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827122亿元，同比增长6.9%。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用“稳中向好、好于预期”来概括2017年经济运行情况。
国家统计局1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9%，二季度增长6.9%，三季度增长6.8%，四季度增长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65468亿元，比上年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334623亿元，比上年增长6.1%；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32亿元，比上年增长8.0%。中国经济时报特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6位专家，从宏观经济形势、区域、房地产市场、消费市场等角度，对2017年我国经济运行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解读，以飨读者。
刘勇：新周期开启 城乡结构调整继续发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刘勇
2017年经济增长6.9%，实现了七年来第一次微弱反弹，开启了经济发展的新周期。难能可贵的是，这次经济微弱反弹是在发展质量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是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的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和措施的指导下实现的。在新时代条件下，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发展势头，对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开辟崭新的现代化强国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是新时代和新常态条件下对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逻辑的必然。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全面阐述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目标、新途径新措施，并提出了涉及工业化信息化、城乡区域发展和改革开放等三大方面的六大任务，为未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其中，突出的战略重点和任务就是城乡结构调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城乡结构是最大的经济结构，城乡结构优化升级，调整到位也就为高质量经济发展调整到位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村现代化，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三农”问题，特提出以下三个基本观点。
一是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从世界发达国家经验看，经济发达国家都是建立在大规模高效现代化农业基础之上的。从工业化理论分析看，完整的工业化事实上需要经过轻工业化、重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机械化、石油化、化学化和良种化等）和服务业化等四个阶段。但后发国家往往为赶超而忽视农业现代化阶段，直接进入后工业化的服务业化阶段。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从中国的实践看，我国发展不平衡（改革不充分）问题突出地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许多“短板”上，主要包括农业、服务业、装备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四大短板”，其中农业最为关键，它的解决不仅可以为我国现代化奠定前提和基础，同时也为解决其它三个“短板”提供条件。
二是家庭农户式农业集约化经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从农业的生产特点看，利用生物生长来生产，周期长、产量小、环节多、效益低，只适合家庭农户式集约化经营来克服这些不利因素。从农业的产业特点看，由于农业产业的基础性和重要性，为使单产效益低的农业也获得产业的平均利润，就必须适当的规模经营。同时，也要求规模经营的农民具有较高的素质，发达国家的农民多有较高学历，其收入也都在社会中等收入以上。从农业在经济中的定位看，由于其基础性和脆弱性，不能把农业当作就业的蓄水池。应该用服务业来替代农业蓄水池的作用；农业转移人口也主要是向服务业转化。
三是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从中美城镇化的差异看，美国有250万个规模化农庄，平均耕地在200英亩以上，农业从业人口仅占1%，但农村居住人口占10%（其中，2%为农民家庭人口，其余7%主要是“三农”服务人口），已经没有“村庄”了，只有为农业服务的专业镇，大约2.3万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大约280个）。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而中国有360万个行政村和自然村，农业人口还高达7亿，占比50%左右，每个村平均人口近195，建制镇（包括乡集镇）近3.2万个。从中国乡村振兴的基本方向看，如果美国今天的农业农村就是中国明天的农业农村，那么，未来中国乡村演变的基本方向就是，家庭农庄规模化、“为‘三农’服务的”特色小镇化（还有农田生态化和贫困人口城镇化），具体转变如下：每个村留下一户或外来农业人才专业大户，变360万个行政村和自然村为农庄，形成集约化规模化家庭农庄（事实上，农业集约化和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将大大提高农村生活成本，因此，振兴乡村需要人口的双向流动：城市富人的郊区化、农村穷人的城镇化）。相应建设2.5万个以上的专为农业“产中、产前和产后”服务的特色小镇（这应该是特色小镇发展的主流，其余发展为非农特色小镇，如交通、文化、旅游、体育、养生、风情等）。逐步形成2000个城市、3万个“三农”服务和非农特色小镇以及360万个农庄的城乡一体化新局面。
贾坤：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贾珅
未来一段时期，受累于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等慢变量增速的长期放缓，全球经济增速要想再上一个台阶难度很大，因此，应对外需环境的预期保持谨慎乐观。
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7年主要宏观经济数据的初步核算结果。
第一，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GDP增长企稳向好，这主要受益于全球经济回暖带来的出口复苏。2017年，我国GDP增长6.9%，比2016年提高0.2个百分点。虽然增速提高的绝对幅度不大，但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年度经济增速首次上升，意义重大。2017年经济增速回升的大逻辑是什么？去年三季度的分析文章已经讨论过，2000年以来的这一轮大周期当中我国经济增长在需求侧的主要驱动力是出口而非投资，2012年后的经济下行主要是因为全球在金融危机后长期低速增长造成的外需持续低迷。经济要企稳回暖，需要出口和外需的支撑。从世界银行等机构近期发布的估计来看，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达到了近年来的最好水平。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2017年出口增长达到10.8%，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净出口三大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58.8%、32.1%、9.1%，对比2016年我国出口增长-1.9%，三大需求增长贡献率分别为64.6%、42.2%、-6.8%，很显然，2017年我国经济增速提升主要就是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的外需提振。未来一段时期，受累于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等慢变量增速的长期放缓，全球经济增速要想再上一个台阶难度很大，因此，应对未来外需环境的预期保持谨慎乐观。
