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报告 李大巍 吴思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Prescott），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4年与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据诺贝尔奖评委会介绍，两位学者的获奖成果主要体现在1977年和1982年合作完成的两篇学术论文中，这些成果推动了动态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并深刻地影响了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践。一是《基于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最优政策的不一致性》（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该文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时间一致性”难题的研究，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运用提供了思路；二是《建造时间和总量波动》（Time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通过对引起商业周期波动的各种因素和各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使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周期波动。
日前，《中国经济报告》对普雷斯科特进行了访谈，访谈内容将分两次刊出。本篇主要聚焦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的内涵及政策意义。
真实商业周期
中国经济报告：能否简单介绍下你的商业周期理论（BusinessCycle Theory）？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商业周期理论是解释产出和就业波动的理论。随着这一理论的不断发展，我们发现波动是可以用理论来预测的。经济波动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但对整体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我们知道，近几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相对来说有了大幅提高，而且这样的趋势依然未减，这意味着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实际上某些地区已经达到了发达的程度。商业周期理论就是研究这些现象（比如增长奇迹、大萧条等）的理论，而不是衡量股票市场价值的理论。这个理论可以对某种应对危机的政策进行评估，或者预测缓解人口老龄化政策的效果等等。中国也面临人口老龄化危机，在这个问题还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或税收政策予以解决。
此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理论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源于治理模式的不同，有的国家能够建立更好的制度并维持运转，当然有时候也会进行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40年前能够大刀阔斧推动改革的原因。从那时起，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技术也在不断进步。我一直以来都强调发展高科技的重要作用，2005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发表演讲时就指出过这一点，不知道是否有人听取了我的建议，但中国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确实很出色。
我想，中国的飞速进步是件好事，我们希望世界更加美好、更适合人们生存，人们勇于创新、善于解决问题、拥抱改变。这也正是商业周期理论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和其他可量化的科学一样，商业周期理论是一个大一统的理论，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内在的关联。我是一个宏观经济学家，在我看来，如果贷款多，那一定意味着有人借款太多，也就是说储蓄过剩。所以你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些问题，而是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机制。
总的来说，我认为技术是最重要的，人们会对技术变化做出反应。而且技术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更新，甚至超出了我们衡量产出和收入的能力。商业周期理论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出，我和基德兰德的研究构成了理论的主体。这个理论正在逐渐成为主流，取代了之前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
中国经济报告：真实商业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真实因素的冲击。为什么你如此关注这些“真实”的因素？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因为一些所谓的事实如果用传统理论来看是令人费解的。我觉得需要更深入、更严肃地研究，让数据更接近现实情况。商业周期理论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范畴下研究产出和就业的总体波动。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真实因素是最重要的。
当然，随着技术的发展，可能会有能够更好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你手中一台小小的iPhone手机的计算能力就比我20世纪80年代用的数百万美元的电脑要高，这让我们有更好的能力分析经济问题，并形成更好的经济直觉以感知不同政策的可能后果。
中国经济报告：我们知道，宏观经济研究中很难判断因果关系，很多是基于经验主义得出的结论。你如何判断影响经济波动的原因呢？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经济衰退或经济波动是由一系列随机因素造成的。我们可以测量变化有多大，也可以用动态理论来预测这些随机变化可能带来的结果，但没有一个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生产力会发生变化。如果你想问的是，我们能够确定具体的冲击吗？我的答案是不能，因为商业周期其实就是随机因素的综合。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果你反复投掷一枚硬币，正面朝上记为“+1”，反面朝上记为“-1”，每投掷15次进行一次加总，最后得出的时间序列就会显示出周期性波动。
