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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继续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 货币政策大局仍将维稳
摘要：据报道，人行正在继续推动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拟允许商业银行适当提高存款利率的浮动上限。同时在强化监管以及贸易摩擦的大环境下，央行希望资金面维持比较稳定的局面。
央行适度再放松存款利率软约束 续推利率市场化改革
据《证券时报》报道，4月12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机构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放开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自律上限事宜。而路透报道，中国央行正继续推进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拟允许商业银行适当提高存款利率的浮动上限。此举被业内普遍视为是对央行行长易纲4月10日表态“最佳策略是要让两条轨道（基准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的利率逐渐统一”的具体落实。
业内高管并认为，当前正迎来放松对货币信贷供求的行政控制，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较好时机，一方面，强化监管导致银行面临较大负债压力，银行需要更加积极地争夺存款；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也希望进一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有人士表示，“这次允许商业银行适当提高存款利率的浮动上限，按银行的规模分批进行，实际上易行长博鳌论坛已经释放信号了，这个并不是部分市场声音争论的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而是适当放松软约束，允许存款利率更多浮动。”另一位人士亦对路透表示，总体上货币政策从数量向价格调控转型，转型过程中价格是靠市场去发现的，价格型调控框架就是央行从2012年就已经开始酝酿的利率走廊制度，到现在这一制度已经取得有效的成果。“个人认为，现在利率走廊已经很好地引导短期利率，也可以说比较好地影响利率体系，就没必要再倒退回去调基准利率。”他称，金融机构目前仍习惯于存贷款利率作为参考，因此要继续推动利率市场化，弱化对基准利率的参考，习惯于市场化定价，等利率走廊制度进一步完善后，可以择机取消基准利率。
2015年10月，央行宣布取消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上浮幅度限制，理论上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但实际上，存款利率仍然存在窗口指导和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软性管制。
据路透了解，大部分区域的存款利率上限是基准的1.5倍，但各地央行执行起来仍有差异，比如央行华东某分行就要求辖内银行存款利率不得超过基准的1.45倍。
金融业分析师王剑表示，要想达到利率传导顺畅，央行调整操作利率，就能影响货币市场利率，货币市场利率再顺利地传导至存款利率，那么存款利率的管制和自律就要放开，否则央行的利率操作就会被梗阻。在王剑看来，只有放开，才能实现易纲所谓的“让这两个轨道的利率逐渐统一”，“真做到这一点后，人行就可以较好地通过价格手段调节存款利率，现有的存款基准利率也就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
易纲此前在博鳌论坛上表示，目前中国仍存在一些利率“双轨制”，一是在存贷款方面仍有基准利率，二是货币市场利率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最佳策略是让两个轨道利率逐渐统一，这就是央行要做的市场改革。目前虽然有基准利率作为指导，但是在未来，借款和存款利率也将会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今年1月，易纲也曾在《中国金融》杂志撰文指出，央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
路透指出，总体上，自2015年10月央行取消存款利率上浮限制以来，高息揽储现象基本没有出现，存款利率市场化进程比较慢。2017年金融强监管持续发酵，同业存单等来自批发银行融资产品的发行利率居高不下，并传导至信贷市场，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成本收益均发生很大变化。
但是，大部分银行的存款利率依然并没有明显调整，变动频率远低于市场波动所需的调整频率，也就是说，2016年底以来金融市场利率大幅上行，但大部分银行的存款利率仍然是2015年末的水平。当然，相比于五大行稳如泰山和股份行小幅试水，城商行揽储竞争已经有些水深火热了。
央行参事盛松成今年年初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银行实行的存贷利率可以在央行规定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下浮动，但是这个浮动并不是完全放开的，实际上是有一定的管理的。他明确表示，“不需要中央银行规定只能上浮30%，可以让金融机构多上浮一点，一步步来，直到可以上浮50%、100%，直到完全放开。”
一位银行高管对路透指出，当前是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比较好的时间窗口，金融监管强化，同业存单发行逐步受限，一些银行的负债压力突显。同时，流动性新规下负债结构调整压力大增，且资管新规将落地，部分表外非标资产处置不完需要回表，部分理财资金也可能回归表内，都会影响银行资本充足率，银行需要全力揽储。
FOST首席研究员冯建林亦指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2013年形成后，只建立了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秘书处和合格审慎及综合实力评估、贷款基础利率（LPR）、同业存单、Shibor等四个工作小组，对存款利率的指导还处于央行指导、成员银行约定的状态，利率定价机制过于行政化。未来可以考虑增设存款基础利率小组，加快建立存款基础利率体系，推进存款定价深化。
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当中，为防范恶性竞争和高息揽储，央行牵头在全国、省级和市级建立了三级市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并对自主定价能力较弱的中小金融机构进行了定价模板、定价方案等方面的规范和指导。