第二，从经济增长的质量来看，2017年我国经济结构改善非常显著，宏观经济风险大大缓解，这主要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我国开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让宏观经济在基本面发生变化后的新均衡水平上实现出清，从而实现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质量效益的提升和宏观风险的化解。经过两年的努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巨大，我国经济结构和基本面实现了显著改善。其中工业企业的过剩产能和库存持续消解、资产负债率不断下降、企业利润大幅提升，2017年1-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9%，这些变化对我国经济稳定增长、促进就业、加快创新、化解风险等具有全局性的支撑意义。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经济增长的重心要从规模增长转移到质量效益提升上来。未来要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就要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继续坚定不移地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三，在区域层面，近期人们比较关心天津、内蒙古等部分地区经济指标不准确的问题。国家统计局的发布会已经对这一问题作了回应，这里再补充一点，地方经济指标不准确有多方面原因，也需要严肃解决，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区域格局在固化。天津作为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近年来面临的问题是其腹地（也即包括华北、东北、西北在内的“三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这固然有体制机制和发展能力建设不足的因素，但也与俄罗斯、日本等东北亚主要经济体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不断衰落有很大关系。未来“三北”地区要加快发展，除了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更要通过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自贸区建设等在对外开放上打开新局面。
王洋：2017中国经济总量回升和结构优化并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王洋
2017年，中国经济实现了总量回升和结构优化两方面的优异成绩。全年经济增长6.9%，是7年来第一次回升，远超早前多数机构对中国经济的预测。
从产业结构看，第二产业经济增速放缓到6.1%，第三产业经济增速提升到8%，二者背离趋势继续加大。从支出结构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2%，增速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其中，经过两年多的去产能后，制造业投资逐渐企稳回升到4.8%，房地产调控下房地产投资增速仍稳定在7%，基础设施投资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达19.0%，2016年大幅回落的民间投资增速回升到6.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长继续加速，高耗能制造业投资下降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稳定在10%以上，同时消费升级态势明显，通讯器材、体育娱乐用品及化妆品类商品分别增长11.7%、15.6%和13.5%；受益于世界经济持续复苏，外贸从上一年的负增长转为正增长，进出口金额和出口金额分别增长11.4%和7.9%，贸易顺差继续收窄，国际收支更趋平衡。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进程加快。
2017年的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起到了相辅而非冲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CPI和PPI的走势背离，前者比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保障了稳定的政策环境；后者结束了自2012年以来连续5年下降的态势，上涨6.3%，极大改善了第二产业的盈利，促进了投资，缓释了风险。
结构性变化的背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的扎实推进。钢铁、煤炭行业继续去产能，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5年来的新高77.0%；商品房库存水平持续下降，2017年12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比上年末减少10616万平方米；工业企业杠杆率不断降低，2017年11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比上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这些都为经济的可持续和更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一方面，前期累积的风险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消化，中国经济增长的L型走势跨过了拐点，大概率已触及中长期的底部；另一方面，新经济的发展蒸蒸日上，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正在逐渐形成并担负起更大的作用，而经济增长的传统支柱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也释放出新的活力。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风险需要化解。2018年，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2017年全年经济增长略呈前高后低态势，短期经济增长可能继续放缓；对地方政府融资和PPP的进一步规范，可能影响到地方主导的基建投资增长；房地产调控呈现差异化局面，一些地区有放松调控的需求，而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回落；金融强监管继续，货币政策维持中性偏紧，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会进一步推高利率水平，制约投资和经济增长。
风物长宜放眼量。2017年的优异成绩单，为2018年的各项改革推进、进一步的结构调整和风险化解提供了更大空间。
赵福军：我国出口在结构改善中实现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赵福军
