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琴
乘坐G7325次高铁，自上海一路向南。过了杭州之后，地形突然由平原转为丘陵，大约经过七八个穿山隧道，明明暗暗间，才结束约2个小时的车程，到达诸暨市。
作为浙江绍兴下属的一个县级市，2千余平方公里的诸暨，有13家A股上市公司注册于此。
2011年，是诸暨这些上市公司的高光时刻。随着2011年底，宏磊股份（002647.SZ）在深交所敲响上市大钟，这批自五金、建材、纺织等产业发家的企业家们，被习惯于将K线背后故事江湖化的股民们，冠以“诸暨帮”的称号。
然而，2018年5月，当地龙头企业盾安集团所曝出的450亿元债务危机，让整个诸暨，甚至是全国为之震惊。
盾安集团实际控制人姚新义，在当地被称为“店口圣人”、“诸暨企业家教父”。当地流传的一种说法称，诸暨之所以可以成为浙江资本市场第一市，离不开姚新义的启发和带动。
作为上市公司盾安环境（002011.SZ）和江南化工（002226.SZ）的控股股东，盾安集团的债务危机只是这一轮债务违约潮的一个注脚。仅5月以来，就有中安消、盛运环保、神雾环保、凯迪生态等多家上市公司出现债务违约。
相较之下，对比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多了包括配股、增发、可转债等股权融资渠道，融资更为顺畅；而对于融资渠道相对更少的中小型民营企业来说，这部分企业的日子或许才更加难熬。
浙江素来是民营企业风向标。在本轮债券违约潮背后，诸暨的民营企业们现阶段所面临的困境，或许对于研究金融去杠杆背景之下民营企业的生存现状，有着诸多参考意义。
跌落的“店口圣人”
盾安环境（002011.SZ）、海亮股份（002203.SZ）、万安科技（002590.SZ）、露笑科技（002617.SZ）四家上市公司背后，是由他们的创始人姚新义、冯海良、陈利祥、鲁小均四位老板所组成的四大家族。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诸暨一个叫店口的小镇。
一位当地人告诉腾讯《棱镜》，如果想快速地找到诸暨的上市公司，去店口镇一条叫中央路的地方一定不会出错。
街道的名字彰显了其在镇上不可替代的地位。海亮股份、盾安环境、万安集团，3家在镇上举足轻重的企业，自西向东分布于此这条长约3公里街道上。这条并不长的街道，宽阔整洁，走在街道上，机器运转的轰隆声一直在耳边回响。
（盾安厂区边的一条小路）
倘若再加上盾安集团旗下的江南化工（002226.SZ）、海亮集团曾经控制的四川金顶（600678.SH，海亮集团2010年入主控股，2017年2月全面退出），在这个面积仅106平方公里的小镇上，高峰时期曾控制着6家上市公司。
当地人告诉《棱镜》，四大家族之中，盾安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姚新义是“老大哥”一般的存在。2004年7月，盾安环境上市，成为店口镇第一家上市公司。盾安环境之后，2008年1月，海亮股份随之上市。随后，万安科技、露笑科技均于2011年登录资本市场。
当地流传的一种说法称，盾安环境上市后，在店口企业主的聚会中，姚新义经常鼓动“整个店口的民营企业都要上市”。姚新义在当地被称为“店口圣人”与“诸暨企业家教父”，风光无出其右，地位也无可比拟。
但是2018年5月3日，一份向浙江省政府发出、名为《关于盾安集团债务危机情况的紧急报告》的文件，却让外界感受到这家总资产648.8亿元的当地龙头企业，所面临的窘境。
文件显示，2017年下半年以来，由于防风险去杠杆导致市场资金迅速抽紧，致使较大规模利用债券融资的盾安集团，出现了融资难和融资成本提高的流动性危机，公司各项有息负债超过450亿元，其请求政府出面，紧急协调融资机构帮助渡过难关。
（地处店口镇中央路上盾安的一个厂区）
事情发酵十天之后，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盾安集团的债务危机时，店口镇的多家小型民营企业的负责人，依旧对《棱镜》表达出“难以置信”的回应。
“盾安环境是店口镇第一家上市公司，盾安集团在诸暨属于龙头企业，盾安都要倒了，下面一些企业的问题该会有多大，有些难以想象。”一家当地企业的人士向《棱镜》表达担忧。
