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欧洲形势的变化聚焦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议题方面，主要表现为大选稳中有变、难民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隐患频现、经济复苏与潜在危机并存、英国脱欧进程缓慢艰难等方面。大选结果整体稳定，为经济复苏带来利好消息，但深层问题并未解决，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欧洲形势的变动将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的权力格局、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的基本图景。就权力格局而言，欧盟作为一极的能力和影响力将有所削弱，美欧关系更为务实，俄欧关系有改善空间，中欧关系前景看好。就全球治理而言，各国仍需在货币、贸易、发展、安全领域加深合作以共同应对各种挑战。作为与欧洲存在广泛共同利益的行为体，中国需要积极应对欧洲变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培育中欧信任关系，推动“一带一路”与欧洲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共谋包容性发展和互利共赢的局面。
欧洲政治经济形势
从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来看，欧洲近期都呈现出一些动态。随着“黑天鹅”现象的增多，欧洲的动态已经不好再用低概率的“尾端效应”来解释，而需适时调整，探讨哪些普遍性的影响因素被我们长期忽略，进而无法有效判断欧洲形势的走向及其对世界格局与秩序的影响。诸如经济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衡、人口流动的融入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等。
2017年的欧洲，虽然延续了来自诸多不确定性的政治挑战，大选中变数频生，但有惊无险，整体趋稳。此外，欧洲的经济表现也是不俗的。由于本文重点在于分析欧洲未来动态对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格局的影响，因此，重点放在分析欧洲形势中呈现出的变动性上。
（一）大选年稳中有变
2017年发生的欧盟国家的大选虽整体持稳，但荷兰、法国、德国大选中出现不同程度的民粹主义思潮，折射出深层次经济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了欧盟未来的不确定性和离心力。传统党的险胜并无法掩盖逆全球化和反对欧洲一体化右翼势力异军突起的事实。荷兰极右翼自由党、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和德国选择党在选举过程中展现了强劲势头，虽未能胜选，但也反映出先行内政与社会的隐忧。幸而大选年虽然有变，但整体稳定（特别是作为核心国家的德法两国的大选结果），为欧洲政经形势带来利好消息。相比稳定，更值得关注的是潜在的变化，以及可能在未来滋生出的局势不确定性。
在德国，默克尔虽得以连任，但也无法掩盖联盟党得票率达到历史最低点的事实。传统政党支持率走高的同时，右翼选择党却悄悄成为议会的第三大党。一方面，大选总盘的变化给默克尔带来了极大的组阁难题，使其在内政层面受到诸多掣肘；另一方面，牵扯于国内事务的繁琐，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新政府对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意愿可能随之削弱。评论指出，作为欧洲中流砥柱的德国政治之松动很可能意味着欧盟区内其他国家政治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出现松动，如此右翼势力很可能趁势而起。[1]如此，有学者将之称为欧洲“最糟糕的选举”，因为它可能会让欧洲更进一步陷入危机。[2]在法国，虽说马克龙的当选及其亲欧立场给危机中的欧洲一体化带来一定的正能量，但大选总盘的格局变化也隐隐折射出法国内部经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首轮选举的得票率达到21.7%，成为2002年以来首位进入第二轮选举的右翼总统候选人。[3]马克龙在参议院改选中仅仅获得23个席位，右翼共和党仍占据多数席位。国民阵线的异军突起也是人民不满情绪蓄积的结果。
此外，对加入欧元区没有兴趣和反对难民入境的政党上位，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离心力。例如，在奥地利选举中，传统执政党社会民主党仅获26.9%选票，中右翼人民党获得票31.5%，极右翼自由党支持率也高达26%。最终，人民党宣布和自由党共同组建新政府。[4]库尔茨作为人民党的主要领导者具有明显的政治偏好，他曾主张关闭难民进入欧洲的巴尔干路线[5]；而接纳了偏右的自由党的奥地利新政府很可能出现更为强的右翼倾向，并与欧盟产生分歧。[6]
（二）非传统安全隐患频现
在安全领域，欧洲的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问题继续发酵。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统计，2017年全年，到达欧洲的难民和移民人数达到171635人，相比2016年同期有了大幅下降。[7]然而，大量难民还是给并不乐观的欧洲经济社会状况带来沉重负担，甚至可能引发进一步的潜在冲突。