2017年我国出口在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加大稳出口增长政策力度，全年出口不仅实现增长，而且出口结构有所改善。
从出口增长率看，2017年出口增长7.9%（以美元计价），好于2016年出口下降7.51%（以美元计价），扭转了出口下滑的局面。
出口结构有所改善。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方式出口增长8.7%，略快于出口增长率；从出口市场看，面向金砖国家、美国等出口增速较快。2017年面向美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出口增长率分别为11.5%、16.5%、31.8%、14.8%、15.4%，大幅高于出口增长率。从出口商品类型看，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增长率分别为9.3%、10.6%，略高于出口增长率；从出口的重点商品看，汽车及汽车底盘、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等增长率分别为24.2%、15.2%，也大幅高于出口增长率。
应该说，出口结构改善为实现出口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另外，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等新业态快速增长，成为外贸增长的新亮点，出口新动能正在逐步形成。2017年1-11月，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出口增长一倍以上，市场采购贸易出口增长36.7%。
展望2018年出口形势，预计今年出口形势可能略好于2017年。2017年12月11日联合国发布的《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预计全球经济增长趋强，全球2018年和2019年经济增长预期将稳定在3%左右；世界银行2018年1月9日发布的《2018年全球经济展望》预测，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2018年将小幅加快至3.1%。全球经济有所回升将有助于我国出口，但我国出口既面临短期挑战，包括美国减税、加息等政策带来的挑战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又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长期挑战。
应对出口挑战，坚持出口转型升级。比如：鼓励企业加快发展智能制造等，积极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鼓励出口企业加快依靠品牌、专利技术等参与国际经济竞争；鼓励企业打造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进一步加大力度开拓新兴市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为我国出口增长拓展新空间。
宣晓伟：各地经济发展总体稳健 央地关系须加快调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调研员、研究员 宣晓伟
随着2017年经济数据的公布，在手机上频频刷屏的，除了我国GDP超过了80万亿元，可能就是内蒙古和天津市近期对GDP和财政数据的调整，以及对山东等地地方债务的关注和讨论。人们自然会问：地方数据的注水，会导致各地财政可持续状况的严重问题吗？为此有两点初步的看法。
第一，现有的许多讨论并未正确估计各地的财政状况，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现在不少对地方财政状况的估算，都是用该地的税收收入（国税加地税）与一般预算支出作比较，得出所谓的“财政刚性缺口”，即如果税收收入小于一般预算支出，那么就“入不敷出”，需要中央加大转移支付，否则地方财政就难以持续了，果真如此吗？事实上，地方政府的收入既包括税收收入，也包括上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以及本年度从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及其它资金的调入资金，还包括通过超收安排具有储备性质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例如广东省2015年的上年结余资金、本年调入资金和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三项总和，占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50%以上。可见，在我国现有异常复杂的财政、税收和转移支付体系下，要明确地算出一个地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中央财政在维系，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流传甚广的只有几个省份在养活中国的说法，存在许多不确切之处。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和判断，2017年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43581亿元，2017年1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是164706亿元，并未超出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尚低于国际通行的100%-120%警戒线，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第二，地方数据失真和债务问题是已有中央、地方制度安排下的产物，它的根本解决将有赖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和责权的进一步厘清。数据失真和债务问题再次使一些地方政府处于风口浪尖之上，财政部也发文强调要“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力图“坚决打消地方政府认为中央政府会买单的幻觉”，建议“研究出台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制度办法，坚决查处问责违法违规行为”，并于近期在网站上公示了江苏省和贵州省严肃处理部分市县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的问题。然而，地方债务问题很难通过财政部的文件和对若干官员的查处而得到有效解决，这是因为地方数据失真和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行为所产生的，而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问题是内生于现有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正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在相关领域的责权不清，才使得地方政府“道德风险”的行为频频发生。尽管作为职能部门，财政部门可以通过出台相关文件、强化财政纪律等一系列手段来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但在现有“中央决策、地方执行”和“地方政府负总责”的模式下，政策具体执行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地方主要领导的支持。目前在地方债务的发行中，发新债为还旧债比例的越来越大，2016年达到80%，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每借5元，有4元是为了还旧债，地方债务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加快理顺中央、地方关系，进一步厘清不同层级政府的责权关系。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高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