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风策略徐彪
导语：
回首三百年，我们看到每一轮技术革命之后往往也伴随着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能否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抢占先机，将深刻影响下一个百年对全球话语权的角逐。
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为象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总量超越中国。
19中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启动，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生产力进一步解放；20世纪初，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
20世纪中叶，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等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爆发，至今仍深刻影响全球社会经济；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兴市场开始崭露头角。
2011年，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之时，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政府正式提出“工业4.0”概念，这一轮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全球范围掀起新一轮工业转型竞赛。
按照基辛格定律，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中国已经来到最重要的战略窗口之前。
在这一基础上，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更是看到政策面对于“新经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概念不遗余力的支持。近期关于“独角兽”回归的热捧，以及为迎接“独角兽”回归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大环境对于新经济的倾斜已经非常明确，中国也走上了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道路。
当前我们正处在三重背景叠加之际，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既是可行，也是重要，更是必要：
1、传统经济的桎梏正在消除
本届政府在供给一端的思路始终是一边做减法，一边做加法。减法即供给侧改革，解决传统经济产能过剩、债务水平过高而引发的结构性矛盾和潜在风险；加法即创新驱动战略，牵引中国制造在国际分工中向中高端迁徙。发展的思路从总量转向质量，供给侧改革+创新双轮驱动合为转型升级的药方。
在17年中之前，我们看到更多的政策资源倾向于解决传统经济的问题。产能过剩问题的突出，引发以煤炭钢铁为典型的传统经济的“史诗级”亏损，这一矛盾到15年被放大到极致（根据wind数据显示，2015年，国内超过30%的煤炭行业面临负盈利；而钢铁更是面临全行业将近600亿人民币的巨亏）。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是银行的资产质量的不断恶化，不良率曲线变得陡峭。经过2年左右的调整，这一问题正在得到缓解。
根据去年11月统计局首次对外发布的产能利用率数据，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8%，与二季度持平，与去年同期相比提高3.6个百分点。这一数据也持平13年四季度，为4年来的最高值，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企业杠杆方面，全球比较来看，我国的主要问题是企业部门负债过高，但16年下半年以来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开始降低，总杠杆上升的斜率也有所放缓。随着去杠杆的纵深，杠杆水平有望得到进一步控制。
于是17年传统经济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随着“减法”取得成效，供给侧的矛盾缓解，以及银行资产质量的改善，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降低，此刻战略重心再转向新经济、质量革命，通过创新驱动去做“加法”，就具备更高的可行性。
2、新一轮长技术周期开启
根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一轮长技术周期从兴盛到衰落大致持续45-60年；而复盘几个周期可以看到，技术革命的更替有加快的趋势。英国主导了以蒸汽机、铁路为标志的第一轮和第二轮技术革命，在19世纪改变了世界格局；美国主导了第三轮以电力电气为标志的技术革命，至今稳坐世界经济头把交椅；日德则在第四轮以汽车、计算机为标志的技术革命中爆发。遗憾的是，在前四轮技术革命中，中国都没能把握先机，更多时候以跟随为主。
若按照45年周期推算，当前应处在（或即将迎来）新一轮长技术周期的起点，这一轮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标志技术的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新的工业转型竞赛。唯有率先完成结构优化和技术突破的国家，才能够在下一阶段的较量里赢得主动。
3、后危机时代的自我革命
刘鹤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指出：“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同时美国主导成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意味着不仅仅是经济领域，世界政治格局也在危机之后进行重塑。
21世纪初的金融危机在短期影响上虽不及上个世纪的大萧条，但影响之深远和复杂仍不容小觑。中国人说，不破不立，把握后危机时代的历史机遇显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从自身破局，进行转型升级和技术革新。
中国“智”造之路的瓶颈
