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亚军
1995、1996、1997年，连续三年，《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华人首富、亚洲首富都不是李嘉诚，而是香港另一位地产巨擘——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
而且，1996和1997年，李兆基都高居《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第4位，也是至今为止华人在此榜单的最高站位。
1997年之后，深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的香港，房价断崖式下跌，股市风雨飘摇……特首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的用词是：经济逆境，共度时艰。
一片萧杀中，李兆基的财富大幅缩水，而同样作为地产天王，同时还是香港最大市值财团掌舵人的李嘉诚却在此间超常爆发。
其中的关键转折源自一笔伟大交易，这笔交易不发生在房地产，也不发生在香港，而是发生在遥远的欧洲，在1999到2000年，新旧世纪交替以及信息产业升级换代的惊涛骇浪里。
这笔交易，巩固了李嘉诚的华人首富地位。
1993年，李嘉诚面临一个抉择。
他旗下的“和记黄埔”与英国宇航合作推出的第二代无线电话（CT2）服务“Rabbit”，进入到第四个年头，依然前途茫茫，而新一代无线通信已在蓬勃发展。
是继续把“Rabbit”撑下去，还是全力发展新一代，抑或是干脆关门，不再冒险做这门生意？
李嘉诚的最终决定是：关掉已因技术落后无力回天的“Rabbit”，大举进入新一代通信业务，即加大投资力度，培育后来大名鼎鼎的Orange（“橙”），并安排最仰仗的爱将霍建宁亲自挂帅重整再出征。
借助新一代通信业务的蓬勃，不几年，霍建宁就将Orange做成了英国第三大移动电话运营商。1994年，Orange的用户才300万，到1999年时，这一数字已增至3500万。
1996年，以Orange为核心的Orangeplc还同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并成为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成份股公司中表现最好的个股。
风光一片大好之时，一贯重视风险管控的李嘉诚，却提早洞悉危机，思考起了如果坏事来临，要如何应对？
李嘉诚后来曾这样回顾他当时的忧虑：
“我看到三个现象∶1、话音服务越来越普及，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行业竞争太大，使得边际利润可能减低；2、数据传送服务的比重越来越大，增长速度比话音要高很多；3、在科技通讯股热潮的推动下，流动通讯公司的市场价值已达到巅峰。”
另一个巨大压力是，Orange虽然已是英国第三大，但基本上也只能是第三大。
欧洲的前两大电讯巨头英国沃达丰（Vodafone）和德国曼内斯曼（Mannesmann）都把英国市场作为必争之地，已为争夺龙头地位打得不可开交。
老大和老二打仗，最后却死了老三，这在古今中外都屡见不鲜。前景不容乐观，甚至危机已现的局面中，李嘉诚开放性地寻找着扭转局面，成为大赢家的契机。
其开放在于：价格合适，就卖掉Orange。
Orange有作为第三的不足，也有作为第三的独特价值——沃达丰与曼内斯曼，谁能买下Orange，谁就可以坐地成为真正的老大。
如能激发两家竞买Orange，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只要老板一句话，他就总是有办法的霍建宁，很快把一场老大和老二打仗可能死掉老三的恶战，成功扭转到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新局面。Orange可以出售的口风刚刚吹出去，沃达丰与曼内斯曼就争着抢着上了门。
接下来便是惊心动魄的商战，但李嘉诚努力让一切云淡风轻。
关键时刻，几乎在焦急度过每一天的李嘉诚，除了明确大方向并不断提醒已经忙到病的霍建宁注意身体，没有给霍建宁任何压力，几十几百亿的价码也都由霍建宁相机行事。虽然交易尾声时，他已睡觉都把手机放在床边调到最大音量，生怕错过霍建宁汇报过来的消息。
多番博弈之后，1999年10月21日，李嘉诚在香港兴高采烈地宣布了最终的答案：
“和黄”决定出售其持有的Orangeplc总计49.01%的股权给曼内斯曼，交易总代价包括：相当于港元264亿的现金、相当于港元214亿的由曼内斯曼发行的三年期欧元浮息票据，以及曼内斯曼10.2%的股份。
消息传出，全港沸腾。
最终，在是年的财报上，“和黄”从这一笔交易中获得了1180亿港元的溢利，创造了香港开埠以来的企业最大盈利纪录。
这都还不是赢家的全部。
曼内斯曼收购Orange不到半年，2000年2月，在家门口丢了Orange的沃达丰咽不下这口气，以1850亿美元的交易额直接把曼内斯曼给合并了，写下世纪并购大案。
作为曼内斯曼重要股东的“和黄”接受了这个交易，并最终获得了合并后新公司5%的股权，再次获得500亿港元的溢利。
只用5年左右的时间，就将一项原本陷入困局而且累计投入不过百数亿的业务，变成了溢利高达1680亿港元的大买卖。
李嘉诚的华人首富地位再难有人撼动。
在1999和2000年的新旧世纪交替里，李嘉诚还完成了多个重大项目。这些项目的发展和成功，不但让他的财富地位得到巩固，问鼎华人首富之位，也让他的社会声誉登峰造极。
1999年9月，李嘉诚在内地的最大房地产综合体项目——东方广场，终于在经历坎坷曲折之后大功告成，惊艳亮相于国庆50周年大庆。
位于北京市东长安街1号的东方广场占地1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0万平方米，竣工时为亚洲最大商业建筑群，被称为北京“城中之城”，也树起了整个中国商业地产的新高度。
将近20年过去，东方广场依然是北京的核心地标。在今年宣告退休的发布会上，它被李嘉诚作为证明自己没有内地撤资的核心标志。
“去北京看看东方广场，我们是最大的股东。”李嘉诚略带不满地回应。
东方广场竣工之前的1999年4月2日，由李嘉诚基金会在此前一年与教育部启动实施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举行了首批特聘教授受聘仪式暨首届“长江学者成就奖”颁奖典礼，之后的12月9日，教育部正式印发了《关于印发〈“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岗位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教育部与李嘉诚基金会为提高中国高等学校学术地位，振兴中国高等教育，共同筹资设立的专项高层次人才计划，该计划包括实行特聘教授岗位制度和长江学者成就奖两项内容。目的在于延揽海内外中青年学界精英，培养造就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带动国家重点建设学科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
至今，“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依然是我国重大人才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的支持体系，也是李嘉诚在汕头大学、长江商学院以及若干中小学捐助计划之外对中国教育事业最杰出的贡献之一。
也就是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启动的关键时期，1999年春节开始，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李嘉诚亲自现身说法的大型公益广告——
“知识改变命运”。
“知识并不决定你一生的财富增加，但是你的机会就更加多了。你创造机会，才是最好的途径。”李嘉诚在片中强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