欧洲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呈现出加剧态势。2016年欧洲共遭到142次恐怖袭击，47次成功实施，共造成142人死亡，379人受伤。[8]2017年8月17日，巴塞罗那遭受恐袭，“伊斯兰国”宣称对此负责。英国则连续遭到3次恐怖袭击。欧盟和北约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多次遭受“伊斯兰国”袭击。随着“伊斯兰国”在中东的败退，不少恐怖分子开始回到欧洲，这将对本已不稳定的欧洲安全形势产生新的冲击。尤其是部分人员可能在恐怖分子训练营接受过一系列技能培训，如制造炸弹、使用武器和加密技术，具备充分的安全意识、规划和作战专长，他们将寻求袭击高价值目标以扩大影响力。[9]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最新的反恐报告提到，自2012年以来，共有超过10000名欧安组织成员国公民加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其中40%的人员已经返回欧洲母国，如何应对他们将是欧安组织成员国未来面临的挑战。[10]
此外，德国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将引导欧盟难民政策走向，大选后的德国政局未明朗，因此在难民议题上存在变数。2017年9月，德国内政部长德迈齐埃（Thomas de Maiziere）表示，要对拒绝分担难民责任的欧盟成员国采取行动。[11]6月，欧盟对匈牙利、捷克和波兰采取法律行动，因为这三国拒绝承担2015年欧盟制定的难民和移民份额。[12]组阁后新的德国政府可能在难民政策方面有所调试。然而，不管何种调试，在将承担或已承担难民份额的同时，能够有效安置难民，并使他们尽快融入当地社会，避免冲突升级迫在眉睫。联合国难民署的一份报告显示，难民被安置在不适合长期居住的、拥挤的接待处和应急设施中，族群关系紧张，安全风险上升。[13]
（三）经济缓慢复苏但危机潜伏
虽然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毋庸置疑2017年的欧洲经济整体向好。回顾2017年的欧洲经济，不少国家的GDP增长提速，失业率有了明显下降，就业率也达到了历史相对的较高水平。在2018年，这一向好形势有延续可能。尽管如此，在深层问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的情况之下，危机依然潜伏。
欧洲经济开始复苏，但收入差距逐渐加大。2017年以来，欧盟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增长趋势。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欧盟28国和欧元区19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四个季度均分别增长了0.6%、0.7%、0.6%和0.6%。2017年，欧盟28国GDP增长了2.4%，欧元区GDP增长了2.3%，上年同期两项数据分别为2.0%和1.8%。[14]但与此同时，收入不平等成为新的问题。OECD的报告认为，收入和财富是欧洲社会经济分化的第一个方面，也许是最突出的方面。最富有的10%的平均可支配收入是最贫困10%的9倍左右。[15]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提到，不断增长的收入不平等造成了欧洲的不稳定形势，需要认真应对。[16]
欧债危机余波仍在，危机潜伏。欧盟地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并未辅以配套的统一财政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货币汇率调整机制。面对外来冲击，欧盟国家不得不单方面利用本国的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进而为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埋下了重大隐患。欧盟内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进一步加剧了欧债危机。经过各方努力，欧债危机基本得以治理。2016年，欧元区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从90.3%下降到89.2%，欧盟28国政府债务从84.9%下降到83.5%。[17]相比2017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的欧元区政府债务从89.2%下降到89.1%，欧盟28国政府债务从83.6%下降到83.4%。[18]在一定程度上，欧洲经济缓慢复苏。
然而，欧洲的一体化事业，特别是经济一体化面临信任赤字，区域不均衡预示着危机的苗头将持续潜伏。同时，仍有部分国家深陷泥潭，其中以希腊最为严重。从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来看，希腊政府债务在2016年占GDP的180.8%，并连续3年达到170%以上。[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认为，希腊债务从长期来看将会“爆炸性”增长，并且不可持续。[20]希腊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债务可持续性意见不一，其中一个主要分歧在于评估希腊银行的健康状况。[21]对于希腊应对债务状况来说，也有部分利好消息，例如在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在原则上为希腊提供16亿欧元的贷款，但前提是获得希腊的欧洲债权人关于其债务可持续以及经济计划向前推进的可靠保证。[22]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塞浦路斯、比利时的债务状况也不乐观，债务占比均超过100%。
