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经贸合作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器”的作用更加重要。美对华贸易逆差直接影响美对华经贸政策。据美方统计，2017年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3752亿美元，占美国全部货物贸易逆差的46%。以此为由，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对美出口与投资，出台了多种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措施，并对我开展“301调查”、拒绝在反倾销调查中弃用“替代国”做法等，提出要求中方采取措施将双边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目前美方解决双边贸易失衡的思路是不可行的。
一、贸易战不是应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可行之法
造成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既有美国储蓄率过低、财政赤字过大、国际货币发钞国地位（特里芬难题）等决定美国贸易逆差的基本面原因，也有香港转口、双边海关统计计价差异和全球价值链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包含国际转移价值等夸大双边贸易失衡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两国比较优势、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决定性影响。解决双边贸易失衡，首先要找准导致失衡的主要原因，对症下药，方能取得实效。
美方认为导致双边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的“不合理、不公平”政策导致中国企业取得的国际竞争优势，二是源于中国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实际上，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总计2.87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为3.47%，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2.4%。这说明中国的进出口是比较均衡的，中国的贸易政策与体制并没有过度追求顺差。
美方基于上述判断，对华采取了一系列贸易投资保护措施。一是希望削弱中国对美出口竞争力，减少中国对美出口；二是希望借此迫使中国开放市场，扩大美国对华出口；三是希望加强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维护美国企业技术领先优势。
美方对华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不会给美国“带回工作机会”。中美贸易总体上互补性远高于竞争性，中国对美出口产品中相当高比例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出口的所谓“高技术产品”大多也只是在华完成劳动密集的增值环节，包含大量的国际转移价值。从两国制造业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分析，2016年美对中国大陆货物贸易出口增加值的劳动生产率为15.8万美元/人，中国对美货物贸易出口增加值劳动生产率仅为1.71万美元/人（根据中国全球价值链课题组《2010—2016年中美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有关增加值率及就业测算结果计算），美国是中国的9倍多。如果中国对美出口下降，腾出来的市场空间并不会由美国国内企业占据，更可能被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替代，因此并不会给美国带来劳动密集型的新增就业机会。
美方单边主义的贸易投资保护措施必然会引起中国的反制。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表示不愿意打贸易战，但是正当利益遭到不公正待遇时，中方必须坚决反击。一旦中美两个最大的贸易体爆发贸易战，不仅双方的企业、消费者利益会受到损害，全球经济贸易也会被殃及。美国单边主义的作法对多边贸易体系将产生严重挑战，产生深远的恶劣影响。因此，贸易战没有赢家，也不能解决双边贸易失衡问题。
二、中国普惠式开放市场难以解决中美双边贸易失衡问题
对外开放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快发展的内在要求。过去40年，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发展和改革。中国牢牢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战略机遇，成为全球化浪潮中趋利避害的成功典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给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贸易伙伴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遇。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主要市场，美国对华出口占其全部出口的份额从2000年的2.07%上升到7.96%。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大幅开放市场和进口的快速增长。
但是，哪些国家能够从中国市场获得更大的利益，取决于其在中国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尽管美国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但是美国商品占中国进口市场的份额却从2000年的9.9%下降到2017年的8.4%，在22类商品中，美国有一半（11类）商品在华进口市场份额出现了下降。尤其是在占中国全部进口34%的第16类商品（机电和音像设备等）中，美国商品份额从10.8%下降到5.4%，下降了一半。在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中，美国的份额从2001年的16.7%下降到2016年的8.2%，在中国进口额最大的单一商品——芯片市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芯片产业的美国占比仅4%。影响美国商品在中国进口市场竞争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美国企业方面的因素，也有美国限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等政策方面的因素。美国企业在中国进口市场上相对第三国企业竞争力不够强，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持续恶化的重要原因。
因此，中国普惠式开放市场对减少美中巨额贸易逆差的作用将是有限的。中国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将会给包括美国在内的经贸伙伴带来新的市场机遇。作为WTO成员，一般而言，中国扩大开放的举措要遵循非歧视原则，因此，中国开放市场带来的机遇，其他国家的企业和美国企业一样可以享受。由于美国企业在中国进口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企业，而不是中国本土企业，如果美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没有明显增强，美国不惜开打贸易战换来的中国普惠式开放市场，只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
三、探索构建中美贸易平衡稳定发展的制度安排
随着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进入战略博弈的新阶段。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仅事关中国和平发展大局，而且影响全球繁荣稳定。经贸合作“稳定器”在未来中美关系中的作用更为重要，要不断挖掘两国合作潜力，扩大两国共同利益，推动两国利益深度融合。中美贸易平衡稳定发展，需要构建制度性合作机制。
构建中美双边自由贸易安排是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平衡稳定发展的制度保障。
首先，中美自由贸易安排将为双方企业在对方市场提供更加优惠的待遇。构建中美双边自由贸易安排，在两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技术合作等方面大幅度消除制度性壁垒，将为中美两国企业在对方市场获得稳定的优惠待遇，也是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制度安排。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存在巨大互补性，美国在中国进口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不是中国本土企业，而是与美国发展阶段类似的第三国企业。双边自贸安排将为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提供优于其竞争对手的待遇，有利于美国企业更好地利用中国市场机遇，提高在中国进口市场的份额，有利于逐步解决中美双边贸易失衡问题。
其次，中美自贸安排将为中国企业在美贸易投资活动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美国外资安全审查机制不透明，动辄依据国内法规发起单边贸易保护措施，并且把中国企业当作主要对象，是影响我国企业对投资和贸易活动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中美自贸安排不仅将为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上提供更加开放优惠的待遇，而且有利于降低中国企业对美贸易投资活动的政策风险。
第三，中美自贸安排将有利于释放中美互利合作的巨大潜力。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将为美国企业提供巨大的市场机遇，美国提升基础设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也将为中国企业提供新的合作机遇。构建中美自贸安排，不仅有利于化解当前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也有利于释放两国互利合作的巨大潜力。
因此，中美双边都应该从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尽快将自由贸易安排的谈判工作提上日程，尽早启动可行性研究与谈判工作。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BIT）已经有较好基础，可以从恢复BIT谈判入手，分阶段构建中美双边自由贸易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