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冲突不仅反映了中美两个大国的竞争和博弈,也体现了当前全球贸易发展中的单边主义对多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对贸易自由化的挑战。中美贸易冲突的妥善解决,可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剂,也有利于促进全球化向正确的航程迈进,并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提供新动力。中国力求通过渐进式调整来实现中美经贸关系的再平衡。但如果美国特朗普政府肆无忌惮地挥舞单边大棒打压中国,那中国也做好了中美爆发激进式冲突的准备,中国必将捍卫自身的核心利益。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为我们理解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提供了参照系。与美日贸易摩擦相比,此轮中美贸易冲突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态势,在战略动机、战术选择、两方实力对比、规则环境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中美贸易冲突不仅反映了中美两个大国的竞争和博弈,也体现了当前全球贸易发展中的单边主义对多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对贸易自由化的挑战。
凸显美国竞争优势下降
美日贸易摩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贸发展中持续时间最长、最具代表性和借鉴意义的贸易摩擦案例,两国的贸易摩擦历经近30年的时间,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长期性和综合性。
首先,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经验说明贸易摩擦是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大国经济实力相对变化所导致的客观现象,具有必然性。二战后,美国经济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3%,快速发展制造业是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性产业。随后,美国的制造业出现生产成本的上涨和劳动生产率相对下降的趋势,同时,美国宏观经济发展中的高通货膨胀率、固定汇率制的终结、石油冲击等也对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挑战。而日本通过制造业重建,其制造业的生产能力稳步增强,逐步成为全球贸易中的重要力量,其物美价廉的产品对美国制造业及美国经济稳定发展所构成的挑战逐步增强。
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变化使美国从贸易顺差国转为逆差国。在1946年-1970年,美国处于贸易顺差状态。1971年,美国首次出现61.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1976年为154.9亿美元,而1984年美国贸易逆差快速增加至1687.4亿美元。美国对日本的贸易差额在1965年开始由贸易顺差变为贸易逆差,并逐渐呈现大幅度增加的态势。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与日美摩擦具有相似的经济背景,中美两国在产业结构调整,国际分工格局转变过程中,竞争优势的变化使得贸易摩擦增加。双方摩擦的爆发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分工发展中的一个必然阶段,冲突的发生是以极端形式进行中美贸易模式调整的一个标志。
缓解摩擦将是长期工程
其次,日美贸易摩擦经历了近30年才逐渐缓解。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首先发生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并逐步从轻工业产品扩展到重工业产品。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全面提升,逐步发展成全球经济大国。与此同时,日本逐渐成为美国的重要债权人,对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双方的摩擦从个别产品向尖端技术、农业和金融领域转变,并演变为综合性摩擦。冷战后,美国和日本的战略重心都转向增加自身的经济实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经济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双方经济实力角逐不断升级。冷战时期的美日战略同盟,双方谈判通常会以其中一方让步结束,不会出现明显的冲突；而冷战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同盟功能减弱,经济冲突加剧。美国强调海外利益,以增加该国经济实力为主要目标,并提出“公平贸易”的对外经济政策。
1990年6月,美国和日本通过近10个月的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商品市场,日本需要对包括流通等方面的日本公司经营行为进行调整,以达到美国的标准。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由于日本经济陷于停滞,日美贸易摩擦逐渐趋缓。
