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4日下午，世界大学智库联盟会议分论坛二在中国人民大学求是楼320举行，会议主题为“公共卫生与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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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二上下半场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杨开峰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王华教授主持。
庄宁
国家卫计委体制改革司副司长
国家卫计委体制改革司庄宁副司长做了题为“中国的卫生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发言，从宏观视角介绍了中国卫生改革与发展。他首先介绍了新时代的中国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一是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二是坚持人民健康优先发展。然后他阐述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五大重点任务，即普及健康生活、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优化健康服务。他进一步认为“共建共享”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基本路径，应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统筹社会、行业和个人三个层面，形成维护和促进健康的强大合力，另外“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根本目的，需要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着力点，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实现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
庄宁副司长还以2009年的新一轮医改为案例，讲解了医改的总体目标和“158”顶层设计；他认为，全面深化医改，建议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就要落实好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以及综合监管制度。最后他介绍了中国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的措施与成就，对“健康中国”战略取得的成效进行总结：一是当前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二是中国织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安全网，三是实现了基本医疗服务的全覆盖，四是实现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制度的全覆盖。
聂定成
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高级卫生专家
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高级卫生专家聂定成（Dinesh Nair）的发言主题为“从医保全覆盖到健康产出-强化医疗质量的重要性”。他首先指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医疗质量水平差距极大，在评测国家医疗质量的时候，应该着重研究小诊所注册数目和医疗患者的数据、行医执照的审查、对病人进行调查后的数据分析等等。事实上，提高医疗质量比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或改善其他结构性要素（如药物、医疗设备和基础设施）更具挑战性。我们需要找到具有效性、高效性、可复制性且最具成本效益的新方法来测量医疗服务质量。同时和激励措施相结合，以促使医疗服务提供者参与并支持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另外，应该明确对医院医疗质量的评价标准，并及时评估反馈以不断提高医疗质量；为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付高价格也是很有效的激励方式。最后，聂定成先生再次强调了他的五点主要结论：一、各国的医疗水平差距很大，质量参差不齐。二、当前世界各国已经在诊断病患和护理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三、改善小型诊所医疗水平发展的进程仍然是迫在眉睫的挑战。四、更精准的衡量和规定医院基准医疗质量会对医疗水平改善产生积极的影响。五、为更好的医疗质量付费是一种创新的有效的调整激励方法。
凯尔文•寇传恒
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代表处无烟运动技术官
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代表处无烟运动技术官凯尔文•寇传恒（Kelvin Khow Chuan Heng）做了题为“非传染性疾病控制和预防方面的政策创新：实例和国际经验”的主题发言，主要从国际经验和几个范例入手分析，提出了非传染性疾病控制和预防的一些政策上的创新。他指出，非传染性疾病（NCDs）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对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据统计，非传染性疾病每年造成年龄在30至69岁之间的1500万人死亡。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受到非传染性疾病的影响尤其严重，预防和减少非传染性疾病的行动至关重要。另外，烟草是非传染性疾病的第一危险因素，烟草流行给中国造成的健康、经济和社会损失尤为严重，2014年中国消耗的香烟数目占全世界的44%，中国成年男子中的52.9%都是吸烟者。他还详细介绍了世界卫生组织控制烟草的“MPOWER”六种方式：监测烟草使用与预防政策、保护人们免受烟草和二手烟雾危害、提供戒烟帮助、警示烟草危害、确保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以及提高烟草税，这一方法在41个国家政策有效减少了吸烟相关死亡人数。他还进一步结合菲律宾烟酒税改革的案例，认为提税对于人类健康方面是一种双赢，并在最后强烈建议世界各国更加重视非传染性疾病的控制和预防。
董恒进
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董恒进教授的发言主题为“健康中国与养老服务”。他首先展示了中国老龄化的现状，预计2021-205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将占全国总人数的30%以上，认为老有所养是打通健康中国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健康中国目标离不开“老有所养”这一任务的完成。我国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老年人口的生活模式需要得到关注。
