能急于求成，汇率稳定因素也不是一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决定因素。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快慢本质上取决于包含中国经济实力、贸易实力和金融实力在内的中国综合国力在未来的发展状况。而且，人民币全面的国际化应该在国内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足够完善以及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之后。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内出现一些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指标的波动也是正常的。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GDP超过英国许多年以后，美元才成功取代英镑成为世界第一大货币。
所以，宏观政策制定患上“人民币升值依赖症”、非对称地看待汇率波动周期中的人民币升值和贬值，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但患上“人民币升值依赖症”代价却很大，除了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它还会极大制约中国的宏观政策制定，使得汇率政策不够灵活且严重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如果患上“人民币升值依赖症”，那么宏观政策制定将不得不严重依赖资本管制和外汇市场干预等手段来稳定人民币汇率。这既不利于人民币汇率向合理均衡水平调整和外汇风险的释放，也会使得基础货币被动调整从而削弱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功能。同样地，就价格型货币政策而言，如果央行在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中过度关注汇率因素，那么其很可能会跟随加息从而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来说，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货币政策是最为重要的宏观稳定政策，其独立性对于平抑经济波动、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至关重要。因此，患上“人民币升值依赖症”既不利于外汇风险的释放，也会通过削弱货币政策稳定宏观经济的功能而大幅降低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综上所述，宏观政策制定要谨防患上“人民币升值依赖症”。一方面，期望通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健升值来从根本上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谨防患上“人民币升值依赖症”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防范对外金融风险以及更好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由于理论上并不存在唯一的均衡汇率，外汇市场上坏的预期有时候会自我实现，因此适当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是必要的。但在给定资本管制强度的前提下，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仅有利于外汇风险的释放，更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总体来说是适合中国的，但当前需要由过于强调“管理”向强调“浮动”转变。总而言之，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不仅需要完善宏观审慎政策以使得货币政策不再过多关注金融风险，还要谨防患上“人民币升值依赖症”以使得货币政策不要过度关注汇率因素。只有这样，货币政策的“手脚”才能够完全被解放出来，宏观政策的制定才能够更好地去实现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双稳定”目标。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观察报宏观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