从世界前七大经济体的研发支出情况来看，过去20年，我国一直致力于增强科研实力。近年地方两会有9个地区提出未来1年或5年研发支出占比的定量指标。其中上海、天津等地提出超过3.5%的目标，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趋势在不断向好。
但目前我国推进高端制造仍然面临两大瓶颈：
1、有效投资的不足或投资结构的失衡
如果把民间投资增速和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在一张图里看，我们会发现10年之后，在趋势性下滑的区间里，二者在16年初出现了明显裂口。民间投资增速在16年中一度出现2.1%的低点，制造业投资的吸引力降到历史冰点。直至16年底至17年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二者的裂口才逐步愈合。目前民间投资增速仍处在有数据以来的绝对低点，尽管两年来自上而下多次开会或发布政策刺激民间投资，但收效难言理想。
再进一步看，制造业投资的整体增速并没有在17年有明显起色。而制造业投资中有80%以上来自民间投资。民间投资积极性不足仍是制约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
2、国际分工位置有待上移
国际化初期，我国在对外贸易上主要依赖劳动力的低成本和资源的高耗损。劳动力成本优势成功吸引外商对华投资，承接产品生产的制造环节，家电、服装、电子元器件、箱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快速发展。资源的高消耗，通过产品数量扩张和低价竞争策略，以高投入高消耗的方式换取经济的增长。这也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在国际分工中处在中低端位置。
近年来国内的转型改革也期待能够逐渐摆脱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的粗放增长方式，在国际分工中从中间的代工部分向两端的研发生产和渠道销售迁移。在对外出口结构里，工业制品/初级产品的比重也有所提高。
伴随着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我国的工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但在“大国智造”之路上，仍有诸多核心技术尚未攻破。无论是产品还是效率，同发达工业国家仍有差距。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包括半导体加工设备和原材料、超高精度机床、工业机器人、精密仪器、轴承等，都仍未掌握核心技术。
从企业的财务数据来看，17年年中以来，除了中游工业服务板块（建筑、公用事业、交运）以外，上市公司的资本开支增速开始触底回升。在这之前，在供给侧改革和环保督查的大环境下，企业即使盈利改善手握现金，扩张产能也面临限制，且企业自身也踌躇不定。但随着ROIC企稳回升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企业很有可能会逐步把挣来的钱用于投入新的生产线，产能受限的行业也有动力进行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上。这一过程对应直接受益的就是与工业企业生产线相关的“智能制造设备”、“智能物流装备”、“高端环保设备”等。因此我们认为，布局高端制造的时间已经迎来绝佳时机。最后一个环节就是选择真正受益的方向。
上文提到，过去一个阶段自上而下出台了一系列对新兴产业支持的政策，其中有两份顶层文件要尤其注意，这两份文件基本勾勒出未来战略发展的全景图。一份是16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另一份是17年底工信部等十六部门印发的《关于发挥民间投资作用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指导意见》。
1、从十二五规划脉络看十三五规划前景
回溯12年颁布《十二五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之后的五年，当时被规划列为“新兴”的产业几乎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比如新能源车不再是新鲜事物，3G、4G几乎全城覆盖，高铁大举走出国门，北斗国产化率大幅提高等等。在股票市场上，相关的主题也在之后的几年里大幅跑赢市场。
再回到16年底的十三五战略新兴产业规划，文件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要占到GDP15%以上。根据最新披露的数据，17年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10%，如果简单按照未来三年经济增速6.5%来估算，则要实现十三五末占比达到15%的目标，则未来三年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1.9%。
要特别说明的是，十二五规划要求2015年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实际目标也已经完成。另外，17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1.0%和13.4%，意味着要完成十三五目标，未来三年还需要一个加速度。
在具体方向上，文件提出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5%，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5个产值规模10万亿元级的新支柱，也代表了未来几年的重点支持方向。
2、更加细化，制造强国战略图谱
第二份重要的全面描述的文件是去年底工信部等十六部门印发的《关于发挥民间投资作用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指导意见》。相比于“十三五”进一步细化，以“民间投资”之“线”，带顶层设计对于制造强国战略落实之“面”。另外这份文件对军民融合和绿色制造升级等的表述有所加强。文件对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产业、数字创意产业、新能源、空天海洋等战略性产业六个方向做了详细部署，重点领域大致归纳为下图：
在以上两份文件的基础上，相关部委也纷纷出台文件对细分领域做出部署，详细政策汇总可联系团队获取。详细股票名单可以参见我们在2017年11月21日的报告《大国“智”造，国之重器（系列之一）》。
风险提示：贸易战危机，经济发展不及预期。
报告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策略团队
报告发布时间：2018/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