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蔚冰
4月12日，在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前沿”丛书·《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第2卷）：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变迁》新书研讨会上，该书主编之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宋立刚表示,提高潜在增长率有两个源泉。第一，保持传统增长动力。这并不是意味着维持传统的要素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而是着眼于挖掘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潜力，延长人口红利。第二，启动新的增长动力。这两个经济增长源泉，都意味着要挖掘改革红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高劳动者在高生产率部门的参与率。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巨大，1个百分点的劳动参与率在2015年就对应着900余万经济活动人口。模拟表明（Cai和Lu，2013），2011—2022年，如果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获得0.88个百分点的额外潜在增长率。而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最大潜力，在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而稳定农民工在城市经济和非农产业的就业。
第二，提高总和生育率，均衡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一般认为，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1.5，生育政策调整将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生育率向2.1的替代水平靠近。政策模拟表明，如果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与总和生育率1.6的情形相比，可在2036—2040年将潜在增长率提高0.2个百分点（Cai和Lu，2016）。值得指出的是，旨在均衡人口发展的改革，不应止于生育政策调整，还应该包括其他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完善，通过降低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让人们能够按照政策要求和个人意愿决定孩子数量。
第三，保持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我们的一项模拟（Cai和Lu，2016）表明，对教育和培训发展作出合理假设，从而预期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可以得到一定提高的情况下，在未来将潜在增长率提高约0.1个百分点。这个改革红利对于旨在维持中高速增长，避免过早陷入中速甚至中低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来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数字。
第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获得更可持续的增长源泉。随着经济日益进入一个新古典增长阶段，一方面，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创新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清除体制性障碍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仍然巨大。我们的模拟显示（Cai和Lu，2013），2011—2022年，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0.99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