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8日，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富士康”）仅用36天便通过了中国证监会发审委的审核，闪电过会，抛下一堆排了两三年队的公司艳羡不已。
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电子代工企业鸿海精密集团（2317.TW，下称“鸿海”）的子公司。2017年12月6日，鸿海将通信网络设备、云服务设备、精密工具和工业机器人等业务注入新公司。2017年鸿海营收1589亿美元，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营收3545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鸿海将自身三分之一左右的业务注入了新公司。
A股上市，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意在将公司发展进一步植根于广阔的大陆市场，并将公司由高营收低利润的代工企业转型升级成“先进制造业+工业互联网”的新型制造服务业标杆。招股书中，富士康表示不止步于做一个智能制造的代工企业，还要向制造业同行输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成为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下的智能制造和科技服务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
这是郭台铭主导的第三次转型。1974年，郭台铭在台湾地区草创塑胶企业鸿海有限公司，生产塑料产品，上世纪90年代转型为连接器制造商和机构件制造商。本世纪初，鸿海提出转型为高科技服务公司。2010年后，尝试推出自有品牌。2016年，富士康收购夏普，这是郭台铭打造面向2C市场自有品牌的第一步。郭台铭称，鸿海将成为“一家全球创新型的人工智能平台，而不只是一家制造公司”。
按照上市进程，最快3月下旬、最晚4月初，富士康将正式登陆沪市。
富士康招股说明书显示，此次IPO将申请募集资金272.53亿元。有券商预计富士康本次IPO将发行19.6953亿股，预计发行价在13.84元左右，对应发行市盈率为17.18倍。按此估算，富士康估值2731亿元人民币。各大券商对富士康的估值分歧很大，低至15倍市盈率、高至40倍，落差达3000亿元人民币之巨。
富士康历史上第一位CMO袁学智在2016年底加入富士康，负责夏普品牌行销事务。数月前，他向《财经》记者回忆，当时，郭台铭对他说，五年后的富士康和今天给苹果代工手机的富士康，将会是完全不同的样子。
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如能转型为科技驱动的生产型服务企业，具备和通用电气（GE）、西门子等工业巨头一样的制造+服务能力，这无疑会成为商业史上激动人心的一幕。而富士康漫长代工史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中低端员工为主的人才结构、单薄的研发基础和研发投入，是市场对其能否完成乌鸡变凤凰式的脱胎换骨的主要疑虑。
无论如何，登陆A股，彻底融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大潮，可谓富士康的全新契机。
郭台铭的苦心和野心
上世纪90年代，鸿海生产重心移至大陆，设立富士康，鸿海持股94.2％。本世纪后，其生产基地由广东扩展至江苏、上海、湖北、河南、河北、四川、山西等地，发展成百万员工的全球最大代工企业，营收占全球电子制造代工市场的三分之一左右。
富士康发展壮大的同时也成了廉价劳力的符号，一部售价500美元的iPhone，制造商富士康只能拿不到10美元，这样的说法广为流传，让人一提起富士康就想到低端加工业。
富士康还背负着血汗工厂的恶名，2010年的“十连跳事件”（富士康深圳基地半年内有十名员工跳楼自杀）让富士康成了众矢之的。2012年，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以一篇《苹果的血汗代价》赢得了当年的普利策新闻奖。虽然此文重点针对的是苹果，但也令富士康的公众形象蒙羞。
2010年之后，大陆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开始短缺、工资大涨，土地环境汇率等成本也大幅上扬，富士康所在的电子设备制造业也进入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双重巨变期。富士康运营成本骤增。该公司的净利润从2009年的7.9％下降至2017年的不到5％。
富士康的主要客户包括苹果、华为、联想、亚马逊、思科、戴尔、诺基亚等，客户集中度很高，来自前五名客户的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七成以上。
其中，苹果的兴衰尤其决定富士康的成败。招股书显示，截至2017年末，富士康股份正在履行的销售订单前三位均来自苹果公司，正在履行的采购订单前三位同样来自苹果公司，而且苹果销售订单和采购订单金额远超过其他客户。近年来，手机市场竞争加剧，苹果销量开始下滑，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近几年，苹果不再完全依赖其代工，转而把一些订单分给其他的一些小型代工企业。
种种原因之下，富士康的转型既是顺势而为，也是形势所迫。
一位接近郭台铭的台湾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郭台铭推崇孙正义，二人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野心大、下手狠。
短短数年间，从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到医疗健康、AI、5G、电动汽车，郭台铭的投资与布局几乎没有边界。富士康CMO袁学智数月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曾提及，郭夫人因乳腺癌去世后，郭成立了一个基金，建设了一个有机农场，甚至在这个农场开发了“虫脸识别”技术。
郭台铭给鸿海设立了非常多的目标：他希望夏普称霸电视业，做强手机业务；希望鸿海以“云移物大智网+机器人”为战略主轴，以全世界为舞台，打造科技日不落帝国。
明照资本（三一重工旗下的风险投资机构，主要投资方向是智能制造以及物联网）投资总监吴志宏向《财经》记者分析，工业制造属于物理型公司，而工业互联网属于数字型公司，估值体系不一样，“工业制造公司通常按照收入和利润来进行估值，工业互联网公司则是按照连接数以及数据量去估值。二者估值差距可达数倍”。
他认为，以工业互联网公司为主体上市，能够帮助富士康取得更高的估值。原因在于，制造业毛利趋于一致，想象空间不大，而且越是大公司越难......