而主业发展不畅、盲目激进扩张、短债长投……溯源盾安集团数百亿债务缺口，危机隐患早已埋下。
《棱镜》梳理发现，盾安集团的业务中，主要有装备制造、民爆化工、铜贸易、房地产开发业务，此外还涉入了新能源以及新材料板块，其中装备制造和铜贸易业务是公司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根据海通证券姜超团队的研究，自2015年至2017年以来，盾安集团的净利润率分别仅为2.2%、2.3%和2.4%。
但另一方面，盾安集团向外扩张步伐却尤为激进。大规模投资支出，导致现金流缺口不断扩大，对外部融资有着较高的依赖性。
根据盾安集团2018年三期短融募集说明书，其2017年到2019年的投资计划表中，主要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金额高达80亿元，其中70亿为风电和镁产品项目。
以风电项目为例，说明书显示，盾安风电项目资金80%来自于银行贷款。
投资需求推动债务负担上升，公司的债务规模也持续增加。海通证券姜超团队的研究报告显示，盾安集团的有息债务规模从2011年底113亿快速增加到2017年9月末的360多亿，占总负债的占比超过80%，资产负债率也随之抬升至64.54%，2018年一季度末进一步增加到66.34%。
除此之外，盾安集团的债务结构以短债为主，相对于大多数回报周期长的投资项目，存在着短债长投的现象。
截至2017年底，盾安集团短期有息负债占比甚至接近69%，与其较长期限的投资支出明显不匹配，短债长用的情况比较严重，进一步削弱了债务的安全性。
一位接近监管人士对《棱镜》分析称，像盾安集团这样以制造业为主的企业，利润太低，不得不通过扩张业务来寻求绝对利润，但是这样的财务报表很难看，往往难以逃过金融机构法眼，在再融资的时候经常会碰壁。
蔓延的债务危机
事实上，市场或许已经对盾安集团紧绷的现金流有所感知。
浙江一家股份制银行人士对《棱镜》表示，早在两个多月前，他就已经在不同渠道听说了盾安集团现金流吃紧的消息。
而当危机真正爆发，当地的一位民间资金方人士回想起来，表示很后怕。
“当和同事听到盾安曝出450亿元债务危机的事，我和同事都表示很诧异，甚至后面我们复盘，觉得如果之前真的接到这样的业务，我们还是会做的。”这位人士对《棱镜》表示。
作为浙江片区的过桥资金提供方，这位人士感觉到，进入2018年，浙江地区项目落地相较往年难度减小了很多。其透露，截至2018年5月初，仅前4个月，他所在的团队已经完成了超过2017年全年的业绩量。
上述数据的一个前提是，2017年全年，其所在团队达成的落地项目已经约是2015年的1.5到1.8倍。
但令其沮丧的是，其所在的企业，有几亿元的款项砸在了同样地处绍兴，此前曝出近百亿元债务危机的金盾股份（300411.sz）手里。“钱很早就借出去了，但之前的四五个月，一直在市场上听到金盾股份缺钱在不断筹钱的消息，那时就有预感，这家公司的现金流一定是不行了。”
这家在距离店口镇80公里之外的上市公司，因为与盾安仅一字之差，且同样背负巨额债务，似乎已成为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锚点。
2018年1月30日下午5时许，金盾股份董事长周建灿，从上虞国际大酒店坠楼身亡，身后留下了股票质押、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等债务，高达98.99亿元。
一场难以料想的债务危机，也自此如潮水般席卷而来。
一位市场人士对《棱镜》总结称，以盾安集团和金盾股份为代表，此轮爆发债务危机的企业所存在的共性特征是主营业务经营不善、业务盲目激进扩张、短债长投现象严重、重资产占比相对较高、对外部融资依赖十分严重。
“这就像是一个人自身体质极度虚弱，需要靠外部输血来维系生命，当外部环节发生变化，怎么可能不出现问题。”上述人士表示，许多企业对于自身的盈利能力过于乐观，融资环境宽松时大规模举债加杠杆，但当环境收紧时，才意识到自己无力偿还。
一位银行人士则谈到，金融去杠杆背景下，企业的融资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变化的表现之一，即为融资成本大幅上升。