董恒进教授指出我国当前的养老模式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进一步从经济支持、养老认知、养老从业人员水平三大角度分析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浙江省10家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工作情况调研进一步探究养老机构护理人员的素质概况。针对中国目前养老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他提出以下四方面的建议：一是政府应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二是提升社会化养老服务理念；三是提高养老服务机构护理人员的素质；四是改善养老机构护理人员的工作环境。最后，董恒进教授还通过图片的方式展示了国内养老机构的现状，还特别介绍了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家专业护理机构和康复中心“The Laurels Of GreenTree Ridge”，认为国内的一些养老机构等可以向其学习“以人为本”的护理体验，更好地做到“老有所养”，打通健康中国的“最后一公里”。
宁钢民
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教授
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教授宁钢民教授做了题为“以技术创新促进医疗价值”的主题发言，主要阐述了他用技术创新促进医疗的观点。宁钢民教授的工作研究领域是医学信号检测与处理技术、心脑血管系统建模与仿真以及临床优化治疗中的决策支持。他认为，以价值为基础的医疗是解决当前全球公共卫生难题的有效实践，其宗旨是以最适合的成本为患者提供更好的诊疗效果。宁钢民教授提出，技术创新在价值医疗的实现中可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国际多边合作的创新研究并研发高科技、低成本的医疗技术和设备，可为疾病预防和早期治疗提供手段，为治疗效果的定量评价提供依据，为社会、家庭、患者主动参与治疗提供协助。宁教授还为我们展示了高科技医疗设备的案例：有研究团队专门为测试老年人行动能力及其健康状况研发了一款智能鞋，在前期团队研发的健康状况和行动力评估测试装备的基础上，将测试设备进行微小化整合并加装多种智能设备，以人们每天都必须穿着的鞋子为产品载体，实现老年人可以随时随地监测自己身体状况和行动能力。在WUN支持下，这项技术目前正在和阿尔伯特大学进行国际合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王虎峰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医改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教授发言主题为“分级诊疗：路径、效果及深化”。主要分析了分级诊疗的实施路径、效果及深化中国特色的分级诊疗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涵义。以厦门市分级诊疗为例，探究分级诊疗科学的实施路径、评价实施效果，对进一步深化改革进行了展望。厦门市的经验表明将慢性病作为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突破口是一条可行之路，全国各地在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时，应当借鉴厦门市的经验，从几种主要慢性疾病入手，实施精细化的疾病管理。王虎峰强调，中国特色的分级诊疗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涵义。在健康中国建设的背景下，分级诊疗不仅具有医疗功能，同时，还具有重要的健康促进功能。
胡宏伟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胡宏伟做了题目为《社区支持与中国城乡老年人抑郁症状差异》的主题发言。胡宏伟副教授认为，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性疾病，是世界范围内致残的主要原因，与年龄增长显著相关。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老年人抑郁症被公认为是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中国老年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抑郁症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胡宏伟副教授还提到，2017年中国超过60岁的老年人占比17.3%，而中国老年人口患抑郁症的比例达到23.6%。他使用2011年中国健康和退休纵向研究（CHARLS）的数据，采用多种数据分析策略，发现在中国，中国城乡老年人之间存在显着的抑郁差异。分解分析表明，大约25％-28％的贫困差异可归因于城乡农村社会支持差距，其中社区支持占到21％-25％。教育程度和身体健康状况也造成了城乡间患抑郁症的老年人比例上的差距。社会支持尤其是社区支持的城乡差距是解释中国城乡老年人之间的抑郁症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了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进一步减少心理健康差距，中国农村应该实施有效的社区建设，包括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社会组织的作用，鼓励老年人社区人际互动。胡宏伟副教授的调查结果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卢永鸿
香港中文大学政府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香港中文大学政府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卢永鸿教授做了题为《“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生态现代论的视角》的主题发言。卢永鸿教授首先在地图上展示了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布局，并简要介绍了对中国绿色发展的研究。他提出，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是影响这个新兴经济区追求合作和可持续经济环境的关键因素。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有必要改变其监管体制，对扩大的工业部门进行有效的环境监管，并指导企业进行环境友好型运营和绿色发展。
卢永鸿教授进一步提出了绿色发展中的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怎样才能重建一个有效的、环境友好且绿色发展的环境管理体质；二是指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有限的知识水平下，准确的认识一带一路沿线绿色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并在考虑城市间的环境发展水平差异基础上协同发展。最后卢永鸿教授还介绍了基于对环境官员执法风格，企业环境管理与合规性以及中国eNGO政策倡导的早期研究。他以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为出发点，认为当前应该更加重视对沿带地区沿线各个司法管辖区的监管执法和企业合规程度，并且应该对eNGO的绿色倡导策略有清晰的认识，从而能够设计一条长期可持续的绿色发展道路。
安东尼•本托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共政策教授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安东尼•本托（Antonio Bento）教授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视角下的存在的机遇与挑战，认为气候变化会加剧公共健康的脆弱性。他提出，“一带一路”已经在超过60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上投资了超过10000亿美元，这一倡议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机遇，是对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面临工业化与城市化、薄弱的管理体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可能性这三大方面的挑战。他认为气候变化会加剧这些挑战，甚至可能会导致热浪、极端天气时间、旱灾以及海平面上升等严重后果。
