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国君宏观花长春团队
导读
国君力挺制造，围绕“X”的主线、核心特征与外延拓展。
一、为何围绕“制造业+X”的新工业革命成产业角力点？
1、第五次制造业大变迁与康波技术长周期的卡位
整个20世纪全球范围曾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制造业迁移，将其与已发生的五波技术长周期（康波）对照，制造业变迁发生的时点都出现在与技术长周期的“契合”。
例如：第一次制造业的迁移是20世纪初从英国向美国，这正好是第三波康波（电气和重化工业）周期的开启阶段。后三次，我们也发现了时间点的对应。比如，第二次、第三次，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至70年代，是从美国向日本、德国，之后再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这分别对应第四波(汽车和电子计算机)的前半程和半程（表1）。
当前处于20世纪初以来的第五次制造业大变迁之中，体现为两大“逆向化”。此轮制造业战略的兴起在2011年后，以美国提出《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为标志，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从第三产业向第二产业的回归，即“再工业化”；第二、从新兴国家向发达国家本土的回流。这和历史上前四轮制造业迁徙的方向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不同的背后是政治产周期与技术、经济长周期碰撞的深层次原因。在此不展开。
从历史上来看，创新、技术因素是推动制造业大迁移的核心动力，而非成本结构。从制造业迁徙来看，总是从高收入国家向中低收入国家转移，似乎驱动因素是劳动力成本。但其与康波的卡位，表明乃源于“发起者”在技术周期的更迭中，有了更好的产业发展方向；而并不是被“承接者”的低劳动力成本而吸引。例如，在第一次制造业迁徙中，英国就把第二波康波(钢铁和铁路技术)周期中的部分“过剩产能”转移给了美国。
此次制造业变迁并未出现明显的技术更迭，即仍处于第五波康波的后半程。按雅各布·范杜因（1986）以及陈漓高、齐俊妍（2011）对技术长周期的划分来看，当前属于第五波康波的衰退及萧条阶段。虽然人工智能（AI）等兴起，第六轮康波周期尚未正式萌动，但技术长周期切实出现了以第五波康波“信息技术”升级为核心特征的变化。我们将其称之为第五波、第六波康波的衔接点。
2、“新工业革命”以“制造业+X” 为核心特征
新工业革命是第五次制造业大变迁与第五波、第六波康波衔接点的融合。从海外学者们的定义可以看出这一点：
1、杰里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2012）指出，“我们现在正处在以‘互联网+新能源’为聚合推动力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经济和社会变革总是来自新能源与新通信方式的交汇”。
2、英国经济学家保罗·麦基里认为“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工业革命即将到来，它以制造业数字化为核心”。
3、彼得·马什的《新工业革命》（2013）则将新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定义为“制造业的模式之变—定制化、分散化、集群化、绿色化、可持续化……”。按照彼得·马什的划分，本次新工业革命大约开始于2005年，并将持续至2040年，但由此产生的影响将延续至21世纪末。
中国、欧洲等采用了“新工业革命”的说法。2012 年 10 月，欧盟出台了“新工业革命”战略。2012年11 月 8 日，又出台了“汽车2020 行动计划”，该计划为“新工业革命战略”第一个成果；2017年9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指出，“跨越发展中国家增长瓶颈阶段，关键是“要把握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以创新促增长、促转型，积极投身智能制造、互联网+、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带来的创新发展浪潮，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1）我国明确“X”以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为主线。这是美国以及我国提速“5G” 的背后逻辑（图1、2）。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2015年时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全面解读时，指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线。
（2）“制造业+X”的两个主要特征：智能化和后工业化。智能化体现第五波（信息技术）、第六波（AI技术）技术长周期衔接的特点。后工业化体现了此次制造业变迁的产业特征。这不是从服务业向工业化的逆向回归，而是二者的融合发展。
（3）“X”外延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等。参照杰里米·里夫金（2012）。
二、微观企业层面数据显示“X”应以信息技术类产业为主线
