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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综合 凤凰财经、火星研报
作者：唐驳虎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01
变革
5年前，户籍制度，似乎还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墙，横亘在城乡之间、出生地与居住地之间。办身份证、办护照、办签证要往返奔波。京沪这样的城市自不待言，连一个四五线城市，落户都是何其艰难。
可2017以来，随着南京、长沙、郑州、西安、武汉纷纷“抢人”，特别是现在，京沪加入战局后，突然发现，那堵耸立了几十年的高墙，就要灰飞烟灭了。
人口，特别是高素质的年轻人口，从“吃饭的嘴”变成了“创造财富的手”，成为争夺的要素，西安市公安局甚至都开了誓师大会，要确保24小时办完一个落户手续。想起以前某些派出所户籍科对落户者的各种刁难，简直恍若隔世。
年轻人口，高素质人才，优秀的企业家，超越了资本，成为第一要素。这些人向往美好的生活，需要亲清的政商关系，服务型的政府，谁能提供这些，谁就能发展，谁就有未来，否则就是死路一条。而这又倒逼城市的主政者改革进取，提供这样的公共产品，进而形成良心循环。
想明白该怎么做的城市，杭州、武汉、南京、郑州、西安、成都、长沙、宁波，早已奋起。以省委书记开年长篇讲话为标志，北方大省山东也醒悟过来，《山东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后了》刷屏，成为现象级事件。
以至于高冷孤傲的北京，在“疏解整治促提升”的同时，也给人才开辟了绿色通道。
02
一线与新一线
我们先从中国发展最精粹、最快速的地方——大城市说起。这几天，从去年兴起的中国城市的抢人大战，突然进入了2.0版！
3月21日，北京出台了“历史上最开放的落户政策”，支持落户的10类优秀人才包括：
优秀创新创业团队引进人才、科技创新人才及科技创新服务人才、文化创意人才、体育人才、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人才、金融人才、教育科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健康等专业的人才、高技能人才、对本市科技创新或文化创新贡献突出且依法纳税的自由职业者等。
26日，上海明确表态“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并设立落户绿色通道，这些新闻都给人一种感觉，之前管控严格的北京上海，也加入到城市抢人大战中了。
两位重量级选手入局，无疑将改变原先城市竞争的磁力场。
城市间的竞争会怎样塑造中国未来的人口和经济格局？个人的奋斗怎样能和浩浩荡荡的历史进程相统一？
这些问题，需要一一道来。
在中国城市版图上，几条无形的线赋予四百多座城市不同的地位，不管是“一线”、“二线”、还是“十八线”。这些称谓大都约定俗成。
长久以来，这似乎代表了一种固定的等级。但近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跃迁，为二线城市提供了赶超的希望。
在北上广深决心比肩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这样全球城市的同时，二线城市也在暗下决心，至少要比肩欧洲二线大城市，如马德里、维也纳、华沙、伊斯坦布尔之流，甚至要比肩米兰、巴塞罗那、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这样的欧洲一线。
这在不久之前听上去还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或者说是官方术语中的盲目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但现在其实已经不是了。
2017年，中国GDP为82.7万亿元（约合12万亿美元），欧元区19国经济总量约为12.5万亿美元，欧元区仅以微弱优势领先中国。
预计2018年中国的GDP将达到约13.2万亿美元，超过19个使用欧元国家的总和（12.8万亿美元）。
从人口规模、地域面积来说，中国的一个省，就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而当经济规模也能等量齐观的时候，例如广东相当于西班牙，四川相当于波兰，山东相当于墨西哥……这些省的省会，怎么就不能与这些国家的首都比一比呢？
31省区市2017年上半年GDP总值及对应国家
所以，现在二线城市都在纷纷叫响了要做“新一线”的宏愿。
在高水准的基础设施（高铁枢纽、国际航线、地铁网络）、招商引资（跨国企业集团总部、研究院、领事馆与签证中心）竞争之外，从去年的大学生毕业季，各二线城市突然掀起了抢人大战，指向的确切目标，就是那些大学毕业生们。
新经济浪潮下的城市战争，其核心战场不再是大港口、大机场等硬件基础设施，而在更高技术含量的人才争夺战上。
03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才
为什么各二线城市争相开出优厚条件，上演毕业生争夺大战？
答案很简单，人是劳动力，是创造力，是消费力，能够带来财力、地力、活力。
更彻底地说，城市的本质和核心是人，优秀的城市，是优秀人口的聚合。千方百计引进人才，就是为了完成从二线城市到新一线城市的蜕变。
