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在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北大国发院讲席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出席，并在“中美贸易与金融开放”圆桌论坛中发表演讲。
他表示，任何国家金融开放的目的应该都是一致的，一是要创新；二是要控制风险。他说我们的经济金融发展的水平跟美国不太一样，美国是储备货币的发行国，所以它在国际金融里不存在货币错配的问题，不会发生国际收支危机或者货币危机。我们的金融要发展的好，大的方向还是要进一步开放。
在进一步的开放中，黄益平强调，“这一轮的开放并不完全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金融下一步怎么开放，官方和民间一直都在筹划。“ 他表示，去年年初中国金融40人论坛做的《径山报告》，以及国务院去年推出新的金融开放的政策，实际上在贸易摩擦升级之前就已经在做了，主要研究的就是金融下一步怎么开放。
"下一步怎么走？我认为需要分清楚两个东西：第一,分清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和资本流动的开放，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应该更大胆，资本流动的开放要谨慎一些；第二，资本流动方面也可以区分长期资本流动和短期资本流动。“黄益平说道。他称，世界各国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发现主要的问题就是短期资本流动太频繁量太大，容易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造成冲击。
同时，他强调，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需要执行两个措施：第一，金融开放有一个次序的问题，有的要先做，有的后做，既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也强调以改革促开放。
第二，即便放开了，还是需要有一些宏观、微观深深监管机制。比如，国际上向像准备金、（托宾税）目的就是资本市场一定放开，但是放开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风险缓释机制。保证我们在获得好处的同时，尽可能的支持金融稳定。
此外，在提到中美贸易战时，黄益平表示，不打贸易战是最重要的。打贸易战对双方是没好处的。并且，他认为，到2020年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应该是“一元、多极、共治”的。
以下为演讲全文：
主持人（鞠建东）：中国金融行业开放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中国的金融开放之后，也会成为像美国那样的金融行业，还是说不一样？中国金融行业和美国金融有没有制度性的差异？
黄益平：我觉得在任何国家金融开放的目的应该都是一致的，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条是帮助我们创新、提高金融效率，第二条是帮助我们控制风险。至于说我们未来开放和美国的目标模式是不是会一致，这个问题说实话在过去十年我们对这个问题是的看法是有改变的。
我们原来的愿景是最后我们的金融体系和美国差不多，现在看起来不那么简单，但主要不是体制问题。可能是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方面的因素是我们的经济金融发展的水平跟美国不太一样。特别明显的就是除了美国是储备货币的发行国，所以它在国际金融里不存在货币错配的问题，不会发生国际收支危机或者货币危机。我们有这个问题。伦敦商学院ElenaRey教授提出来的，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在国际金融里有一个叫“不可能三角”，汇率稳定、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目标之间，一般只能同时实现两个。
Rey教授的基本发现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开放资本项目，你的货币中的独立性就很难保证。我们资本项目放开以后货币政策就比较被动。这个假设对国内金融稳定问题也适用。所以，虽然我们大的方向还是要进一步开放。而且我特别要指出来的是我们这一轮的开放并不完全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国务院去年推出新的金融开放的政策，实际上是在贸易摩擦升级以前就已经在做了。我们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做的径山报告，是去年年初就开始做的，到去年九月份发布，研究的就是金融下一步怎么开放。可见官方、民间一直在筹划这件事情。
第二是金融开放的最终目标是否完全放开？不见得。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不利于经济金融稳定。
那么，下一步怎么走？我认为需要分清楚两个东西：第一个是要分别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和资本流动的开放，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简单的来说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更像在金融行业引进很多外国的直接投资，其实对金融稳定、金融效率对经济的支持含义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对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应该更大胆，大家对资本流动要谨慎一些。
第二，资本流动方面也可以区分长期资本流动和短期资本流动。世界各国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发现主要的问题就是短期资本流动太频繁量太大，容易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冲击。最终归根到底除了我们大的方向还是要进一步推进，因为这个对我们的效率提高和大的方向来说控制金融稳定是有好处的。
但是具体在执行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要执行两个措施：第一个措施还是要讲究金融开放是有一个次序的问题。有的要先做，有的后做，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时候经常将以开放促改革，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但是在金融领域可能同时要强调以改革助开放，不能光说开放，拼命往前走了，国内的事情没做好，这是很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在国法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先后的顺序其实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从长效机制来看，即便放开来了，还是需要有一些宏观、微观深深监管机制。国际上也有一些做法，比如说像准备金，像（托宾税）目的就是资本市场一定放开，但是放开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风险缓释机制，这是保证我们在获得好处的同时，尽可能的支持金融稳定，比较稳妥的做法。
主持人（鞠建东）：今天上午刚刚新华社发布的中美两国在华盛顿的经贸磋商上的联合声明，刚好趁这个机会问问各位专家的看法。
第一，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的减少美对华贸易货物贸易逆差，为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或者是促进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中方将大量的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这也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和就业，这是第一。
第二，同意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双方还就制造业和服务方面的贸易进行了讨论，也同意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同意鼓励双方的投资双向投资，努力创造公平的竞争的营商环境。
大概这样三四个问题，想问问各位专家对这个公告大家有什么评价什么看法？
黄益平：我觉得挺好的。最重要的我看到一点就是不打贸易战了，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对我们今天中国这样的状况，有很多经济学家经常算如果打仗的话哪一个国家损失更大，我觉得可以算，但是归根到底你还是要意识到反正对我们是没好处的。
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们非常重要，我简单的就提一句，大概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北大国发院跟美方做中美经济对话，当时是主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王岐山副总理让我们建起来做，建起来之后给我们派了第一个任务，做一个研究，当时的题目是，到2020年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我们当时做研究之后最后的结论就是三个词，叫“一元、多极、共治”。
到今天这个结论我觉得还是适用的，中国经济不断的发展，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力量会越来越大，但是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还是要在一个体系当中，但是力量会更加的多元化，但是我们以后的治理也要变得越来越多，而不是动不动就想干一仗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达成协议不打仗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发展经济，要对世界经济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