（四）英国脱欧缓慢而艰难
英国脱欧在短期内还没有引发激烈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区域一体化方面，一个“苦涩的利好消息”是英国脱欧进程缓慢而艰难，从而让欧盟成员国感受到了脱欧的“交易成本”之高而暂且却步。
简单回顾英国启动脱欧程序的进程。2017年2月1日，英国议会下院以498对114的票数比通过了脱欧法案，授权首相启动脱欧程序。[23]2日，英国政府发布脱欧白皮书，提出要进行平稳地退出，与欧盟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保持与欧盟的自由贸易。[24]3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正式开始脱欧进程。英国的脱欧谈判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公民权利、财务结算、“分离”问题和爱尔兰边界问题，第二阶段是英国与欧盟的未来关系。6月进行了第一轮谈判，到11月共进行了六轮谈判，至此第一阶段谈判结束。[25]但是这些谈判并未取得实质进展，尤其是在英国对欧盟的财政承诺方面陷入僵局。[26]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Donald Tusk）在欧盟峰会的讲话中表示，英国要么选择“硬脱欧”，要么不脱欧。尽管步履艰难，脱欧进程仍在继续。12月8日，英国和欧盟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在保护公民权利、爱尔兰边界问题、财务结算问题上达成原则性协定，英国同意保护本国欧盟公民权利，致力于避免任何有形基础设施或相关检查在内的硬边界，2019和2020年继续为欧盟年度预算出资。[27]脱欧进程预计于2018年初进入第二阶段，下一步的谈判重点将围绕脱欧生效后，英国在过渡阶段的区域内经贸待遇等问题展开。
英国脱欧体现的是三个主要的欧洲国家对于欧洲一体化的不同理解，英国视欧盟为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主要平台；法国视欧盟为设置欧洲话语的主要途径；德国视欧盟为区域内政治经济事务的监管渠道和实现德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翘板。加之英国在历史上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扮演已经逐渐过时，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影响力相对衰落，因此，英国的离心力并非是新近事物。欧盟对于每个国家的意义不同，支持程度自然不同。观察德法两驾马车的认知，可以看到它们在维系欧洲区域一体化的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
国际政治的权力格局
（一）欧盟作为一极
综上，欧洲在内政、区域一体化、经济复苏和非传统安全方面都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欧洲面临新的内部形势，这也将促使欧洲在处理区域和国际关系方面采取新姿态。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将如何影响欧洲与中美俄三个重要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总体而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长期来看，一旦欧盟作为一极的影响力下降，国际政治格局可能受之牵动。
仅以区域一体化受挫为例，英国脱欧损失欧盟元气。从物质力量上看，少了英国的欧盟在金融等核心领域内的经济能力有待观望。在欧洲并未彻底摆脱欧债危机泥潭的情况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开展脱欧谈判，对英国和欧盟来说都是交易成本很高的一件事情。做出脱欧决定正值欧洲相关机构计划在消除外部威胁上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之际，这给欧洲的对外政策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28]欧盟委员会委员冈瑟·厄廷格（Günther Oettinger）表示，脱欧导致欧盟资金缺口每年最少达到100亿欧元，再加上国防、内部安全等任务的资金，总缺口可能达200亿欧元。[29]在军事能力方面，脱欧也带来军事影响力的相对减弱。基于历史性原因，作为欧盟核心国家之一的德国和欧盟本身，在国防、安全和外交能力方面都相对受限，而英法掌握着重要的欧洲军事力量。英国是欧盟最大和北约第二大防务支出国，缺少英国会打破欧洲东部和南部的权力平衡，使欧洲朝更为内向性的方向发展，也会使欧洲的军事装备成本更加高昂。[30]虽然，北约的成员国没有发生变化，但在有了离心力的成员国之间谈军事一体化可能受之掣肘。就欧盟作为一极的话语权和软实力方面看，英国脱欧在欧盟区域内产生一定的离心力，尽管恶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一时间并未出现，但促使欧洲日渐破碎、统一话语权减弱的潜在因素仍然存在。