A股如何助力富士康
2017年12月6日，鸿海将通信网络设备、云服务设备、精密工具和工业机器人等2B类业务注入新公司。包含夏普、诺基亚等手机品牌2C类业务则留在了中国台湾上市的公司。
从富士康近三年各业务收入和利润结构来看，通信网络设备业务是其支柱，第二大业务云服务设备业绩压力巨大，毛利率只有不到5％，但通过A股上市将获得横向市场拓展机会；精密工具和机器人虽然规模很小但利润很高，将是富士康着力拓展的业务。
2017年，富士康新公司总体营收3530.8亿元人民币，其中，通信网络设备营收为2145亿元人民币，占比60.75％，云服务设备（包含传统服务器）1203.9亿元人民币，占比34.10％，精密工具与机器人收入9.66亿元，占比0.34％。
超过3500亿元年营收的体量确实巨大。在当下中国，能超过富士康的科技或制造企业恐怕只有华为（2017年6000亿人民币），其他知名科技公司如联想、百度、阿里和腾讯的年收入均未超过3000亿。
郭台铭希望借助这三大2B类业务打造全球最大的工业互联网，提供工业制造平台。
富士康主营业务中占比最大的手机代工业务显然已经不是郭台铭的目标。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行业人士认为，郭台铭的最大目标是抓住大陆云服务器设备井喷机会，由代工厂继续向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商）深度转型，在此基础上，再抓住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智能制造领域的新机会。
富士康等代工厂在传统IT设备领域的角色是OEM，生产的设备在业内俗称“品牌机”。
OEM和ODM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由委托方提出产品设计方案；而后者从设计到生产都由生产方自行完成，在产品成型后被客户买走。相对于前者，后者意味着更高的技术和设计能力。
大型互联网公司和公有云服务平台巨头的出现催生了这种需求，因为它们的云设备使用数量实在太大了。
例如，亚马逊的数据中心有接近300万台的服务器，而市场调研公司IDC数据显示，2017年四季度全球服务器发货量也只有284万台。
出于成本的考虑，大型互联网公司开始绕过品牌厂商，直接向ODM代工厂采购服务器存储网络等IT设备，这些设备不属于任何一家传统IT厂商，没有品牌，所以又俗称“白牌机”。
市场调研公司IDC将这种采购模式命名为“ODM Direct”，IDC全球服务器季度报告显示，到2017年第四季度，服务器ODM Direct市场份额已经超过20％。
绕过品牌商，直接向最终用户供货的ODM模式显然利润更高。目前，富士康毛利率10.14％，净利率5％左右，在代工厂行业处于中游水平，但完全无法与它在2B领域的大客户相比。以富士康大客户思科为例，思科产品毛利率能超过60％，净利润率20％左右。
富士康已经把思科、亚马逊、HPE、戴尔发展成客户，下一步，它希望能抓住阿里云、腾讯、百度等中国大型客户。
IDC中国高级研究经理刘旭涛告诉《财经》记者，ODM市场份额在中国远不如在美国高，以x86服务器市场为例，ODM Direct目前占比不到5％。ODM厂商空间巨大。
中国本土服务器厂商给BAT的价格已经足够低。但这一情况正在改变，华为、新华三等服务器厂商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因为利润过低，除了浪潮，本土服务器厂商对争抢BAT市场的积极性大不如前，甚至在往后退。
“现在阿里和百度的服务器供货主要是浪潮和ODM厂商，腾讯和电信今年也开始了。”一位熟知ODM市场的行业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
刘旭涛表示，ODM厂商要在中国拓展白牌机市场，核心要点有二：建立完善的供货和售后体系；加强设计开发能力。
到目前为止，富士康、广达在内这些中国台湾代工厂在国内几乎没有启动相关售后体系的建设，但富士康A股上市之后比广达等竞争对手更有优势去争夺这块市场。
更重要的是，ODM厂商要具备较强的设计开发能力。例如，亚马逊、谷歌、微软都对外提供AI服务，为支撑这一服务，底层可能使用了多种类型的服务器，有些服务器采用的是英特尔处理器，有些可能采用的是英伟达处理器，还会配备自研AI芯片的服务器等。
“这对ODM厂商意味着需要针对每一种类型服务器配备一个研发团队，投入很大，要求很高。”IDC中国台湾全球企业级研究部资深市场分析师高振伟向《财经》记者解释说。
多位行业人士认为，富士康在A股上市，带来的是转型需要的资金、人才和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