青年人才与城市，本来就是互相吸引的关系。
也正因如此，英国各地的年轻人依然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伦敦，法国的年轻人在奔向巴黎，日本的年轻人在涌向东京。
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到大城市寻找梦想，这是全世界都在发生的事情。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首都人口，占到了全国的10%甚至20%、30%。
但对于中国，却有着与这些只有一个首都、一个超级集中的特大城市的中等国家不同的局面。
从规模上说，中国是一个“如世界一般”的国家，或者说，大一统的超大型文明。
中国一个省的规模，相当于欧洲的国家；各省的省会，就好比这些国家的首都。但各省的年轻人，却可以在全国30多个省份的广阔天地，自由选择工作机会。
而即便像欧洲搞出了一体化的欧洲联盟，这也是没法完全做得到的。毕竟即使打破了国家边界和人员流动的身份限制，还有语言、文化上诸多的差异乃至鸿沟，难以轻易跨越。
那么，对于这些立志成为“新一线”城市的各省会之间，就自然产生了包括人才、投资、项目等经济要素的争夺。
有人会问，该流入的也自然会流入，还至于用抢么？
当然用。首先是中国已经进入人口的“刘易斯拐点”。
从1990年起，中国每年出生人口数由2621万直降到1991年的2008万，到2000年慢慢稳定在1500万的水平，这就意味着00后总人数（1.60亿）要比80后（2.47亿）少8700万，减少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渐行渐远。
但人口一旦享受到更高水平的教育，有技术、有创意、能创新，就产生了“新的人口红利”。
劳动力紧俏，人才更加紧俏，各个城市自然愿意拿出资源吸引人才扎根。能否抢到足够年轻的人才资源，成为决定未来城市兴衰的关键。
而与“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相反，“城市吸引力不足，人才会自己跑掉”。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武汉。
武汉的89所高校数量在全国仅次于北京（91所），而多达130万的在校大学生数量，更是位居全国之首，全球之冠。
作为大学生数量全球第一的城市，武汉本来是最不愁青年人才供给的。到2014年，武汉高校毕业生达到30万，但只有10万留在武汉就业，其他2/3基本上都流向沿海地区。
而同是教育大省的广东和浙江，其毕业生留在本省的比例分别高达85%和80%。
当时的大学生就业流向追踪调查显示，全国前五大跨省就业迁移路线，分别是武汉到深圳（第一），武汉到北京（第二），长沙到深圳（第三），武汉到广州（第四），哈尔滨到北京（第五）。前五名中，武汉出现了三次，而且均是人才流出方。
武汉当地媒体纷纷发问“武汉为何留不住自己培养的人才？”。直到2017年2月，武汉正式提出力争5年内将100万大学生留在武汉。
4月，武汉正式成立“招才局”，将招才引智列为“一把手工程”。随即大力放宽大学生落户条件：大学毕业生凭毕业证即可申请登记为武汉常住户口。
在政策利好的护佑下，2017年留汉大学毕业生达28.29万人，留汉比例猛增到97%，是往年的2倍，可谓是大获成功。
在武汉率先“抢跑”的发令枪声下，成都、南京等二线城市也纷纷出台类似政策，吸引人才落户，搅动了整个就业季。
像2017年底才开始行动的西安，就有点后知后觉了。
但架不住西安力度大，3月22日，西安掀起新的落户风暴，表示全国在校大学生仅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就可以落户西安。光2018年前三个月，西安迁入人口达到21万，接近去年的总量。
二线城市“抢人大战”如火如荼，但这时，几个硕大的身影进场了。
04
京沪的算盘
为什么京沪也重新入场了？
毕竟，伴随着近年来的大力疏解，北京也承受着经济发展失速的压力，需要向地均、人均产值很高的科技企业抛出橄榄枝。
在203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北京“坚决退出一般制造业”，而剩余为数不多甚至需要缩减的用地指标，全都用来配置高精尖产业项目。
简而言之，盯着价值链高端环节，在压缩生产空间规模的同时，提高产业用地的利用效率。希望通过引进人才带动金融、科技、文创、信息等产业的创新发展和高端发展，这才是北京的大战略。
把每一项人才引进措施与产业发展规划对照来看，不难发现其中的要求逻辑，这被高度凝练地概括为——码农年薪百万，金融民工年薪两百万。
可以看出，北京这一波留人的操作是要能够左右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关键人才。普通程序员可能会“逃离北上广”，但用户口稳住团队核心人才，不愁没有新的程序员补进团队。
新政里，北京除了要掐尖各种专家学者、专利发明人、知名媒体人、高端基金管理人之外，也需要日益紧俏的高级教师/医生。
但最重要的变化是，户口新政总算给体制外从业者打开了户口绿色通道。
毕竟，居于城市食物链顶端的北京，不需要为劳动力不足而担忧，它所谋划的是一个“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大战略。
上海“人才高峰工程”中的用词也多少透露了端倪——这两座超级城市瞄准的是尖端人才，他们都希望在“人才高地”的基础上再上“高峰”。而高峰的存在，将可能直接推动一个产业的成长与成熟。