以普通银行六个月的短期贷款为例，该类利率原本大致为4.3%左右。“一些优质企业，原先甚至可能以基准贷款利率下浮的水准拿到贷款。但是现在可能有一些客户已经要往基准率上浮10%才能拿到，普通客户可能上升30%到60%，有些客户甚至已经翻倍，达到7%或8%。”
“利率上升一个点，对于企业来说，吃掉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利润，况且还不一定借得到。”该人士表示。
蒙眼狂奔时代
2014年，央行共实施两次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实施一次非对称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而进入2015年，央行更是在一年内7次挥起降准降息的调控工具，其中两次降准、两次降息、3次“双降”，接连释放流动性。
彼时的中国进入宽松的货币周期。而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银行间被释放了成本极低的资金，因此资金市场一直保持充裕，资金利率也持续保持在较低水平。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对《棱镜》表示，2015-2016年债券牛市行情中，我国公司信用债市场大幅扩容，尤其是2015年1月证监会发布了《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将公司债发行主体范围由仅限于境内外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扩大至所有公司制的市场主体，并建立了非公开发行制度。自此之后，公司债大规模增长。
而从2015年开始，各类资产收益率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但理财收益率下滑速度相对最慢，导致了所谓资产荒的出现。
资产荒背景之下，自2015年下半年，随着股市大幅波动后风险偏好的回落，资金逐渐转向债券市场，基金、信托等机构通过加杠杆的方式增大了债券市场的配置。同时，资金也开始增加对非标的配置，自2015年2季度以来，信托资金投向中，房地产及非标占比出现明显提升。
对于不少民企而言，那是一段“负债狂欢”的日子。
“原来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信托、基金、委托贷款，等等各种渠道都可以用，现在大部分的渠道都被掐死了。”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陈欣教授对《棱镜》表示，我国民营企业一个很重要的通病叫做短债长投，许多企业的融资渠道大部分都是短期资金，然后不断借新还旧，拿短期资金去做长期项目。
其表示，这种模式在平常，资金链条是可以贯通的，因为可以通过不断地发短期债务去把长期的资金需求弥补过来，但是现在金融去杠杆，很多原有的通道被掐断，资金一下子就难以为继。
风险的又一轮酝酿
走在中央路上，午休时间，道路上行人寥寥。
几个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结伴自街道上路过，几个坐在树下发呆，而还有几个则坐在树下的电动车上，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小游戏。
一位当地的工人告诉《棱镜》，近几年，诸暨的外地人已经离开了不少。“前些年，诸暨十个人里面几乎有6个是外地人，中午时间，很多人会聚集在一起打牌聊天，很热闹。”
另一位老家东北的“新诸暨人”则告诉《棱镜》，在靠近中央街的水暖城，几乎大部分都是东北人。
（一家门牌斑驳的民营企业）
但是近年，越来越多的外地人选择离开诸暨，离开店口，除了当地主要从事的五金加工制造产业利润较薄，工资相较于相对老家，已无太多的竞争优势之外，许多中小企业倒闭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卖掉的卖掉，倒掉的倒掉，很多企业的资产也已经抵押给银行。”一位曾经就职于当地一家中小民营企业的当地人告诉《棱镜》。
相较于盾安集团这种体量的企业，在诸暨当地，体量不大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实际上占据了绝大多数。很多人甚至担心，当前的经济环境下，类似2011年的“悲剧”会再度重演。
