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信息化使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增强，客观上放大了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变化的溢出效应。因此，我国执行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时，有必要增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能力。
首先，尽大国责任，巩固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与2017年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分化有所不同，2018年国际经济形势明朗，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增长有望创下近10年新高，促使这些国家加快步伐撤出应对危机的量化宽松，让货币政策回归常态。我国已加入国际货币供给者行列，面对国际流动性紧缩局面，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仅要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应该尽大国责任，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扩大央行层面的货币互换，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提供必需的人民币，支持双边贸易和投资，降低发展中国家受国际流动性紧缩冲击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顺势而为，灵活运用价格手段，保持人民币与主要货币的利差基本稳定，避免过度投机套利冲击人民币汇率，维护和强化国际社会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信心。
其次，科学分析和评估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做到趋利避害。随着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受主要国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不容忽视。研究表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前，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对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较强，对中国较弱，但是近5年以来，美国货币政策通过贸易和资本市场两个渠道对中国的冲击越来越显著。因此，面对美国、欧盟、英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加息政策，我国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综合考虑、充分评估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和后果，提前采取应对措施，顺势而为，推动去杠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最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需要与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相互配合。应运用更多的货币政策工具，处理好短期和长期需求的关系，把握好流动性微调和预调的节奏、力度，同时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目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美国和欧盟拒不履行在中国加入WTO时做出的承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频频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加剧贸易摩擦。这就要求我国货币政策必须与贸易政策紧密配合，发挥汇率的杠杆作用，既要刺激企业加快贸易升级转型，提高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又不能给欧美国家提供任何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反倾销借口，为贸易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