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朔
从一天24小时金融交易不间断的角度看，既然零时区的伦敦、西八区的纽约是全球金融中心，东八区理当有一个城市与之对应，从而形成欧、美、亚太三足鼎立、每隔八小时一站的时空格局。
在东八区这个位置，上海和香港在唱“双城记”，香港和新加坡在唱“双城记”。东九区的东京在上世纪80年代末曾是全球金融中心强有力的竞争者，但今天已经出局。对上海来说，按照规划，到2020年要基本确立以人民币产品为主导、具有较强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的全球性金融市场地位，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迈入全球金融中心前列。现在看，挑战是巨大的。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十几年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崛起的六七年，金融中心本身的含义也在发生变化。一些金融科技中心的兴起正在对传统中心提出挑战。
按照德勤去年4月发布的《2017年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报告》，全球有44个金融科技中心，伦敦和新加坡并列第一，接着是纽约、硅谷、芝加哥、香港、苏黎世、悉尼、法兰克福、多伦多。大陆有两个城市入选——上海和深圳。
德勤报告的一个重要结论是，金融科技中心的发展，需要得到政府和监管机构的大力支持，通过类似“监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的方式允许金融科技创新。这方面欧洲相对保守，亚洲监管机构更加积极。例如，在已经设立或已经承诺设立监管沙盒的16家监管机构中，有7家在亚洲；阿布扎比的RegLab，迪拜的FinTech Hive和2020区块链大赛，巴林的FinTech work等等，反映出海湾地区对金融科技创新的热忱。
在中国，明确提出要建设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是杭州。蚂蚁金服在金融科技全球百强榜上的排名是第一。全球规模最大的金融科技创新大会Money20/20也把中国会址永久落户杭州，会议将在今年11月举行，届时将汇聚全球金融科技生态中最具代表性的领军企业、初创企业、投资者和分析师，分享金融科技的思想盛宴和使用体验。
今年3月，Money20/20亚洲大会在新加坡举行，我借参会之机感受了新加坡在发展科技金融方面的举措。
要发展科技金融，科技是大前提。
新加坡上世纪80年代提出“国家电脑化计划”，推广电脑应用；1992年提出“IT2000—智慧岛计划”，建设覆盖全国的高速宽带多媒体网络，普及信息技术；2000年提出“信息通信21世纪计划”，计划到2005年成为网络时代的“一流经济体”；2006年公布“智能城市2015”计划，预计增加8万个工作岗位，使90%的家庭使用宽带，学龄儿童家庭电脑拥有率达到100%等；2014年发布“智慧国家2025”的10年计划。
智慧和智能一字之差。如果说“智能”侧重以智能机器取代人，“智慧”则强调利用大数据搜集的信息更好地服务人，不是忽略人的因素，反而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新加坡“智慧国家”理念的核心是三个C：连接（Connect）、收集（Collect）和理解（Comprehend）。第一个阶段以连接和收集为核心，目标是提供一个安全、高速、经济且具有扩展性的全国通讯基础设施，通过遍布全国的传感器网络获取更理想的实时数据，确保每个人、每样东西，无论在地铁、森林、办公楼、电梯等任何地点以及任何时间点都是互联互通的；同时，对重要的传感器数据进行匿名化保护、管理以及适当进行分享。“理解”则是通过收集来的数据，尤其是实时数据，建立面向公众的有效共享机制，更好地预测民众需求，提供服务。比如，预先根据交通情况预测塞车路段、利用电眼来观察环境的清洁、使用无人驾驶车辆提供短程载送服务等。
虽然新加坡在科技方面很有前瞻性，但在金融科技方面，政府却有强烈的危机感。去年8月20日晚，总理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讲了几年前新加坡人力部长林瑞生在上海买栗子的故事。排队结账说，许多上海顾客都挥舞着手机，没有付一分钱现金就拿走了栗子。林瑞生以为是某种特别优惠，结果发现是在用二维码扫码支付。李显龙说，“在中国的主要城市，现金已经过时，甚至借记卡和信用卡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我们觉得自己有点土”。
我在新加坡机场以及乘坐出租车时发现，支付宝的使用已非常普遍。新加坡最大的出租车公司“康福德高德士”旗下超过1.5万台出租车都支持手机付款。移动支付是新加坡促进全岛普遍采用智能技术的五个战略性项目之一。
中国平安陆金所旗下的的国际金融资产交易所（以下简称金交所），去年已经拿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批准的资本市场服务牌照，正式开业，其定位是面向全球中产投资者提供在线理财服务，投资额在1万到100万美元之间。
我在Money20/20会上碰到了多位中国金融科技界人士，有的在新加坡开展业务，有的计划以新加坡为据点在东南亚拓展。他们说，在新加坡，你可以直接申请服务牌照，比如平安旗下的金交所申请了证券交易、托管、投资、销售四项资本市场服务牌照；而类似区块链金融等业务，可以通过申请进入新加坡金管局的“监管沙盒”体系来开展。