综上，就软实力方面，英法两国都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没了英国的欧盟可能丧失一定的话语分量；就硬实力来说，英国有大规模的远征军、核武器、金融力量。少了英国，欧盟军事力量自然有所损失，金融能力有待经受考验。再者，英国脱欧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欧盟乃至G7的整体实力的下降，逐步明显的内部分化导致整体影响力相对下降。
除了欧洲一体化方面，欧洲作为一极的力量示弱，大选年带给欧洲的不确定性大于确定性。经济能否持续复苏，难民问题是平复还是隐患连连，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能否有效治理，都是摆在未来欧洲面前的重大难题，也影响到欧洲参与国际舞台的精力、综合力量与国际影响力。
（二）美欧关系务实化
随着特朗普展现重双边、弱多边的外交倾向出现，加之欧洲自身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一方面，美欧同盟相对弱化，但美欧关系依然重要；另一方面，欧洲在美欧关系中的独立性增强，务实态度明显。
虽然在不少问题领域内美欧冲突频频显现，同盟关系存在“量变”，但在“质”上看，美欧关系依旧重要。在中短期来看，欧盟仍需要借助二战后形成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平台，作为参与全球事务的规范，维持区域秩序和跨区域关系的规则。在部分问题领域里，欧盟反而需要通过进一步强化同盟关系，谋求自身利益更大化，特别是随着欧洲本土安全形势的恶化，接连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在北约峰会前，图斯克在与特朗普的会晤时表示，美欧要在很多领域内达成一致，首当其冲的领域就是反恐。[31]对特朗普而言，打击恐怖主义也是美国的优先事项。他在就职演说中曾强调，美国将团结文明世界，反对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并彻底根除恐怖主义。[32]在联合国的讲话中，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和盟友正努力消灭恐怖分子，防止其死灰复燃并向所有国家发起袭击。[33]围绕反对恐怖主义，美欧利益交叉，特别是在阿富汗问题上，北约仍然是美欧之间重要的安全协调机制。美欧仍需要通过北约保持在阿富汗驻军，共同打击塔利班等组织。9月27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共同访问阿富汗，表明双方仍将保持在此问题上的合作。
在价值观层面上，欧美具有相似的规范认同。图斯克认为，价值观和原则是美欧关系的首位。[34]彭斯（Mike Pence）在访问布鲁塞尔时也表示，美欧有共同的价值观，都希望通过自由、民主和法治促进和平与繁荣。[35]欧盟将继续配合美国，主打人权与“良政”等欧洲标准。在人权、“良政”等问题上，欧美不会放弃充当发展中世界“教师”的“使命感”和冲动。
欧洲方面，重新审视追随美国的后果（例如，追随美国中东政策，承担的难民接纳压力），更为重视战略自主性。在欧洲遭受经济和安全双重压力下，美国并没有表示出帮助欧洲解决问题的意愿。特朗普将美国的外交政策定性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36]，即美国将基于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况做出外交决策，而非僵化的意识形态，寻求更多合作伙伴。在此原则指导下，美国不太可能分担欧洲的压力，更别提成本共担。作为欧盟核心国家的德国，在对美关系方面“裂痕”可见。特朗普在推特上指责德国，认为美国对德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而且德国支付的北约防务费用太少。[37]默克尔也抨击了特朗普在气候问题的立场，德美双方分歧明显。[38]
美欧关系的张力明显，欧洲不再会全盘对美亦步亦趋，而是有斟酌地选择与参与，另一个原因在于美国在诸多领域的保护主义倾向明显，更为关心国内事务而非为国际事务承担治理成本。在特朗普表示退出伊核协议后，英法德三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将继续致力于维持该协议，这是三国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39]美国“后撤”带来的安全治理真空，将对欧洲充满隐患。此外，特朗普多次表示北约应分担防务开支，驱动欧洲加快自主防务建设，减少对美国在安全治理层面上的依赖。2016年11月，欧洲发布《欧洲防务行动计划》，提出设立欧洲防务基金，加强欧盟的战略自主性，成为安全提供者。[40]11月13日，欧盟23个成员国在防务领域达成“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协定，这是欧盟追求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中的关键一步，[41]也体现了欧盟对美国“后撤”可能带来防务领域内治理真空的防备心理。
（三）俄欧关系有改善空间
俄欧关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美俄关系与欧俄关系有一致也有差异；俄欧关系存在改善的空间；因问题领域而态度迥异。所以，追随美国的同时，欧洲在处理俄欧关系方面，也有其独立的利益诉求。