北上的加码，将增大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就像段子里所说的，北京放出了这样一个信号“你们二线尽管抢，高端人才走了算我输。”
不难预见，出台新政的京沪将继续保持在金融、信息等行业的领先地位，进一步拉大与其他二线城市之间的差距。
尤其是北京的思路，很明显对标Palo Alto——这是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一个区域，面积不大，却是硅谷的核心所在，世界上叫的上数的高科技互联网公司，几乎都集中在这里——苹果、谷歌、脸书……
这就是高科技与金融，对立志成为全球城市的巨无霸吸引力的所在。它们不仅创出极高的产值，还使用极少的土地面积，因为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都是高度虚拟化的。
产值、定位、档次、人才、土地，这一切都恰合人口密集的超级都市的胃口。
05
广深的焦虑
值得注意的是，在抢人大战之下，有一个内心深处颇为焦虑，外界又都料想不到的城市，那就是深圳。
很多人想不到，以深圳一线城市的地位，也需要考虑延揽人才的事情？
简单地说，以前不需要，现在需要。
过去40年，深圳靠着全国各地南下的人才，从一个小渔村一跃成为中国最顶级的四大一线城市。但它本身的造血功能至今依然很低下，高等教育资源仍远不如大部分二线城市。
这些年靠着与清华、北大、哈工大等多所名校达成合作设立分校区、研究生院，稍稍弥补了一些高端人才本地培养的空缺。但在规模数量上，发展高等教育实在不能像招商引资那样可以立竿见影——迄今深圳在校大学生还不到10万人。
自身的大学毕业生严重不足，深圳多年来一直靠着特区地位、一线城市光环，以及众多的高级就业岗位，坐享着“人才红利”。
从前面提到的大学生就业迁移路线，我们就能知道，为深圳提供新鲜血液的最主要“血源”，一是武汉，二是长沙，都来自中南腹地。
以深圳也是中国最成功的技术公司华为为例，该公司相当比例的员工以及大批高管都来自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华科被称作是华为的“娘家”。
若不是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一系列两湖地区的重点大学，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优秀的人才供应，深圳的成就，尤其是它最引以为傲的的科技创新产业，必然要逊色许多。
现在，游戏玩法变了，武汉还有长沙都开始想方设法留住大学生，留住人才，为己所用。武汉的百万大学生留汉计划如果成功，就等于给深圳“断奶”。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深圳焉能不焦虑？
100公里外，暗暗较劲的另外一座一线城市则相对淡定。因为广州有着与武汉都不相上下的大学数量与大学生人数（也有统计口径认为广州超过武汉）。
但即便这样，广州也没有放松，之前广州社科院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就指出，大城市应正视城市规模效益，以为未来储存更多人口、人才和年轻人资源为目标，从“控制人口”向“争夺人口”转移。
因为广州给自己最新设定的目标愿景是“活力全球城市”，规划到2035年人口规模达2000万，同时按照2500万管理服务人口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而现在广州的常住人口仅1350万人，还有多达650万人甚至接近翻倍的增长空间和需要。
06
诸城之战——新兴产业
那么，各城市究竟要如何抢夺人才？
根据调查统计，在就业城市的选择上，大学生最看重的因素是薪资水平（64.3%）、发展空间（59.3%）和城市大小（43.9%）。
而落户政策（28.8%）以及针对性的激励补助（13.0%）排位偏后。这样看来，用户口留人是有一定效用的，但大家都拿出这一招之后，这一政策的吸引力必然减小乃至消失。
所以真正要留得下人，关键还在于这个城市延揽到的现代产业，尤其是新兴优势产业。
经济整体实力和产业结构，决定了一个城市的经济基本面、产业优势、就业前景。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能不能吸引到人才、能吸引到什么层次的人才。
现实来看，绝大部分城市都有人才焦虑，但是否有相应的就业岗位匹配，真的需要打个问号。
产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吸引，更像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往复。脱离了产业，人才招揽政策可能也是无效的。
只有把城市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根据合理的资源容纳能力招徕人才，形成产业链，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比如杭州对互联网企业的吸引力，也不是搞政策的短促突击，而应该归功于长期的商业文化底蕴和“浙江模式”的厚积薄发。
如果城市定位不准，环境建设不足，人才争夺战难免会烂尾，这对于人才和城市都是悲剧会。
至于现在的二线，未来的新一线，需要/正在/即将建设什么样的产业，这对城市和人才来说，都应是关注的焦点。