改革开放以来,中美贸易关系稳步发展,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美贸易和投资关系迅猛发展。中美两国的经贸发展促进了两国经济发展,使得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同时让消费者可以享受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尤其对于中国而言,贸易开放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时至今日,特别是在经历了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已悄然变化,当今中美经贸的实力对比、产业竞争力等已经与十几年前有显著的不同。出于内外部因素的考虑,二者的对外经贸政策都将面临调整,这也使得中美经贸发展面临着挑战,中美贸易存在的问题是累积性的,其解决的过程也将经历较长时间,历经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三,在美日摩擦中,美国通过数量限制措施、征收反倾销税及惩罚性关税等价格调整措施、301条款、超级301条款等单边国内贸易法、汇率战等综合性手段对日本进行攻击,日本表面上采取了低姿态的妥协态度,实质上实行了有限退让政策。日本通过政府、行业协会与企业的三方协调,合作应对贸易摩擦。总体看,贸易报复的主要手段是威胁,而非目的,应以积极的方式来综合应对贸易摩擦。中美贸易冲突的发展中,中国也将运用综合性的手段来应对美国的各种挑衅。
美意图限制中国发展空间
尽管美日贸易摩擦对解决我国当下面临的中美贸易冲突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两者相较仍具有明显差异性。
首先,战略动机不同。从美日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看,经济摩擦是其发生的缘由,美日贸易摩擦的发展是随着两国在制造业竞争程度的加深而逐步推进的；而中美贸易冲突中,美国对中国的单边贸易行动则有明显的反比较优势的态度。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依据所谓的301调查所公布的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清单直指中国高新技术行业,而非中美之间贸易差额较大的纺织服装、玩具、机械制造等中低端技术出口。从美国清单产品的选择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进行单边贸易打击的动机,已经不仅仅是特朗普上任以来一直宣扬的解决制造业失业率等问题,而是限制未来中国的发展空间。
其次,战术不同。日美贸易摩擦是逐步推进的过程,从个别产品之间的贸易摩擦,转向局部摩擦进而发展成综合摩擦。但从中美摩擦的发展看,在特朗普上任第一年,中国做出了切实的努力以缓解两国间的矛盾,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今年以来特朗普对中国发起的单边贸易措施快速加码,特别是先提出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高科技产品征收25%关税的方案,可谓来势汹汹。在中国提出有理、有力、有节的反制措施后,特朗普更是恼羞成怒,扬言要继续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征收关税。这一系列举措反映了特朗普政府的非理性特点,对此中国政府做出了严正反击的宣告。
第三,冲突双方实力对比有差异。日美双方具有经济同盟和政治同盟的关系,二战后,美国加强了对日本的扶持,并垄断了其对外贸易。日美摩擦更具有一个战壕里的盟友重新分蛋糕的意味。基于美国对日本控制的特点,日美在摩擦中具备不对等的关系,日本采取了有限退让等措施。而中美之间,一方面不具有同盟的性质,另一方面,中国也更有实力来应对各种挑战,因此,中国更强调以对等方式,严正回应美国的单边贸易行为。
第四,国际规则环境不同。日美摩擦发生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之前,美国动用了单边贸易政策,强迫日本屈服美国的主张。美国的301条款、超级301条款等单边国内贸易法就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形成的。而在WTO成立后,各成员国已经形成了用多边贸易规则来解决贸易冲突的共识。美国的“公平贸易”观所认为的公平是出于商业价值观视角的狭义的公平。这一观点强调绝对公平,不仅要求本国生产者与其他国家处于相同的竞争环境,还要求其他国家与美国实现同样的关税水平和开放程度。而WTO在倡导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同时,也注重相对公平。在贸易规则设定时,WTO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异性。例如,WTO允许发展中国家在履行某些协定时有过渡期,发展中国家成员可以有更长的调整时间,并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实施改革。美国谋求通过单方面施压等方式在短期内快速的降低美国所面临的贸易壁垒,力图调整现有的国际贸易秩序,这有违WTO贸易自由化的原则。尤其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美国仍重拾臭名昭著的301条款,是开历史的倒车,是对当前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严重挑战,需要警惕,中国将坚决维护WTO的基本原则。
中国捍卫自身核心利益
从历史经验看,贸易摩擦引发的国际冲突通常有以下发展阶段:贸易摩擦、贸易冲突、政治摩擦、政治冲突、武力威胁和对抗阶段。中美贸易摩擦发展的阶段已经由贸易摩擦进入贸易冲突阶段。总体来看,此轮中美贸易冲突,是在全球经济复苏尚不稳定、全球贸易正处于复苏关口的重要节点发生的,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发展以及世界贸易新规则的形成将产生重要影响。
中美贸易冲突不仅反映了中美两个大国的竞争和博弈,也体现了当前全球贸易发展中的单边主义对多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对贸易自由化的挑战。中美贸易冲突的妥善解决,可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剂,也有利于促进全球化向正确的航程迈进,并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提供新动力。中国力求通过渐进式调整来实现中美经贸关系的再平衡。但如果美国特朗普政府肆无忌惮地挥舞单边大棒打压中国,那中国也做好了中美爆发激进式冲突的准备,中国必将捍卫自身的核心利益。
（本文首发于《参考消息》，2018年4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