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4日下午，世界大学智库联盟会议分论坛四在中国人民大学崇德楼西楼815会议室举行，会议主题为“公共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分
论坛四上下半场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长钟新主持。
张勇进
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院教授
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张勇进在“一带一路”——推进公共外交的战场”主题发言中表示，可从由外向内的视角看待公共外交、“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三大挑战。“一带一路”倡议体现出中国在区域以及全球层面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望。自2013年提出以来，“一带一路”给有关国家带来了美好期望，也促进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合作。
然而，除此之外，从另一个外部角度来看，由于“一带一路”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存在真实而潜在的影响，因而引起了一些国家的担忧、误解，甚至是畏惧。这些不同的声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某些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评价与中国的观点不同，对“一带一路”有一定的误解和歪曲，认为这一倡议是中国用来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规划欧亚大陆新战略的工具，目的是使美国和欧盟边缘化。二是某些国家存在对“一带一路”的担忧，认为“一带一路”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上替代了原先的思维和话语权。亚太地区过去一直由美国主导，亚太安全问题也采用美国式战略思维，而“一带一路”的提出，带来了新的观念和话语权，从而引起一些国家的警觉及担忧。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是中国第一次阐述对未来全球秩序的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单极世界思维的替代，也是对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许多内涵尚未被国际社会所熟悉、接纳，而其与现行自由国际秩序下的主导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碰撞。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否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得以推进，尚需一段时间的检验。
张勇进教授还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推进公共外交的战场。中国的公共外交应就此在三个方面有所作为：第一是积极应对关于“一带一路”的误解和歪曲，第二是减轻外部世界对“一带一路”的担忧，第三，最重要的是，要帮助人类命运共同体及相关理念在现行的自由国际秩序下真正得到传播、扎根。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义桅阐述了“公共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他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以国家为单元的公共外交视野，着眼于人类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身份的塑造。中国能够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因在于中国历史悠久、文明源远流长，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无神化国家特质以及和平崛起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策上有着深远的意义：一是在与发达国家交往方面，能够超越制度体系的限制，实现和平共处。二是在与邻国交流方面，能够寻求共同身份的塑造。最后一点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建立一个适用所有人、由所有人提出、为所有人谋利益的体系。
林卡
浙江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社会保障和风险管理系主任、教授
浙江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社会保障和风险管理系主任、教授林卡针对“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目标体系的形成”的议题指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家间的关系变得紧密，而反全球化的声音也不断出现，诸如美国的游行和英国的脱欧。对此，有必要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有一个新的认识。过去，美国以及欧洲国家主导并推动全球化的进程，而现在，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撤退，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正在积极推进全球化。在这一关键时刻，正确看待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显得尤为重要。从实践的基础来说，国际发展与国际援助息息相关。冷战期间，发达国家用国际援助和对外援助作为交换、商谈政治、经济利益的筹码。冷战后，国际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国家和原苏联的一些东欧国家进行了市场改革，中国也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全球的市场经济体系为未来国际社会的一体化奠定了基础，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同时也使国际援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一些国际援助和对外援助，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推动了世界和人类的发展。在过去，只有发达国家单方面援助发展中国家。现在，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地参与国际援助，拥有捐助者和受助者的双重身份。
国际援助的基础，即国际秩序，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冷战中，世界分为对立的两大阵营，国际社会处于分裂的局势。冷战之后，伴随着福利国家改革，欧洲开始了一体化进程，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在东方，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推进区域一体化，如上合组织的建立以及南亚国家的合作等。科技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合作，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国家间的紧密联系，全球治理也因此产生了变化，区域内、区域间的协调合作不断加强。除此之外，组织基础也发生了变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发挥着更加活跃的作用，如联合国在国际援助方面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同时，国际非政府间组织也获得了大力的发展。这些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国际发展，塑造发展体系，促进全球治理。在这一背景下，对全球发展议题的讨论也从国际发展援助走向全球治理，并形成了以《联合国千年宣言》和《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基础的全球发展目标体系，致力于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之后，林卡教授做出总结，随着国际秩序的变化和全球治理的发展，我们要从新的视角思考社会政策和国际发展，正确回应“反全球化”的呼声，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李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晨在“中国海洋策略与国际安全合作”主题发言中认为，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及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推动了中国海洋策略的转型，也促进了中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西太平洋局势逐渐紧张，中东、阿富汗等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社会、政治变动造成动荡，这些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策略转型。目前，中国军事现代化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在武器发射能力、海外任务执行、军事训练质量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近几年，中国海洋策略的转型主要集中在近海防御和远海保护两个方面。近海防御侧重西太平洋领域的传统问题，包括中国南海、东海和台湾海峡等问题。关于远海保护，一些国家担忧中国是否会进行军事扩张。事实上，中国的远海保护保障了中国的远海利益，更促进了国际安全和国际合作。中国的军事策略与英美大国的战略不同，不以对抗和扩张为目的，而是侧重为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后盾。同时，中国海军文化也在进行与时俱进地转变，中国军队对海洋的理解不断加深，军事理念不仅侧重防御层面，更关注全球共识的形成，推动军事资源共享，促进国家间互帮互助。中国海军在维和、人道主义、救灾等国际安全合作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军队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