北京的定位自不必说，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是国家确定的定位，也是为什么众多媒体和国际组织云集于此，各种豪华展览活动场场爆满，咖啡馆里总有创业项目诞生的原因。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互联网产业还会继续向北京集聚，无他，集聚的势能和政策使然。还有大央企总部经济、一行三会（现在是两会）带来的金融总部经济，也都是首都优势的独特赋能。
上海，则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同时，上海以其资源禀赋，依然在大力发展航运、汽车、钢铁、造船等现代重工业，张江高新区的重点产业则是集成电路、软件和生物医药。这些都是上海产值的重要支撑。
上海的综合型发展路径，实际上给了其他一线与新一线城市一个良好的示范——除了极少数地缘因素带来的际会，金融业的集聚，一般也是需要现代高精尖制造业、科技创新中心为支撑的。
07
个人奋斗与历史的进程
所以，找准自己的位置非常重要。个人如此，城市也是如此。
对于普通人来说，生活在一线城市，能够获得大量的资源和成长机会，但这里也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巨大经济机器，不断重复着适者生存的过程，任何人都必须不断奔跑才能不被甩掉。想在这里过的非常自在，可能只在极少数精英的能力范围之内。
相反，二线城市的姿态是欢迎所有人，这里相对沉静缓慢的三四线，更适合追梦的青年人群，发展空间要大得多；但相对京沪，则明显舒适、生活成本低。
发展和稳定的矛盾不仅存在于教科书里，论坛中也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逃离还是留下”、“深圳和武汉比，哪座城市更适合工作和发展”。
这些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标准的答案，但提前了解每一座城市可能的进化路径，则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果参照其他新兴国家的发展之路，我们能看出历史进程的轮廓：
1、金融互联网产业只可能在一线城市繁荣，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而言，不可能依赖这两个行业步入发达行列。
2、制造业是非资源型地区产业升级的不二法宝，结合当地的资源禀赋，老老实实做实业，做高科技、高精尖的现代制造业，不要过早地脱实向虚。
3、由于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落后地区三四线城市将面临年轻人口减少、增长缓慢的可能。
愈演愈烈的中国城市战争，最大的赢家可能是三大城市群内的明星城市，以及5大区域中心城市。中国人口虽多，但十余个城市群必将聚合80%以上的人口和产业。
剩下的幸福，就要靠个人的奋斗了。
08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历史的进程与个人的选择！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对于这个不断变化的大时代，特别是过去半年，很多事情一直在变，相互关联又相互影响，本来就有相当的素材。另一方面，发现不少朋友对这些趋势的变化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意识。
因此，今天就讲讲时代洪流中的历史的进程，以及对我们每个人工作及生活的影响。
新趋势的出现，往往源于旧模式走入尽头。
今时今日的转型如果真要寻根溯源，必须要从原有经济增长的路径说起。
2007年前那时都说，在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中，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出口。
回顾2002-2007这段时间，虽然房价也在涨，但货币政策整体是收缩的，处于利率的上行周期。经济结构本身确实有一些问题，低端产业相对较多，但也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但这一模式到2008年时突然行不通了。世界级别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外需大幅减少。出于维持GDP增长的目的，随之而来是货币政策的极度放松和四万亿计划的提出。
至此，国内经济正式进入新的杠杆纪元。
2008年经济危机的到来，在试图依靠基建投资来替代出口下滑的指导方向下，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
随着大量的货币被投入实体经济，特别是以类似政治任务的形式投入基础建设，由于基建项目本身初期投入大，回款期长的特点，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实体杠杆水平的快速提高，这点从当时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极具扩张上就可见一般。
另一方面，还有通货膨胀的问题，经济层面的高需求加上货币层面的足够宽松，不产生通货膨胀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但毕竟食品领域的价格稳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不可能大幅增长。因此，在国家一系列的宏观调控下，最终CPI数据趋于稳定。但由于货币政策仍然十分宽松，资金必须要找一个出口。