福建省温州商会会长毛海渊告诉《棱镜》，2008年之后民营企业迎来了货币政策宽松的时期：“那时候经济宽松，从银行贷款容易，于是很多民营企业借了钱，买土地，建厂房，扩大生产。主业战线拉长也就算了，很多人还跨领域经营，主业是制造业的，开始去搞房地产、搞煤矿。”
毛海渊说，大家都没想到的一个情况是，2011年时政策风向很快发生转变，国家宏观调控，银根开始收紧。许多民营企业风险没把控好，就出现了现金流断裂的情况。“许多民营企业手头有太多重资产，银行让还钱的时候，你的钱都在钢筋、水泥、设备里，哪里可以挤出现金流？”
（当地制作完成的五金制品打算发往海外）
他还谈到，2011年之所以会形成民营企业大批倒闭、跑路的经济风波，与浙江民营企业互保互联现象普遍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不担保很难借到钱，有了别的企业的担保，融资放杠杆的能力就会有所增强。”陈欣告诉《棱镜》，通常被担保的企业，反过来也会为对方担保，这样就可以两方甚至多方合作，获取成本相对较低的银行贷款。
据此前《经济观察报》报道，2012年，浙江四家企业案发引起信贷危机。一份由杭州某银行绘制的互保圈信贷关系图，将上述这四家企业，通过43家集团公司，串联了起来。数家图内企业介绍，“此图仅显示集团间的互保关系，旗下各有分公司、子公司级别的互保，约涉及法人单位600至700家，资金数百亿元”。
众多民营企业紧绷的资金链，让当地本就发达的民间借贷更加活跃。诸暨市一家国企人士告诉《棱镜》，彼时其单位有七八位同事都参与到了民间借贷中来。
而一位店口的滴滴司机也告诉《棱镜》，原本供职于银行的他，也几乎是在那个时间从银行辞职，自己开设了一家民间资金公司。
不过在当时参与到民间借贷的上述人士，都遭遇了滑铁卢。以上述银行人士为例《棱镜》，其部分资金是以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的日利率自其他民间方处拆借而来，再以千分之六到千分之八的日利率借出。但令其没想到的是，一家企业一笔1500万元的款项没法偿还，他旗下的民间借贷公司也出现了“资金链断裂”，一场踩踏由此开始。
多位当地的中小企业主告诉《棱镜》，在店口，民间借贷的情况相较于之前已经少了很多。“2011年那场风波影响太大，现在的民间借贷，通常会倾向于有抵押，而且利息大约是在千分之1到千分之1.5的水平。”
上述接近监管人士对《棱镜》表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生产加工或者是简单装配等低技术含量业务为主的企业，是不存在核心竞争力的。万一外围的竞争环境发生变化，公司会迅速陷入到销售的急剧下滑。在新的商业环境下，资产重的公司如果掉头慢，会面临极大的挑战。
在他看来，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难以解决的课题。“中小企业融资难，是资源配置的属性导致的。如果现在融资环境过于宽松，很多企业又会过度扩张，反过来又会酝酿新的风险。”
而在陈欣看来，民营企业债务危机的爆发，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实际上是避免不了的。“去杠杆实际上是针对国有企业的，因为国有企业的杠杆实在是太高了，但是大部分的资金实际上都是从银行出来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对所有的企业都会带来影响。”
他表示，这就需要监管者们思考，去杠杆的节奏是不是需要慢一点，是不是需要针对民营企业有一些特殊的政策可以让他们在资金上缓解一下。
一位银行人士则告诉《棱镜》，对于以盾安集团为代表的企业所爆发的债务危机，引发了他很多思考。
“以前我们在河边走，那时河边都是水泥地、防洪堤，现在走着走着我们发现，路变泥泞了，前面有个人摔跤跌下去了，这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自己，要走得慢一点，每一步都踩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