美国长期将欧洲东部大陆的问题欧洲化，使欧洲承担美国战略的成本。例如，追随美国的欧亚大陆战略回应乌克兰问题，欧洲给予了俄罗斯经济制裁。在经历了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和欧盟内部离心化趋向的震荡后，欧洲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加剧与俄罗斯的对立。一方面，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具有经济互补，特别是能源依赖，因此对俄制裁也影响到欧洲的经济利益实现。欧盟与俄罗斯在2017年前7个月的贸易额同比增长了28.7%，俄罗斯对欧盟的出口达到794亿美元，增长了31.2%。[42]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伊德里斯·贾扎伊里（Idriss Jazairy）认为，欧盟在制裁俄罗斯过程中每个月损失32亿美元，3年来损失的总额大约是俄罗斯的两倍。[43]一些小国，比如意大利也因制裁损失40亿欧元。另一方面，欧洲将过多的精力放到欧亚大陆，致使其并未提前察觉到来自环地中海区域的潜在威胁。
欧盟国家采取了一些行动来缓和俄欧关系。2017年3月，欧盟委员会提交草案，结束自2012年以来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在中东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调查。欧盟竞争委员会委员玛格丽特·韦斯塔格（MargretheVestager）表示，俄公司同意遵守欧盟规则，推动中东欧天然气自由流通，进而更好地整合该地区的天然气市场。[44]长达五年的反垄断调查结束，可被视为欧盟改善对俄关系的重要一步，外界认为将有助于稳定俄欧能源合作。此外，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相继访俄，释放愿意沟通交流的信号。德国总理默克尔5月访问俄罗斯，是2015年以来的首次。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10月访问俄罗斯，是7年来首位到访俄罗斯的德国总统，他强调继续对话以改善双边关系。据称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也将于2019年到访。[45]
当然，在部分问题领域内，欧盟依然保持对俄的不信任，双边关系仍面临挑战。乌克兰问题及其引发的经济制裁是俄欧关系的重点，欧盟将取消制裁和《明斯克协定》挂钩。图斯克在G7峰会上表示，只有全面执行《明斯克协定》，才能解决冲突，但目前并没有看到任何可以改变对俄制裁政策的理由。[46]2017年6月，欧洲理事会宣布，将对俄罗斯的制裁延长6个月。[47]然而，俄罗斯表示不会请求欧洲取消制裁，制裁与停火协定无关，它仅仅是取得对俄竞争优势的借口。[48]可以预见，双方对于制裁问题存在巨大认知分歧，只要制裁仍然存在，双方关系就很难出现大的转圜。
欧盟内部的对俄态度分歧比较大，德法等欧盟大国和波罗的海及部分东欧国家的对俄态度迥异。前者相对务实，后者相对排斥；前者重视经济和反恐领域内的合作，后者更多地从安全领域看待俄欧关系。除了在能源等传统经济领域内合作诉求，随着中东局势的变动和难民问题的发酵，欧盟显然在反恐领域内更需要与俄罗斯开展合作。总体来看，俄欧关系有缓和的空间，但内外部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
（四）中欧关系喜忧参半
在内外忧虑不断的背景下，欧洲更加务实，中欧可能进一步接近。中欧双方存在共同利益，谋求中欧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越来越高，合作对双方来说都是明智之举。图斯克认为，中欧存在诸多共同利益，但最重要的是对维护和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49]容克也认为，中欧伙伴关系的基础在于对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共同承诺。[50]
在经济关系上，中欧关系有喜有忧。喜在合作空间巨大；忧在欧洲部分国家对中资企业行为的不信任。首先，与中国深化关系，有助于欧洲保持经济影响力。在欧债危机、英国脱欧和难民危机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响下，欧盟急需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状况。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2016年中欧贸易额达到5146亿欧元，商品贸易额每天超过15亿欧元。[51]欧盟希望对接欧洲投资计划与“一带一路”，两个倡议能帮助欧盟解决基础设施的瓶颈问题，尤其是在中东欧的港口和铁路设施，以及连通中欧的新铁路货运。[52]欧洲智库勃鲁盖尔的一份研究报告进一步表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中欧需要全面深化双边经济关系，尽快达成双边投资协定，随后开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利用“一带一路”作为扩大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平台。[53]其次，谈喜勿忘忧，审慎对待中欧经济交往。近年，欧盟加强了对中资企业的并购审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部分欧洲国家对中资企业行为的不信任。它们将企业的市场行为解读为政治举措，担忧并购是为了购买技术，获取国际竞争优势。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活动逐年增加，避免来自欧美的双重收紧压力、做好增信释疑工作、塑造互利共赢的良好外部环境的工作任务依然很重。