“监管沙盒”由英国首创，指从事金融创新的机构在确保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下，按FCA（金融行为监管局）特定简化的审批程序，提交申请并取得有限授权后，允许金融科技创新机构在适用范围内测试，FCA会对测试过程进行监控，并对情况进行评估，以判定是否给予正式的监管授权，在沙盒外推广。在新加坡，根据金融管理局的规定，任何在沙盒中注册的金融科技公司，允许在事先报备的情况下，从事和目前法律法规有所冲突的业务。即使以后被官方终止相关业务，也不会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参加Money20/20大会的易宝支付联合创始人余晨判断，新加坡正在成为“数字资产时代的瑞士”，小国可以依靠政策上的灵活性取得博弈中的优势。在他看来，产业、互联网、金融具有三角关系，互联网和金融都是为产业服务的工具。
余晨说：“过去我们谈互联网＋，讲的是各个传统行业都可以互联网化，从媒体、通讯到出行、零售等。而今天谈行业的泛金融化、产融结合，讲的是各行各业都可以金融化，以前可能‘重’行业才会用到金融工具，比如房地产和汽车行业的房贷车贷，而今天门槛大大降低，电商网站上买个手机也会用到消费金融分期付款这样的金融服务。而互联网又是可以为金融服务的工具，推动传统金融转型升级。”
余晨指出，互联网不只是工具，也带来了新的生产关系、组织形式和理念。传统行业的互联网化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工具层面的互联网化，把互联网当成是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工具和渠道，例如开网店；第二层次是平台层面的互联网化，利用互联网的组织方式进行了价值链和商业模式的重构，比如滴滴出行这样的共享经济；第三层次是内核层面的互联网化，用互联网的理念重构企业的运营管理，比如谷歌的扁平化内驱式管理。
“同样地，互联网金融也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工具层面的，例如网上银行；第二层次是平台层面的，例如P2P、众筹等；第三层次是内核层面的，比如数字货币、区块链等。”余晨说。
中国在互联网金融的三个层次上都有迅速发展，但最近两年，由于整个金融监管的加强，谈论金融创新的似乎越来越少。希望这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
金融科技创新，对金融的普惠化也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目前全球超过20亿的成年人没有银行账户，即39%的成年人没有使用基本金融服务；还有57%的成年人虽然有基本账户，却没有使用过包括储蓄、投资、低成本支付、保险及信贷在内的全套服务。在Money20/20大会上，中国宜信、IFC（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和斯坦福大学联合发布的普惠金融报告认为，全球金融科技公司正在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产品和新兴科技（数字身份、物联网、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推进金融服务的普及、市场的匹配、以及费用可承担性。宜信新金融产业投资基金已在全球投资了26家前沿金融科技公司，因为“未来已经到来，而最大的风险是停滞不前。”
蚂蚁金服和微信支付的相关负责人在Money20/20大会上都发表了主题演讲。蚂蚁金服CTO程立分享了一个“技术让世界更平等”的故事，那是2014年，珠峰大本营通电后，23岁的藏族少年次仁格旦用支付宝二维码收取服务费，省去找零的麻烦，这种方式之后被更多的帐篷主人在收付款时所采用。
| 程立
蚂蚁金服提出，蚂蚁金服科技开放的基石是BASIC，也就是Blockchain （区块链）、AI（人工智能）、Security（安全）、 IoT（物联网）和 Computing（计算）。区块链技术可以支持进口食品安全溯源、商品正品溯源等多项服务，提高透明度和可追溯能力；人工智能帮助蚂蚁金服支付体系的风险系数大幅降低到百万分之一，还极大提高了客服的服务效率和准确度；蚂蚁云服务则旨在帮助解决各行业面临的业务安全风险问题，比如羊毛党、信贷欺诈、黄牛党、刷单等等。
微信支付强调的重点是用社交为支付注入新活力。微信红包以及滴滴打车与微信支付的结合，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交支付”的典型案例。开创社交支付只是移动支付普及的第一步，“如何深入衣食住行各个领域，从小额高频的场景切入，消灭生活场景当中的一切不便捷，才是微信支付这几年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在中国，移动支付影响着数亿人的智慧生活方式，从智慧零售到智慧医院、智慧景区、智慧停车、智慧加油站，城市的全面智慧化正在展开。
无论支付宝还是微信支付，它们都在积极通过跨境支付推动智慧生活的全球化。
今年1月26日，支付宝与瑞士合作伙伴SIX宣布，将在瑞士达沃斯的250个POS点全面接入支付宝，包括餐厅、酒吧、超市和酒店等。支付宝已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接入的海外线下商户涵盖餐饮、超市、百货、便利店、免税店、主题乐园、海外机场、退税等几乎所有吃喝玩乐消费场景。微信支付跨境业务也已支持了25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合规接入以及超过13个币种的交易，微信支付的海外开放平台可以实现海外商家自助接入，香港和日本的出租车现在都可以进行微信支付。
在新加坡感受金融科技的力量，我的判断是，未来东八区的全球金融中心可能不是某个单一城市，而是以中国力量为核心的聚合（cluster），包括香港、上海、北京、深圳、杭州等等，因为今天的金融中心不仅是物理意义的场所集聚，也是跨时空资金流、信息流的真正发起者、聚合者、平台塑造者。在东八区，中国理应比新加坡发挥大得多的金融中心作用。
我的另一个体会是，中国要在全球建立自己的金融影响力，不能只靠更开放的政策和传统金融机构的走出去，还要更好地发挥金融科技新动力的作用。如此，中国才有希望建立21世纪世界金融的新中心，新规则，新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