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领域的发展风云变幻，从P2P到消费金融、产业链金融等，金融与新技术的融合创新涌现出一波又一波新浪潮；与此同时，来自监管层对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日益规范，使得行业洗牌加剧，集中度不断增加，马太效应显现。
在近日举办的新经济100人CEO峰会上，金融科技企业凡普金科创始合伙人兼CEO董祺表示，在金融科技领域，企业仍有较大机会进行下沉。金融的风险属性使得它不是一个赢者通吃的领域，每个企业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市场空间。相比于提供“大而全”的金融服务，“小而美”的陪伴性金融或将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
此外，针对金融科技企业近两年密集出海东南亚国家的现象，董祺表示，海外市场将为中国企业提供巨大的机遇，但面临着分散的市场和仍待完善的技术基础设施，企业近两年快速复制中国经验并非易事。
金融科技促使服务下沉 加速行业细分
金融科技时代加速到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开始被应用到金融行业的实际环节和流程当中。在金融科技的加持下，金融行业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得到进一步增强，金融科技也成为新风口。
在从业者看来，在中国市场，金融科技将拥有巨大机会，最重要的原因是传统金融服务的覆盖仍不充分，有着结构型需求。一定程度上说，金融科技推动了传统金融服务更加普及和下沉，普惠性、公平性的特点显现。
董祺认为，以目前传统金融机构的体制和成本结构来看，快速下沉更长尾的信贷仍有一定限制，大面积覆盖也存在阻碍。所以未来，金融科技企业作为补充性金融，将继续作为推动者和连接器，帮助传统金融机构触达暂时没有覆盖到的人，而在这个连接过程中，科技一定是唯一一个能够让连接变得可持续的利器。
值得注意的是，快速发展的金融科技企业正在向细分化、陪伴性、平台化的方向发展。董祺介绍，用户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消费、金融需求，这也意味着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成为企业的重点方向。“互联网的好处在于企业相对比较容易的能够和用户保持持续的沟通，科技帮助凡普金科成为一家陪伴用户一起成长的金融科技服务公司，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凡普金科并不一味追求覆盖人群的数量，而是踏实服务好几百万乃至几千万用户，让他在不同的阶段能够得到贴心的、高质量金融服务，就已经足够。陪伴越久，了解越深，服务越多，体验越好。”董祺表示。董祺对《财经》新媒体记者表示，中国正在向越来越富裕的社会发展，一个更为低门槛、高体验的陪伴性金融科技服务将是中国所需要的。从这一角度来说，企业需要做用户身边金融科技服务的咨询者、提供者，降低用户寻求金融科技服务的时间成本，提高双方效率。
监管收紧提升集中度 马太效应显现
在过去两年间，监管层对金融科技领域的持续加码，已经有一大批经营不够规范的企业陆续淘汰出局。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一批金融科技巨头的持续崛起，也让整个行业的集中度不断增加，头部企业正在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马太效应显现。
近期，网贷备案工作延期的消息不断蔓延，对企业来说，延期提供了一定的喘息机会，但也很可能意味着监管的要求会更加严格，最终能通过备案的P2P平台将会更少。在董祺看来，备案是监管落地的其中一个方式，定义了企业合理、合法的发展模式与方向，对行业特别是对行业里相对规范的企业来说是利好的。董祺表示，监管目前并未披露更多的细节。“目前中国的监管的理念或者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十九大报告中也反复提到，在金融方面希望能够规避一些系统性风险，看不清楚的东西宁可慢一点、质量高一点来进行监管。总体上看，我国目前处于策略非常明确的阶段，只不过监管层在考虑如何用更好的方式落地。”董祺认为，在这一阶段，规模较小或者不规范的公司的确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在过去一段时间，监管层打打雷就已经使行业发生一些系统性的收缩，使得集中度更高。在小平台陆续撤离赛道的同时也不断有巨头加速入场并崛起。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平台让行业内的其他平台感到压力倍增，但董祺认为，企业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巨头玩家们，金融科技作为整个传统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所在，不仅用户足够多、空间也足够大，用户的需求更是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一家金融科技企业完全可以从自己擅长的领域入手，为用户打造特色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同样可以吸引到足够多的用户。董祺强调，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整合只是一种相对整合，比如流量整合、效率整合等；但金融行业经营的是风险，如果一家企业占领整个市场，也就意味着它要承担这个市场上所有的风险，没有企业能够承担这种风险。
在董祺看来，目前金融科技领域正在进入2.0阶段，在这个阶段，首先，金融科技企业会回归到在应有的边界内的竞争，这个边界也就是一家企业所能够承受的风险范围；其次，金融科技企业之间的竞争会走向高质量的竞争，真正回归到为用户带来价值上、回归到整个行业可持续发展上。
密集出海东南亚 机遇与挑战并存
《财经》新媒体记者注意到，近两年来，我国不断加速金融行业的开放进程，中国金融科技企业也在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企业的交流与合作，东南亚、非洲等地区成为落地新热点。这一方面是因为东南亚地区人口密度大、市场规模大，且金融服务的渗透率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监管政策要求等更适合中国企业。
董祺认为，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出海的确是一个新机遇，这也是一个金融科技企业能成长的基础结构性的机会，凡普金科也在印尼、越南、新加坡等海外地区尝试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布局。但是，金融科技企业若想在海外市场做到跟中国一样的规模和渗透率的话，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海外市场在短时间之内也不会得到爆发，企业要在做好自己的基础上再探索海外业务。首先，相比较客户人群相对分散的海外市场，中国才是全球最大的整合市场。在相对分散、切割的海外市场，企业要面对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法律法规等的挑战，增加了客观要求，想快速复制中国市场的经验并不容易。其次，海外市场的技术基础设施也不够完善。“在中国，征信主要有两个大的体系作为支撑，一类是央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征信，另一类是蚂蚁金服等企业通过互联网痕迹或者线上支付、购物等数据构成的大数剧征信，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但在东南亚等海外地区，数据、支付以及银行账户等基础设施并不够完善，在短期内很难发展成一个巨大的金融市场。相比较技术出海，模式出海更容易落地。”董祺表示。在董祺看来，企业出海应在深度调研当地市场的基础上合理嫁接中国经验，通过投资当地企业的方式进入市场，合理利用当地人才等，以克服在语言、文化、监管等方面的挑战。不仅如此，国际化人才储备也至关主要，“这对于未来积极探索国际化业务将带来强有力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