根据央行《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定价模板》，中小银行存在一定的存款利率调整空间，而且不同地区还存在一定的区域调整点差；此外，在MPA（宏观审慎评估）七项考核中，第四项是“定价行为”，根据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给出的评分对商业银行定价行为进行评定。
上周日（8日）为清明假期调休正常工作日，当日央行进行了1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结束此前连续九日零操作，当周（3月31日-4月8日）公开市场净回笼100亿元。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周三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中国目前的确存在杠杆率高、债务水平高的问题。从审慎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首要的任务是要保持债务水平的稳定；第二个任务是让债务结构更加优化，平衡好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及个人债务；第三个任务是让总杠杆率更加合理。
货币政策大局仍维稳
目前宏观经济运行整体稳定偏暖，但由于中美贸易争端双方仍在反复交锋过程中，后续不确定性依旧对基本面形成压制，加之控杠杆宏调思路未变，货币政策大局料继续维稳。不过考虑到资金面持续宽松可能引发机构重新加杠杆的冲动，央行在流动性管理上仍会留有阶段性微调的余地。
德国商业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则指出，目前央行仍希望资金面维持在比较稳定的局面。去年对于金融严监管的担忧有些过度，导致债市收益率上行也有些过头，今年以来的回暖很大程度也是纠偏过程，预计短期收益率还有向下空间。
郭伟指出，实体经济并没有表现得很强劲，债市最近之所以表现强势，也是预期经济不会很好，包括预期贸易争端的影响。她认为，目前环境下政策总体并无很大调整空间，加息信号意义太强，本身存贷款利率就可以浮动，银行可根据需要自己上浮，因此基准利率今年调整的可能性仍比较小，“央行连货币市场（政策基准）利率每次都加的那么佛系。”
她并谈到，央行对杠杆率反弹肯定会一直保持警惕，如果这一现象明显冒头不会坐视不管。虽然目前逆回购存量规模较小，暂时限制了流动性调控的灵活性，但央行想收还是有办法的，包括近期有MLF到期以及缴税，为央行适度微调资金面提供了操作空间。
央行行长易纲此前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并表示，中国实行的是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目前人民币的收益率曲线还是一直比美元收益率曲线高80-100个基点，保持了稳定的利差，货币政策格局和利差格局总体上都是稳定的，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自2016年春节前起，中国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频率加密至每个工作日均可进行。在原有七天、14天和28天逆回购期限的基础上，2017年10月末央行首次开展63天期逆回购，该工具操作期限品种增至四种。
除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借贷便利（SLF）外，中国央行在2014年三季度还创设并开展了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操作对象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较大规模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等。
此外，2014年4月央行创设抵押补充贷款（PSL），并在2015年10月将PSL对象在此前国开行基础上，新增农发行和进出口银行，主要用于支持三家政策性银行发放棚改贷款等。
（综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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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的数字化革命
腾讯研究院吴绪亮为FT中文网撰稿认为：未来的市场设计和定价体系很可能都是由算法来驱动，现有的优化理论和博弈方法都需要据此加以变革。
数字经济领域的迅猛发展和颠覆式创新正在深刻影响着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走向。有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经济学遭遇挑战,互联网经济学亟待研究”，“互联网动摇传统经济学的基石”，“全部经济学因为互联网都要重写”。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互联网并没有改变经济学的本质，现有的理论完全可以解释所谓的互联网思维。
美国经济学家卡尔·夏皮罗和哈尔·范里安在其名著《信息规则》中甚至认为，宣称经济理论不适用新经济的人，很可能是没有很好的掌握经济学原理。平新乔教授在为《信息规则》撰写书评“新经济的经济学”时，也曾调侃道：“面对‘新经济’的叩见，现代经济学界如同一位在深山已经预先修炼了几十年的方丈，笑呵呵地道来：客官请坐，我等你已达50年了。”
实际上，互联网经济领域所涌现出来的诸多新现象，还是可以用现有的经济理论来加以解释，并没有出现一些学者所担忧的旧理论无法解释新经济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学研究没有太大影响。恰恰相反，实际上数字经济将要或正在改写和重构经济学的几乎所有领域，甚至可以说，现代经济学即将掀起一场数字化革命。
那么，我们首先就需要统一对“革命”这个术语的理解。革命的本义是根本性的变革，而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性变革是什么？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经济学的本质可以归纳为成本与收益的取舍与权衡。第二个层面，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可以进一步刻画化为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特别是斜率为负的需求曲线约束下的最优化。如果将“革命”限定在这两个层面，数字经济似乎永远也不会带来经济学的革命，实际上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历次革命也都算不上革命了。
再看第三个层面，如果经济学的这些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经济学研究正在面临一场革命。而从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的诸多迹象来判断，数字经济的发展很有可能正在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各个方面，推动现代经济学投入一场奔腾不息的革命洪流中去。