主要经济体制造业与信息化和数字技术的融合，成为驱动危机后复苏的重要力量。也是此轮全球朱格拉周期的重要动力。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制造业企业的发展有了新的趋势，“生产自动化、管理信息化、产品智能化”，企业设备也有更新换代需求。在2017年初开启的全球朱格拉周期回升中，美国设备投资回升比较明显的是信息处理设备（占比35%），主要是通信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微观上市公司数据显示，在美上市信息技术类公司的销售增速一直排名靠前，其在2010-16年间累计销售增长1倍。其中，硬件类中，半导体设备和产品销售表现最为突出；服务和软件中，互联网方面表现比较强（图3、4）。
与美国相比，我国信息技术及服务类企业的发展更加迅速，虽然当前高新科技程度离美国水平尚远。中国信息技术类企业2010-16累计销售增长接近2倍，增速比美国同类公司更快（图5），而且，在这6、7年间销售增速一直比较快，基本上每年都名列前茅（图6）。
信息技术类产业细分行业似乎在2012年达到底部并开始回升。设备类中，半导体表现突出，而服务和软件中，互联网最为突出。设备类细分行业（通信设备、电子设备和仪器，以及电脑等）差别不大，除了半导体设备和产品领先较为明显（图7）。服务业和软件业中，过去几年互联网非常火爆，但逐渐被信息技术服务和软件服务所追赶（图8）。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新工业革命兴起，我国经济也出现新旧动能交替。上市公司数据显示我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5G、新能源汽车、大数据、物联网等相关概念的行业也在加大资本开支（图9）。与宏观数据一致的，微观数据也显示石油化工、煤炭、钢铁、基础化工、建材等行业的企业这几年产能处在萎缩阶段。
三、制造业结构变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相关权益投资线索：
1、信息技术服务业对中美等国经济增速的贡献加大
美国信息技术及服务对GDP增速高峰期达到40%，贡献接近0.9个百分点的增长（图10）。信息技术及服务对我国GDP增速的重要性不断提升。2017年四季度，信息技术及服务的增速从19%上行到34%；信息技术及服务拉动了GDP接近1.1个点，贡献占比上升至15.7%（图11）。
2、制造业与“X”的融合代表新经济的产业生长方向
2017年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是29.3%，是维系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产业。十大产业里面，产值排在第二位批发和零售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的9.4%。看工业基础，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具备催生“新工业革命”的基础。
制造业发展的三阶段：研发支出、技术与资本积累、产业升级。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研发支出占GDP比重看，当前正处于日本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70年代中后期日本制造业伴随房地产投资回落开启由大变强之路。日本在1970年代末整体产能持续扩张至1992年，其后在高位平稳，2000年以后开始产能收缩向。分行业看，代表当时发展方向的如运输设备、机械行业等产品产能持续扩张。70年代末持续上升到1992年，在2000年以后开始收缩；代表传统行业的钢铁、纺织、金属制品1970年末以来总体收缩下行。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R&D占GDP比不断抬升。2018年-2020年R&D支出将增加7-8万亿。从研发支出水平来看，2016年我国研究与开发支出相当于日本1982年，即占GDP比重约2.1%，且企业研发占全部研发支出比重为76.8%。《十三五规划》提出，2020年将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提高至2.5%。这意味着2018-2020年R&D占比年均提高0.1个百分点，未来三年的研发支出将增加7.3万亿左右（图15）。
当前中国在机电设备尤其是自动数据处理等方面积累起较高的技术水平。从出口单价与进口单价比、出口增速、制造业高新技术出口占比57%左右，出口增速上高技术和机电产品高于传统行业。
3、权益投资应该紧抓“制造业+X”中的“X”
国君力挺制造，围绕“X”来投。“X”以“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为主线，以“智能化”和“后工业化”为核心特征，以新能源、新材料等外延拓展为重点领域。包括5G、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无人机、集成电路、半导体、信息处理设备等。
标准一：新工业革命下的“制造业+X”；
主线：制造业（工业）+新一代通信技术（5G）等；
核心：制造业+智能化（硬件+软件）；
重点领域：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
标准二：产业升级方向—工业机器人、无人机、集成电路、半导体等；
标准三：围绕第三轮朱格拉周期的信息处理设备、工程机械设备等。
四、结语：驱动产业前行的是技术迭代的根本力量
“新工业革命”之风已起，我们身处20世纪初以来第五次制造业大变迁之中；我们站在第五波与第六波康波的衔接点。
政治长周期与科技、产业长周期的碰撞，这是宏观大波动的时代，这也是产业角力最好的时代！
即使我们面临的是欧美再工业化，是比日本当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承“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智能化”之力，植庞大“工程师红利”之土，中国高端制造业崛起已然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