王佳
阿尔伯塔大学中国中心副主任
阿尔伯塔大学中国中心副主任王佳以“从行业视角看待中国海外形象及影响力”为题进行了发言，近几年加拿大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有了一定的改观，许多民众认为中加应该成为合作伙伴，并且对中国的实力增强抱以积极的态度。当然，在中国石油巨头中海油以151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公司之后，短期内出现了公众好感度下降的情形。一些加拿大民众担忧中国国有企业收购加拿大公司的行为，认为会对本国经济造成消极的影响。在短短的一年之后，公众态度又有所回收。从中可以看到，一些标志性事件会对公众的态度产生重要的影响。就目前的公众态度来看，中国在拉丁美洲、中东等地区较受欢迎，而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得到更多的青睐。在非洲，中美两大国的受欢迎程度持平。在加拿大，根据去年的调查显示，两国的受欢迎程度也较为相当。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国际社会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视。不过，中国在海外形象和影响力的提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紧密联系当地社会，与当地传媒领域专家进行沟通交流，提升沟通策略，以多种方式塑造中国的良好形象。
胡然
约克大学博士
约克大学博士胡然分享了关于“中国海洋策略与国际安全合作”的思考，他认为，中国在历史上的几次身份转变，从毛泽东时代对第三世界革命的领导，到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和平发展，再到习近平时代的和平复兴。中国对身份的认知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诸多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外部世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看法。未来，中国要正确认识自身身份，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黄煜
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传理学院院长心主任、教授
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传理学院院长黄煜在“香港：‘ 一带一路’的‘超级联系人’”的主题发言中指出，香港之所以成为“一带一路”上的“超级联系人”，主要原因在于：首先，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由于“一国两制”而实行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既具有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共性，又具有其鲜明的特色；其次，香港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从而成为中国对外沟通的重要窗口；第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香港对国际人才的吸收任能力日益增强，如现在许多香港高校中非亚裔学生比例有所增加。
近些年，香港已经在“一带一路”对外联系的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方案”的规划，乃至“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香港都有所参与。
在今后十年的时间内，香港将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作为香港著名高校，香港浸会大学提出了战略性规划，继续贯彻“走出去”的方针，努力为高校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体验，推进世界级项目研究，吸引更多人才。另一方面，浸会大学也将加强国际协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世界大学联盟和粤港澳高校联盟。浸会大学将发挥先锋作用，更加注重数据和媒体的交流传播，继续推进AI媒体研究实验室和VR & AR工作室的构建工作。
斯图尔特•托森
雪城大学麦克斯维尔学院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荣休教授、教授
雪城大学麦克斯维尔学院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荣休教授斯图尔特•托森以“论科学学术界在公共外交的参与”为题进行发言，他认为，在公共外交中，一国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式影响国外公众，以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然而，在公共外交中发挥作用的不仅有政府，还有非政府领域的机构组织等。例如，科学学术界的参与和合作就可以促使两个政治上交恶的国家产生信任感、同理心，加强民间交流，从而促进国家间的相互理解。远如冷战期间，美苏间有限的科技合作也对两国关系有所改善。
在跨国科学家的团队合作、数据共享、分析互助和实验设计中，科学正日益走向全球化。科学上的合作往往能影响双方乃至多方政府和非政府参与者间的关系。例如，近年来，中东国家间的科技合作就有效改善了紧张的地区局势；随着东亚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美、朝美和韩美间的高校合作日益密切，有效促进了环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繁荣。这些都有助于消除过去西方对中国等地区的妖魔化印象，促使双方求同存异、共同进步。近年来的朝美合作就已在减少历史争端、促进人权进步、遏制核扩散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尽管国家间的科技合作已在许多领域取得成功，但开展更广泛协作的道路上仍有阻碍。例如，复杂的经济气候和进出口控制、艰难的签证办理手续、短缺的资金支持等，都将对科学合作造成困难。为此，政府应当加强大学网络的构建，鼓励高级学者互访游学，开展专业技术类英语培训等，促成科学技术全球性的进步。
王莉丽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分享了关于“如何在当前国际历史背景下提升中国公共外交”思考。王莉丽认为，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正在步入一个在承受着诸多压力中寻求发展的新环境，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误解、偏见和疑虑。例如，近期由美欧舆论界提出的“锐实力”，就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这是新一轮的对华舆论遏制。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目标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公共外交是增强国家软实力和提升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构建信任与和平的重要途径。
王莉丽指出，中国公共外交亟需从行动主体、内容建构、媒介传播、目标受众等多重维度进行提升。首先，应当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跨领域跨学科多元公共外交体系，特别注重发展非国家行为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其次，要充分利用中国电影和孔子学院的文化影响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第三，要加强新媒体外交，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准确定位公共外交目标受众；第四，要建立“精英和普通公众双管齐下”的公共外交舆论策略。
李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李沁在“沉浸传播视域下的全球体系与人类命运”的主题发言中表示，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转型，传播领域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从单向传播转向沉浸传播。相应地，传播学中的核心-边缘关系也有所变化。传播国界及人类生存边界消逝，国际传播变成了全球传播，改变了基于传播的全球体系的内在基因和外在动力。
沉浸媒介是一种新出现的媒介形态，它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接受和处理信息，都具有使人进入沉浸感的特征，如网络直播平台、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沉浸媒介拓展了媒介概念和媒介研究领域的外延和内涵，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开放媒介形态，人不仅是媒介的积极驾驭者，更是沉浸媒介的本体。
世界体系理论指出，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基本维度构成的复合体。因此，有必要从沉浸传播视域重新定义“全球媒介”的概念和全球传播模式，重新思考现有的世界体系理论及人类命运的未来。沉浸媒介改变了过去单向性的“知识转移”，在速度（持续增长）、功能（媒介特性的彻底变革）和形式（传播模式的演化）上都实现了超越第一、第二媒介时代上的突破，形成了第三媒介时代的新型全球传播。
新的媒介形式将带来人类文明的变革，人类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寓于全球合作中。沉浸传播将世界范围内大数据勾连一体，带来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上的质变。
张迪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张迪在发言中指出，大国应当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承担更多责任，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交流。良好国家形象的树立离不开广泛的海外传播工作。政府应当鼓励其他主体积极参与公共外交工作，充分发挥民众和媒体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