研究对象正在脱胎换骨
经济学是研究商品或服务的生产、分发与消费的社会科学，重点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与互动，以及经济体系的运转。虽然数字经济的界定及其占GDP比重的测度仍然存在很多技术上的困难，但毫无疑问的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对所有经济主体及整个经济体系都产生着深远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资源配置模式、市场交易关系乃至企业内部管理的科层结构及治理方式等等正在越来越被互联网改造。甚至有人认为，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边界将会消失，因为未来整个社会经济活动都将变成数字经济。
经济学研究是对经济活动的一套自洽的逻辑解释，而新的生产力需要新的生产关系和学说理论来描述。随着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从狩猎畜牧社会演化到农业社会，由农业社会演化到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经济学研究也在经历着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新古典综合派等等一次次革命，虽然每一次革故鼎新并没有改变前面所述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层面的经济学本质。
很难想象研究对象正在发生天翻地覆变革的情形下，经济理论没有经历相应的脱胎换骨。现在我们正从后工业社会向数字化社会或信息社会迈进，这一次变化程度之大和对经济社会影响之深远可能远超历次，因此也必将推动经济学研究产生更大的一次颠覆性创新。
研究方法面临重大变革
历史上对经济学影响冲击较大的研究方法创新包括微积分带来的边际革命、经济计量学、动态优化方法、博弈论等等。比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博弈论方法的引入就彻底改写了产业组织学的所有内容，催生了诺奖得主梯若尔教授所著的《产业组织理论》著名教科书并沿用至今。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目前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可能变革现有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一个是人工智能，另一个是大数据。
人工智能对传统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可能会产生根本性影响，未来的市场设计和定价体系很可能都是由算法来驱动，现有的优化理论和博弈方法都需要据此加以变革。与此相关的，当机器学习代替人类来进行经济决策时，它的效用函数是否会和人类产生不一致，经济人假设（以及对应到博弈论中的完全理性假设）是更加现实还是更不适用等等这些问题也会在将来出现。
而大数据的增长以及在此基础上穷尽变量之间的关联性来进行预测的机器学习方法的运用，更是对现有的基于从样本到总体估计的统计推断方法和基于因果关系推测的经济计量方法均构成重大挑战，甚至现有经济计量软件也将难以胜任而被一一淘汰。如何运用python或更复杂的语言去编写机器学习等程序，很可能会像现在的高级计量经济学一样成为将来经济学博士生的必修课程。
研究内容正在重写改造
根据对《美国经济评论》、《经济计量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季刊》这四本经济学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近五年所发表文章的初步统计来看，互联网经济相关的文章比例呈现显著的逐年上升趋势。
一般来说，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要比学术论文滞后一二十年。因此可以合理的预计，一二十年后的经济学教科书与现在相比，在主题和内容上均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大部分章节都将被平台经济、网络零售、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区块链经济学、人工智能与算法合谋、大数据经济学等等互联网经济相关内容所占领。
此外，由于大数据的全面性和实时动态性，我们可以对微观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给出更为全面准确的经验研究（而非盲人摸象式的推断），那么现有经济理论中诸如拉弗曲线、菲利普斯曲线、内生增长理论、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等等各种演绎的理论结论都将可能被证实或证伪，进而推动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目前，有多个互联网经济领域已经或正在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热点，特别是计算机科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以及具体应用到互联网产品及其价格结构设计的微观经济学。比如，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经济学，滴滴的高峰定价、拼车的动态定价以及司机和乘客的匹配优化模型等等。
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哈尔·范里安对于谷歌广告关键词竞拍机制的设计，斯坦福最有声望的女经济学家苏珊·艾希关于网络广告市场的竞价设计等都是这方面的杰出成果。2017年4月，谷歌引入一款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智能竞标”产品，帮助广告主自动投标最优的广告位。2017年9月中旬,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多伦多专门举办了一次“人工智能经济学”研讨会，经济学家们围绕人工智能对市场竞争、市场设计、企业创新、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等各个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热烈的研讨。在这次会上，苏珊·艾希教授分析了如何运用机器学习方法开展各种经济研究，并认为会给经济学带来一场重要的变革。
因此，虽然所谓的互联网思维依然可以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加以解释，经济学的本质和基本分析原则（经济学的内核）也不会改变，但是不管从研究对象，还是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来判断，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水晶球都可以清晰的看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将给现代经济学带来一场数字化革命。