在政治关系上，虽在某些领域有不同的认识，但中欧双方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欧双方是国际体系规则的重要支持者。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表示，日益紧张的局势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使中欧合作变得至关重要。作为全球性的重要行为体，双方有共同的责任，建立更加合作、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54]随着欧盟和美国的分歧加深以及美国在诸多领域内的“后退”，中国和欧盟很可能在全球政治中形成新的支柱。[55]在全球治理的诸多领域内，两者都存在着合作的空间。中欧还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达成一致，双方在多个对话场合重申致力于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正如2017年中欧峰会的主题如此阐释中欧关系：中欧将“在全球伙伴关系中前行”。
在安全关系上，中欧安全合作空间广阔。2016年《欧盟对华战略》指出，欧盟需要与中国寻求更广泛的外交政策议程，加强与中国在安全和防务问题领域内的磋商。[56]有研究认为，欧盟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平台，在一系列安全议题上与中国开展合作，进而共同应对来自中亚和南亚的恐怖主义威胁。欧盟可以通过欧安组织和亚欧会议（ASEM），开启与上合组织和亚信会议（CICA）的对话机制与合作。[57]目前欧安组织是亚信会议的观察员，亚欧会议和亚信会议的成员国也互有交叉。鉴于这两个机构在国际安全对话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及中国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开启对话机制有助于减少欧洲的安全压力。在第19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中，双方同意继续开展外交政策和地区事务磋商对话机制，通过定期的安全政策对话进一步加强安全防务合作，并举行反恐特别专家组磋商，在打击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方面建立多边和双边合作。[58]
世界经济与全球治理
欧洲形势变动对全球治理带来影响，有挑战，也有利好。例如，欧洲姿态的变化在货币、贸易、发展和安全等各个领域之内都有一定程度的“震荡效应”。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各国更应准确把脉区域与世界的发展趋势，共同应对各类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构建全球治理的新图景。本节从货币治理、贸易治理、发展问题和安全治理等领域予以举例，分析受本土形势影响的欧洲对外政策将如何影响部分问题领域内全球治理的秩序与图景。
（一）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形势
就货币领域来说，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具有必要性，但不确定性仍在。国际货币权力的划分与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的格局紧密相关，全球经济多元化必然带来国际货币的多元化趋势。二战后欧洲经济的恢复和繁荣，相伴而生了欧元的异军突起。虽然，在一体化道路上欧洲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欧元区经济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经济核算单位，占据一席之地。而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现实，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历史性的机遇。一揽子货币的多元化，既包括欧元捍卫原有地位的努力，也包括了人民币的积极加入。如此，两者都是倒逼改革国际货币机制的重要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少了欧元的货币篮子，估计也是很难保持多元化的。在货币篮子里，如果欧元走弱，美元的强权将进一步回温。如果其他主要货币相继走弱，国际上平衡美元货币的需求也会增加。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骤然增加的今天，更加需要避免任何单一储备货币的霸权带来不稳定性。
欧元能否在货币篮子中守住地位有赖于欧元区经济和脱欧等相关事情的进展情况。在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的时代背景下，美国诉诸量化宽松（QE）等短期刺激手段，试图改善国内经济状况，并未顾忌对外部世界经济是否会造成负面溢出效应。一方面，美元的强权地位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失信行为可能导致美元的“特里芬难题”持续发酵。
