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大概2900字，读完共需3分钟
作者杨馥铭、杨婷婷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实习研究员。本文刊于1月19日环球网。
2017中澳关系似乎度过了艰难的一年，澳大利亚登顶中国网友评选2017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榜首。此前澳总理特恩布尔针对有关中国对澳施加影响的报道发表评论，以更严厉的外国干涉法使澳大利亚人“站起来”，中澳关系几近跌破谷底。今年1月初，澳大利亚国际发展和太平洋事务部长韦尔斯无依据指责中国在南太平洋修建“无用的建筑”和“不知道通向哪里的路”，使中澳关系难以健康修复。作为大洋洲的地区大国，澳大利亚一直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然而无论是此前对南海问题说三道四，还是近期其发布的外交政策白皮书中明确希望美国扩大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以抗衡中国崛起，这一系列对外战略行为表现不仅有悖于该精神更是不禁使人联想到美国在亚太地区中另一重要盟国——日本所采取的总体遏制、适时外交调整的对华战略举措。澳此番一厢情愿之思无疑不透露出“日本化”色彩。
遏制中国已经成为其首要战略考量
与日本整体对华持疑虑、遏制的认知相似，澳大利亚“日本化”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从政府媒体乃至民众都对中国提高了警惕，遏制中国已然成为澳政府的首要战略考量。地域安全上，中国似乎成为澳“揉入眼睛的沙子”，虽然这是一粒“金沙子”。伴随中国成为澳洲第一大贸易伙伴，澳政府对中国的疑虑却显示出“不灭反增”的异象。无论是参与美日印澳四方会议寻找围堵中国的同盟军，还是通过新法禁止他国通过政治献金手段施加外部影响，澳大利亚内政外交无一不被怀疑将面临向中国施压的风险。
上述现象和媒体鼓吹“中国威胁论”不无关系。梳理澳主流媒体报道，除了认为“自信(assertive)”“趾高气扬(mighty)”的中国忽视基于规则的秩序对他国目中无人，钟情于意识形态的他们显然缺乏了解中国的真心，凭借丰富的想象肆意描述“专制(authoritarian)”的中国是如何加速战略竞争，以替代他国“民主”渗透对外影响力。与此同时，澳国民对于中国的顾虑似乎成为共识。民调显示，有一半的人认为中国在未来20年会成为澳大利亚的威胁。这和日本近年来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导致民众对华认知片面、反华情绪上涨的做法如出一辙。
追随美国真正难以“站起来”
与遏制中国相对应的是亲近美国。“日本化”的第二个表现则是外交独立的澳大利亚开始倾向于日本军事不独立的亲美架势。当前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由于长期坚持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安全保障政策实则是一个外交非独立自主的“不正常国家”。与日本不同，尽管二战后澳大利亚也一直推行靠美政策，如协助美国发动海湾战争、袭击恐怖组织等，但后者与前者存在本质的差别：澳大利亚一直在建设一支自己的21世纪的军事力量，它既寻求独立自主，又注重与美国和其它盟国保持更大的协调来在扩大化的空海一体战框架下实施作战。
然而，近期澳政府表现出的唯美国马首是瞻之举似乎在向日本靠拢。特朗普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抨击中国对亚太地区怀有野心，承诺不弃亚太盟友，意欲联澳制华。“……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每次重大冲突中，澳大利亚都与我们并肩作战。我们也不断加强双边的经济、安全协定，以维护我们共同的利益及整个地区的民主价值”。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回归，身为“中国崛起下西方国家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澳态度回应大多仅为“欢迎”“盼望”。澳大利亚对意识形态的迷信和对美国的盲目追随是妨碍其真正难以“站起来”的原因。
二元对立思维丧失对外合作机遇
秉持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思维，在与中国经济合作上，澳大利亚一贯强调“对冲”和“意识形态对立”，来面对中国的崛起，使其在制定发展战略上呆板而丧失灵活性。需要明确的是，停留在政治经济“二元”分化的旧思维、不及时更新对华的合作战略将会使澳大利亚在无形中丧失大量对外发展的合作机遇。日本正是一个例子。
安倍内阁对华政策以安全遏制思维为主导适时做出战术性外交调整。这使得日本陷入一种现实困境：受美国态度影响未能及时根据本国利益做出有利选择，错失自身对外发展的合作良机，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国力下降的同时又进一步寻求遏制。中日关系始终面临复杂的严峻挑战。
澳大利亚在“对冲”策略上，它注重团结联合其他国家，采取“合纵连横”的手段，以制衡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如外交白皮书中不惜笔墨谈及TPP、欧盟和英国的自由贸易协议以及印度—太平洋自由贸易区以向北京释放明确信息：澳大利亚有可替代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协定，这似乎是在减少对中国的战略依赖性。
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外交白皮书对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只字不提，一笔带过。相比之下，加强澳大利亚对华盛顿主导的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约的支持。正如早先对亚投行的迟疑，澳政府对“一带一路”似乎也并不感冒。澳大利亚对华政策陷在了霍华德政府分歧的方针范围里，政治和经济的分道扬镳明显地限制其对外政策思路：一方面经济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为澳大利亚和沿线国家带来利益;另一方面政治上关注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局及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威胁。“一带一路”的回应，正好说明当下难以定义的澳中复杂关系。对此，有澳媒直呼，试图从简单的经济问题中剔除艰难的政治问题的这一方案将不再奏效，是时候开发一种更加细致入微的办法来经营管理和中国这一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澳大利亚最终将“回归现实”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不仅符合中方利益，也符合澳方利益。澳大利亚日本化的第三个表现是和日本一样，澳大利亚社会内部同样面临着老龄化等一系列后工业化社会转型问题。截至2016年日本总人口已连续六年负增长，这将成为未来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大阻碍。而据澳大利亚政府官方公布的澳大利亚人口老龄化曲线图显示，自2010年以来，该国人口老龄化以20%的速度急剧式增长。众所周知，澳大利亚人口基数小，社会福利高，放眼未来，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面临巨大的挑战与压力。
澳大利亚工业体系单一，制造业因为长期高人工难以发展起来;经济上极度依赖进出口，出口产品超过一半与主要由中国购买的矿产品相关，出口贸易总额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可以说澳大利亚经济形势对中国的依赖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
此外澳洲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矿、教育、旅游)都离不开中国人的贡献。中国是来澳游客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已连续六年成为在澳消费最高的市场：奢侈品店、高档餐厅、保健药房，无一不充满中国留学生或旅客消费的身影，海外学生更是贡献了“澳大利亚大学总收入的三分之一”。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重视中国市场是澳大利亚必须学会的生存之道。
长远来看，无论在中国的经贸合作或对外投资问题上，澳大利亚都应当回归现实，更“实用主义”一些。澳大利亚社会内部华人经济和商会力量不可小觑。中国在澳大利亚房地产投资自2010年来增加了至少10倍，而墨尔本和悉尼市中心的新住宅单位有近一半被中国投资者买下。各大主要城市建立的商人投资者商会同乡会更是为彼此建立商业联系、寻找业务扩展机会提供了巨大平台。商会内成员团结紧密，内部组织性极强;政界商界人脉广布，组织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力非一般力量所能胜任。
澳大利亚的国徽，左边是一只袋鼠,右边是一只鸸鹋,他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作为国家的标志,寓意着澳大利亚民族的向前。展望未来，澳大利亚应当脱掉意识形态包袱，重新审视自己的外交政策基石。如若不能早日转换思维，诊疗外交手段上的病痛，前进的澳大利亚恐怕同样上演日本“失去的二十年”，面对错失的机遇和失去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