（FT中文网，201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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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加德警示“一带一路”带来的债务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4月12日提醒中国政策制定者谨防为那些债台高筑国家的不需要的和不可持续的项目提供融资。
在北京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拉加德表示，尽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可以提供亟需的基础设施，但“项目也可能导致债务出现带来问题的增长，随着偿债成本上升，这可能会抑制其他支出并带来国际收支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正为从东亚和中亚到欧洲和非洲的国家的道路建设和其他项目提供受到欢迎的资金，但该倡议也因加重那些资金接受国的债务负担而受到批评。
IMF还公布了其首个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举措，拉加德宣布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能力建设中心（CICDC）正式启动，将为在国外工作的中国发展人员提供培训课程。3月份，联合能力建设中心的第一期课程已经在大连开课。IMF寻求通过联合能力建设中心向5年前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支持。“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重要的对外发展倡议，目前面向大约70个国家，预计将为这些国家的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数千亿美元资金。
IMF对“一带一路”的鼓励受到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质疑，这些国家质疑这一发展举措背后掩藏着中国寻求在欧亚大陆和非洲获得影响力的努力。
债务问题也是经济发展圈子内部一项辩论的焦点所在，这项辩论的话题是如何最恰当地处理中国对许多经济脆弱国家的投资增长。根据华盛顿全球发展中心（Centre for Global Development）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一带一路”沿线8个国家由于从中国大量借款，可能已经存在偿债困难，这些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吉布提、马尔代夫和老挝。这份研究发现，由于“一带一路”借款，23个国家“现在有陷入债务困境的风险”。拉加德对这些批评表示认同，她表示：“在公共债务已经很高的国家，妥善处理融资条款很关键。”她补充称，另一个挑战是“确保‘一带一路’只去需要的地方”——这句话隐晦地指向内幕交易问题。拉加德说：“涉及任何大规模支出的话，有时会出现利用遴选和招标程序谋私的诱惑。”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在欢迎拉加德访问北京的致辞中表示，确保债务可持续性很重要。但他还表示，考虑如何在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的情况下扩大国内基建投资和改善公共投资也同样重要。
发展中国家欢迎中国的做法，称自己常常恼怒于IMF对债务管理设定严格的条件，因为那意味着它们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得不被推迟。“IMF的条件意味着低增长，”与会的一名非洲官员表示，“当你谈论债务可持续性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低增长。关键是找到适当的平衡。”
中国同意在5年内提供5000万美元，用于IMF培训中国和其他若干国家（包括许多非洲国家）官员的举措。
除了宣布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能力建设中心启动以外，拉加德还称赞了在新成立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框架下进行“一带一路”倡议决策的举措。该署将负责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
（FT中文网，2018.4.12）
中国钢铁行业进入盘整期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指出，2017年形势大好的中国钢铁业在进入2018年后早早的迎来了“盘整期”。受美国的钢铁进口限制影响，目前的钢材价格比2017年的高点下跌了2成。由于有效削减过剩产能，宝钢股份等中国7家钢铁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合计截至2017年12月同比增至2.6倍，实现迅速复苏。虽然各公司强调受进口限制的影响有限，但股票市场的反应却较为悲观。
中国全年达到12亿吨的钢铁产能目前减少了1成，而打击地条钢也对行情改善作出贡献。热轧卷的期货价格2017年9月曾创出每吨4400元的高点，上涨至跌破1700元的2015年11月的2.6倍。不过，进入2018年，这一行情似乎迅速迎来了盘整期。受美国进口限制的影响，期货价格暴跌。目前徘徊在3400-3500元间，已经低于2017年的平均价格（3600元）。
随着行情调整的长期化，“迟早将对业绩构成影响”的声音正在逐渐加强。一方面，占钢材需求大部分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前景也不明朗。开发投资增速仅为1位数，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城市的住宅价格转为盘整。同时，汽车销售也欠缺强劲势头。中国地方的中小钢铁企业等躲避政府的监管、再次增强产能的风险也难以否定。政府已提出方针称，到今年中期，对于是否存在重启地条钢生产的情况加强监管。
宝钢股份认为，2018财年销售额将低于2017年财年的2890亿元，跌破2800亿元。虽然着眼于钢铁行业的再次重组，但目前将被迫采取旨在改善收益的脚踏实地的举措。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李新表示，钢材对美出口2017年仅为118万吨。强调称从中国整体产能来看微乎其微。但实际上，似乎还存在经由越南等国的迂回出口，这正在导致有可能出现供过于求的担忧。中国国内的过剩产能削减也已过顶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的2018年产能削减规模仅为3千万吨。与过去2年削减约1亿2千万吨相比，速度将放缓。
中国大型钢铁企业股价也反映出了市场对钢材行情走向的担忧。
（日本经济新闻2018.04.16）
编译、整理：李彦松、王砚峰、张佶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