安东尼•本托教授认为若想在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和福利效益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确立指导项目和项目评价的规则，二是进行增长管理，从收入型增长转变为可持续性发展增长模式，三是借助在技术、大数据和数据分析方面的优势对气候顺应进行投资。最后安东尼•本托教授结合快速自动化、交通方式转型、局部空气污染三个例子，再一次强调了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挑战，希望“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产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发展。
齐晔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近三十年来，世界各国都在气候治理方面付出了很大精力，然而全球和地区的气候每年都在恶化，全球气候治理真的有效吗？接下来，齐晔教授通过美国、欧盟和中国的三个例子分析了他们的减排成果及其背后的真正影响因素。以中国为例，中国的气候政策并不是空气污染降低、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原因；真正重要的因素是企业自身想要使用更高效的能源，通过技术的进步实现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齐教授又从社会责任、国内需求、新世界观、能源与经济战略、全球治理等与气候相关的现实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扮演的角色正变得更积极、更突出，也期待中国表现出更强大的全球领导力，成为新兴气候变化的领袖。因此，齐晔教授最后指出，政策制定者必须将其气候战略与国内优先事项结合起来，提高全国的共同利益，改革全球气候治理的最优做法是努力满足社会上的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最主要需求。
查德•佩尔捷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副教授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副教授理查德•佩尔捷就减缓气候变化的附加益处这一主题进行分享。佩尔捷他认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倡议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它可以为所有国家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能够树立一个榜样，在全球发挥巨大作用。佩尔捷教授还向我们展示了测量气候因子的具体方法和步骤，以此来说明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我们可以从减少化石燃料使用，改善城市设计以及加强气候敏感行业的经济繁荣来控制气候变化的因素。佩尔捷教授还特地搜集了当天（3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的PM2.5实时数据，从早上三点到上午十点PM2.5指数一直接近300，直观的展示了北京的空气质量状况是不健康的。最后，佩尔捷教授强调了结合其他学科知识对气候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从空气、水、环境中的土壤到实验室毒理学，再到环境卫生政策和风险评估，特别是内分泌干扰和发育毒理学，这些交叉学科的知识都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研究气候变化，并制定出更加合理的气候治理政策。
徐袁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院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院副教授徐袁做了题目为《气候变化中的大熊猫策略》的主题发言。他提出，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难题是中国在气候变化中所处的地位。中国在不到十年前就严厉抵制减排承诺，但随着美国撤出巴黎协定，中国一直是国际气候条约的一个令人惊讶和坚定的支持者。2010年，《京都议定书》缔约方和2017年《巴黎协定》缔约方都有中国的身影。与此同时，从全球碳排放来看，中国在2005年已经超越美国和欧盟成为世界探访量最大贡献者，占到全球比重的20%以上，中美正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进行着显著的身份转变。采用以大熊猫作为标志的生态保育战略，守护人类共同的环境气候利益时各国都有自己的任务，第一是空气污染的防控工作，中国PM2.5问题在卫星监测图下显示是世界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治理好本国的空气污染问题任重而道远；第二是能源安全问题，根据2015年能源进口来源中美对比图显示，中美能源进口渠道都是多元化的状态，但美国能源进口多源自北美地区，安全性较高，而中国最大的能源来源地为中东地区；第三是经济转型，在2016年世界每一千个太阳能和风能就业岗位中，中国占比分别为64.3%和44.1%。因此，我认为气候变化不一定必须看做对国家的负担，反而可能成为一个促进国内发展的机会。
王克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讲师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讲师王克认为气候变化是“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重点合作领域。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向联合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NDC）文件中均提出了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合作需求，重点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能效提升、可持续交通、农业/林业/畜牧业管理等。中国在向创新发展路径转型的过程中，有机会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合作，向其他国家展示可持续的发展框架，分享经验，使得其他国家避免依赖传统的高碳增长模式，追求更低排放、低污染的创新、高效的发展道路，并推动全球低碳发展转型。人民大学团队基于世界大学联盟搭建的多国家、多文化背景的国际网络，从国际视角对中国政府倡导的绿色“一带一路”进行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分析与阐述，构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指数，对重要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状况进行评估与比较，识别重点合作领域和关键技术需求，研究匹配不同国家在建设绿色“一带一路”中的特定供给与需求，探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与联合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机制、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等进一步融合的方式和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