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甘犁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17年比2016年出生人口减少了63万人，人口出生率比2016年下降了0.52‰，仅为12.43‰，这一数据比日本的出生率还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更是下降到了5.32‰的惊人低生育水平。
“一孩”出生率明显降低是人口出生率下降的主因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二孩数量上升的同时一孩数量却大幅度减少。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并出现近20年来首次二孩生育数量高于一孩的情况。因此可见，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实际上已经减缓了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幅度，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一孩出生率的下降。
一孩出生人口下降很重要的原因是，2017年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预计2020年，退出育龄妇女数量将达到1340万，是新增育龄妇女的两倍。目前，90后已成为一孩生育的主力，但90后整体的人群锐减又导致育龄妇女整体规模大幅下降。
与此同时，高房价、高育儿成本、颠覆传统的生育观念、婚育年龄推迟等原因又进一步导致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一孩出生率的下降终将导致二孩政策的生育红利逐渐衰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经济发展带来低生育率是客观趋势
从全世界情况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出生率下降是长期趋势。欧美发达国家自19世纪初期生育率开始大幅下降，中等收入国家自1964年开始出生率稳定下降，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虽然出生率较高，但也仍然保持稳定下降的趋势。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高收入国家目前整体保持在1.62，但生育率在近20年中略有回升。中国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方面，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类似，首先是生育率下降，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生育率也会最终稳定下来。
研究发现，婴幼儿死亡率下降、避孕器具的推广、直接养育成本、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高质量孩子的成本收益变动、社会保障的普及都是出生率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近几十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引起上述各方面发生巨大改进，进一步促使我国出生率大幅度下降。
低生育率趋势呈现，一定会造成劳动力短缺吗？
首先，从国际经验来看，如何定义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所不同。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降低人口增长率有利于经济发展，而发达国家则是提高生育率有利于经济增长，前提是其初始的生育率的高低，也即与最优生育率相比较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中国最优生育率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因此很难判断现有生育率是否有利于中国的长期增长，认为中国已经陷入人口危机甚至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实则盲目且言之过早。
其次，我们在看人口变化的时候不仅要看到短期数量的变化，还要关注预期寿命和有效工作时间、人口质量、技术变迁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我国高中和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占比从2000年的11.15%和3.61%分别上升至2010年的14.03%和8.93%。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2.7%。人口素质的提升将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潜力。
第三，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方面来自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人工智能技术对流程化的工作形成了巨大挑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201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每一千名工人增加一个机器人将会减少0.18－0.34%的工作岗位，大量的工作岗位将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而消失。
最后，“人口红利”可以通过要素市场改革延续。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远没有实现最优状态，户体制的壁垒也约束了人才在体制内外之间的流动，并压抑了体制内人才的创造性和生产率，制度改革使得“人口红利”仍然有较大的释放空间。
尽管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并不会削弱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我们仍然需要关注“低生育率陷阱”导致的人口规模萎缩问题。
未雨绸缪是未来人口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认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5时，人口规模将持续萎缩下去。目前学界对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争议较大，但综合诸多研究来看，我国目前生育率水平在1.5－1.6之间，尚未掉入“低生育率陷阱”，而是在边缘徘徊。但滑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仍然较大，需要合理的公共政策刺激人们的生育潜力。
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鼓励生育要从建立鼓励生育的制度政策体系、提高婴幼儿照护服务能力和消除对女性就业歧视三方面同时着手。
第一，国家政策要向“生育友好型”转变。
建议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并把鼓励生育纳入到各类制度和政策设计目标，如停止对未婚生育罚款，妥善处理未婚生育现象；给予生育现金补贴；在个税方案设计时，对家庭根据孩子的数量进行一定的税收抵免；设计灵活的带薪产假和陪产假制度，在避免过度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增加假期；对小孩数量较多的家庭在购房时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和降低贷款利率等。
第二，大力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降低家庭养育负担。
生育对女性带来的不仅是货币成本，更重要的是时间成本。大量女性因为看护婴儿而不得不放弃工作，或者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影响到职业发展，降低了生育的动力。
可以借鉴目前国外的做法，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婴幼儿看护领域，同时政府对婴幼儿看护进行货币补贴和政策扶持，将女性从婴儿看护中解脱出来，提高女性生育的积极性。
德国的经验表明，幼儿看护公共服务覆盖率上升10%能提高生育率3.4%，瑞士在2002年进行了儿童看护制度改革，发现降低看护成本能有效提高生育水平和妇女就业率。
第三，从制度和社会文化方面消除对女性就业的歧视。
女性生育不只是实现了家庭的生育意愿，同时也是增加人口规模，帮助社会进行族群繁衍，具有一定的外部性，需要对女性生育进行政府补偿以实现社会最优生育水平，让企业和家庭来补偿时，最终补偿成本仍然会转嫁到女性个人身上，造成就业歧视。
同时，严格执行《劳动法》，加大对各种显性和隐性性别就业歧视的打击力度，实现性别平等就业打消女性对生育的顾虑，释放其真正的生育意愿。
如在整体生育率较低的欧洲，性别更平等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自由主义倾向更强的国家则生育率更高，而性别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南欧、中欧和东欧的生育率更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