由此，房地产在那时正式进入了自己的主升通道。一轮大规模的存量财富转移大戏就此拉开序幕。与之相对应的是金融层面的创新，随着银行们发现表外这一新形式融资，房地产资金就不是问题了。
同时，金融创新的另一个副产品，则是以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出现，明面上打着普惠金融的幌子，但更多的也是投身这一历史洪流之中。
作为金融行业的从业者，不得不说，2012-2015年前后绝对是房地产通道业务的黄金时代，在整个链条上的所有人都享受着极大的时代红利。
2012-2015年期间，除了房地产价格，另一类收益的资产还有股市。
伴随着牛市的诞生，随之而来还有杠杆与人性。之后的故事，相信所有人都知道了。这前前后后爆发的系列问题与乱象，直接让高层开始反思金融改革的方向。
也正是从那时起，国内正式进入"拆弹"阶段。
对金融指导也从创新变为了管制，且要求必须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前提。
老实说，那时的宏观环境十分恶劣，一方面是低迷的经济，高企的杠杆，过剩的产能与资产价格，另一方面是美国的经济复苏及汇率上的压力。
但不得不说，我们国家还是有高人的。在全球有效需求长期不足的大背景下，如果说一带一路的战略设想更加聚焦长期的话，供给侧改革对于我国破局短期的两难境地还是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控制杠杆规模，要么从盈利改善上着手，让企业能赚到钱，要么从腾挪上着手，让其他低杠杆的群体来承接这部分的杠杆。而供给侧改革是两方面都做了。
金融领域：一方面是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配套，另一方面也为了解决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问题，也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巨变。金融成为过去5年高杠杆与脱实向虚的助推器，所以，当下所有的调整也都是往相反方向来调整。
当然这一切的实现，还必须感谢特朗普其奉行的弱势美元政策。虽然更多的是从推动美国经济复苏的目标出发，但客观上，缓解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为供给侧的推行争取了有利的时间。
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不仅帮助了国内，也进一步助推了美欧经济的恢复，而外围经济的复苏，又进一步抬升了中国的出口。
不得不说，先前这个死局已经破了一大半。但这不是重点，今天的主题：在新的周期下，我们每个人会面临哪些变化？
1、或多或少，或快或慢，我们都会进入股权投资的大时代。
随着去杠杆的深入，表外融资规模的缩减，以银行理财为代表的杠杆型产品势必会不断收缩。所以到最后，不是投资者不愿意买银行理财，而是很可能慢慢地会根本买不到了。
以后，投资者要么老老实实地去银行储蓄，要么就只能以各种方式进入股市，或者是自己投资。至于房地产投资，无论从货币、城镇化进程还是杠杆的普遍程度来看，房地产本轮的历史周期已近尾声，能赚大钱的概率已近很小了。
2、股权投资的大时代并不意味着大牛市会来。
未来的资本市场的定价将逐步由原来的资金推动变成业绩推动，只有真正有利于经济改革、对于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力的核心企业才可能获得市场更高的溢价，而不是各种短期的概念。
3、金融行业过剩产能的改革才刚刚开始。
未来10年，或许会有越来越多的金融从业者会异常怀念2008-2015这段时间。金融行业的机遇伴随着杠杆而生，大量的人员参与在与之相关的整个链条之中。但随着去杠杆的推进，最大的问题将不再是个人努力与否，而是整个业务链条逐步消失的问题。如果不尽早转型，只会越来越被动。
因此，大型金融机构无疑会相对更占优势。所以，如果你从现在起想要跳槽，如果自身尚不具备影响局面的能力，或许正规金融机构，大型金融机构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4、消费的升级、替代可能会成为下一轮经济新的驱动力。
过去3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不断切换的30年，最早是出口，然后是基建，再然后是大量资金的空转，但或许未来的5-10年会成为消费驱动的新时代。
互联网巨头这些年在零售领域，乃至于衣食住行等全方位生活的布局。新零售这些概念的提出，绝不会是毫无来由的。
其实小的判断还有很多，但对于大的趋势就是那么几条主线。
历史宛如一幅长长的画卷，记录着世间的各种变化。在历史大的进程与趋势变换面前，我们个人的力量都太过于渺小。因此，必须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
过去10年，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加了杠杆，谁杠杆使用的越多，那财富的增长速度就会越快。
但未来10年，在去杠杆面前，伴随着负债端的收缩，全社会的总资产肯定是会逐步减少的，这就是历史的主基调，没有人能够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