从商业周期的角度来看，一些随机变化是好的（比如推动了产业发展、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一些变化尽管是好的，但会造成负面冲击（比如减少污染的政策导致生产效率下降）；一些变化是坏的（比如将资源配置到低效率的生产活动中）。通过对这些冲击进行解释，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国际收入差异比较的理论。
中国经济报告：你当前最担心的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是什么？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我当前最担心的是政治因素。什么样的政策安排能够持久？我想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能持续不断为人们（居民、企业、地方政府）创造良好运行环境。政治家需要形成共识并维持这些有益的政策安排，但每个人的想法是不同的，现在已经越来越难以形成共识了。我比较担心的一个政治因素是核问题，一些国家成为了有核国家，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目前还是理智和有成效的。
中国经济报告：为什么现代社会不断出现经济危机？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很多人认为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大萧条。我们使用现代经济理论系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结果发现，企业有各种各样的资金可供投资，但其没有投资，而是增加了对所有者的分配，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有可盈利的投资机会。
我不认为金融危机是一个大问题。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等经济学家对19世纪美国金融体系及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当时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没有中央银行，尽管不断出现金融危机，但美国经济仍维持在一个健康的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报告：所以你认为经济危机或者经济波动并不那么重要？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是的，我认为经济波动对整个社会而言并不会带来昂贵的代价。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提高整体生产率，而不是如何平滑经济周期性波动。
全球经济现状与展望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美国经济现在是否已经走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泥潭？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美国实际经济状况要比数据所表现的好。从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来看，可以看到一个持续增长的趋势。在过去100多年里，美国人均GDP平均增速为2%，而人们的生活水平平均每36年就翻一番。
我和芬恩·基德兰德是因为商业周期理论的研究获得了诺奖。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是研究工作时间数据。如果从人均实际GDP数据来看，现在美国人均GDP增长比2008年之前的趋势要低很多，这似乎意味着美国仍在滑向更严重的衰退。但如果从工作时间的数据来看，美国经济处于增长路径上。2008年，受移民削减、短期高科技泡沫被刺破、推动房地产过度发展、提高税率等政策影响，美国经济经历了一场衰退，人均年工作时间从2007年的高点持续下跌，但从2010年开始逐渐反弹。
为什么两个数据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呢？我想是因为人均实际GDP增速这个数据存在计量问题，假设实际产出在过去几年是沿着原先的路径增长，那么平均实际产出也会比2008年以前低10个百分点。所以用人均工作时间的数据来衡量经济增长更为可靠，工作时间并不需要进行太大的修正。我们知道就业率并不是衡量经济发展的好指标，因为岗位数量无法反映人们到底工作了多长时间，有人没有工作岗位但仍然在工作，也有人身兼数份工作。这就导致过去几年实际产出没有下滑，但实际人均GDP相对于产出的比重在下滑。
那么为什么实际GDP增速会低于实际产出增速？这里面既有长期原因，也有周期性原因。在长期因素方面，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Nordhaus）在1996年的论文中列举了照明的例子，实际收入并不能真实体现实际产出。比如新产品面世时，现有产品价格会导致新产品定价偏低，新产品也缩短了行业生命周期，导致其他产品产出下降，导致实际GDP被低估。在周期性因素方面，政策体制、人口、技术的变化会产生周期性波动，使得经济从一个增长路径转向另一个增长路径。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会像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那样出现爆发式繁荣吗？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从周期性波动来看，现在工作时间的变化会让我们觉得非常振奋。因为现在和1995-2000年的经济繁荣期很像，当时我们看到人们的工作时间很长，甚至超过了有效率生产的限度。通常来说，经济繁荣期企业收入和利润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很高、单位GDP产出很高，但1995-2000年期间企业情况并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人们还在一直工作呢？原因就在于当时无形投资（包括研发、客户关系、员工培训等开支）非常高，这些也是产出的一部分，但没有被计入GDP。如果加上这些支出的无形投资的话，产出的经济利润和生产效率就会比看上去的要高。现在我们也看到技术变化推动了无形投资。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从中美两国经济的比较来看，1950-1976年中国经济虽然在发展，但远远赶不上美国；1977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呈现加速的态势，尤其是在高科技方面。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经济的发展程度已经相当接近一些发达国家了。我预测中国经济还会继续快速发展并赶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会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国家之一。
中国未来能否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制度。目前来看，中国政治体系运作良好，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尽量避免出现不良的政策制度，如果人们担心自己的财产将来会被没收，那么这些资本可能会流向国外，这种结果可能会导致较大的经济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