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都不是利好消息，可能给欧元夯实地位带来负面影响。毕竟货币正如一个信用市场，没有了好口碑往往是致命的。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过去的2017年，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有所回升，这与欧洲经济的缓慢复苏和欧洲央行相对过去更为“鹰派”的货币政策有所关联。
未来可能冲击欧元稳定性的因素还有很多，原本对欧盟和欧元存疑的国家对欧元区经济和欧盟一体化事业的信心可能受挫。容克在年度演讲中提出欧元注定是欧盟的单一货币，希望通过欧元团结欧洲。[59]而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中东欧国家仍然拒绝加入欧元区，且没有制定明确的时间表。波兰财政部长曾表示，只有在欧元区变得强大且能应对当前问题后，波兰才会决定是否加入。[60]可见，人们对欧元区经济的信心，将直接影响到对欧元的信心。
此外，欧元区内部发展不均也是影响欧元稳定的重要因素。人均收入高、失业率低的北部和竞争力低、失业率高的南部发展不均，这种不平衡加剧了成员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反欧情绪。而目前采取的调和手段并不可行，又将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欧元区未来的悲观情绪。[61]在此背景之下，欧洲需要加强政府财政监管以及金融监管，提高金融稳定基金杠杆，扩大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最后，英国脱欧能否规避“硬着陆”，可能会影响到伦敦的金融地位，欧洲大陆如何承接金融功能也是一个重要难题。而英国脱欧后，对于离岸人民币中心的选择，也需要慎重考虑，确保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顺利进行。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多，因此更为需要借助既有（如IMF）和新兴（如G20）平台，让欧元和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国际贸易治理规则“碎片化”
在贸易领域，治理规则“碎片化”的状况将持续一段时间。不仅仅是欧洲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受挫，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规则碎片化现象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阶段性特征。特朗普倡导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将加剧贸易治理规则的碎片化。上台伊始，特朗普就签署行政命令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因为TPP破坏了美国经济，导致工人失业。[62]
在“美国优先”的指导理念之下，美国出现了从自由贸易立场上后退的趋势。2017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2017年度贸易政策日程》指出，与美国相悖的世界贸易组织裁决并不会直接导致美国法律和惯例的变化，特朗普政府优先维护美国的利益。[63]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表示，美国要保护自己利益免受其他国家侵害，避免他国商品抢占市场、投资和工作的机会。[64]
除了在多边领域和自由贸易方面的撤退，美国转而关注诸边和双边关系。例如，特朗普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AFTA）通过后，美国损失了至少1/4的制造业工作。[65]因此，他还决定与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在重要双边层面，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在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年会上表示，（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仍在考虑中，但不是特朗普政府的首要议程。[66]
目前的欧洲，对内面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张力，对外面临高举保护主义的美国，可谓形势严峻。欧洲在推动全球贸易的多边谈判方面付出了不少努力，但目前来看，依然难启僵局。不容否认，消除贸易壁垒，维护国际贸易的全球大多边规则有益于各国的长远利益。由于暂时无法改善这种碎片化，欧洲也非常重视重要的双边经贸与投资关系。例如，2017年7月，欧洲与日本达成自由贸易协定[67]，而中欧仍在为达成双边投资协定不断努力。如此，也为中欧经贸关系向继续深入合作的方向进步提供了空间。中欧在多边治理层面的共同利益是明显的，例如，同时作为出口国的中国和德国，在贸易规则领域的共识，为进一步对话提供了“机会窗口”。
（三）包容与可持续的发展
在发展领域，减少贫富差距、保持可持续发展既是欧洲国家的共识，也是全球治理亟需应对的重要议题。欧洲民粹主义和右翼政党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民众对不平衡发展的不满。有研究认为，只要社会分化仍然存在，就无法缓解全球化失败者的愤怒和对传统民主政治的失望，挑战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也将继续存在。随着欧洲国家的危机后恢复，想要从根本上抑制经济社会的矛盾，亟需弥合区域内和国内两个层面内部的不均衡问题。
2016年11月，欧盟列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优先事项，其中第一要务就是促进就业、增长和投资，贫穷和不平等仍是欧洲社会的关切，只有解决该问题才能确保欧洲在全球经济中长期保持竞争力，并保持欧洲社会生活的稳定。[68]应对不均衡发展，欧洲也做出了不少努力，例如2017年5月，欧盟成员国在发展领域达成了新的共识，将支持有效、可持续和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障基本收入，防止赤贫状态出现。于2015年9月通过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了欧盟的基本发展战略，包含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项目。在减贫和培育包容性发展的途径方面，欧盟还把减少不平等现象纳入发展合作的主流。[69]
实际上，不仅仅是欧盟成员国，全球各国必须更加关注不平等发展和社会不公正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缓冲非对称性发展带给脆弱中下层民众的冲击[70]。而有效的途径则是包容与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将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重视可持续发展则表明国内经济社会治理的必要性。欧洲“警钟”的敲响提醒世界各国，在包容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内增强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很大，符合各国的根本国家利益。
（四）国际安全治理呼吁对话与合作
在安全领域，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领域内，欧洲和世界皆认识到合作治理的必要性，只有携手共同应对挑战，才能避免予以治理。恐怖主义无法依靠单个国家的力量解决，需要进行跨境治理。负责欧盟安全事务的委员朱利安·金（Julian King）在年初表示，只有欧洲各国携起手来，才能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改进信息共享，完善现有数据库，获取最优信息，将是反恐最高优先事项。[71]即使对要求脱欧的英国来说，对外界“关门”也并非良策，不可能带来和平与稳定，谁都不可能在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下独善其身。特蕾莎·梅在之前给图斯克的信中曾宣称，如果欧盟和英国无法达成脱欧协议，那么英国将减弱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欧洲安全环境正处于冷战后最脆弱的时期，缺少英国的合作是成本巨大的失误。[72]然而，在连续遭袭后，梅认识到，英国仍需维持与欧盟的安全合作，并希望与欧盟达成新的战略协议，为安全合作提供全面框架。[73]
从当前来看，欧洲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世界联合反恐、共同参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治理活动也是迫在眉睫。欧盟倡导的信息共享机制，在全球很多国家和区域之间已经广泛运用。在全球化的时代应对全球性的安全威胁，合作必然是明智之举。在不少国际组织平台上，例如G20峰会上，谋求共同安全成为与共同发展同样重要的议题。
结 语
总之，欧洲之变与世界相连，也与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息息相关。一方面，欧洲的变动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提供了一定的战略空间，中国要抓住机会窗口期，改善对外关系，提高外交影响力；另一方面，欧洲的变动也给中国未来开展对外交往、提高国家参与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未知挑战。面对欧洲形势的变化，中国也需要采取相关举措更好地维护中欧伙伴关系，保证“一带一路”在欧洲的顺利推进。首先，中国要努力培育和欧洲国家的信任关系，将共同利益转化为中国与欧洲的共同知识。共同知识涉及行为体相互之间关于对方理性程度、战略、偏好、信念以及外部世界状态的认知。[74]当中欧形成关于共同利益的主体间认识时，不断的互应会加深对共同知识的证实，由于“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75]相互合作更容易达成。其次，保持与法德等大国的良好关系，同时兼顾小国利益。最后，推动“一带一路”与欧洲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实现包容性发展和互利共赢。
(任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郑海琦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读研究生。本文原发在《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3期。本号略去了所有注释和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