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建光

　　美国税改作为特朗普上任总统以来最大的成就，将在今年1月付诸实施。针对这30年来美国最大规模的税改，国内普遍认为，税改对美国经济存在利好，能够刺激企业资金回流美国，并增加劳动者的现金收入，利好消费，刺激股市和分红，并对通胀有好处，对于美国经济而言是灵丹妙药。

　　然而，笔者近日与美国投资者交流后发现，上述观点未免太乐观了。相反，他们认为，特朗普税改收益最多的是富人以及低收入人群，大部分中产阶级并未得到多少实际好处，反而不少人群赋税增加，这使得从长期来看，贫富差距并沒有改善；同时，美国经济的症结在于偏低的劳动生产率以及落后的基础设施制约企业投资，税改无益于二者的解决，反而从长期来看加重赤字以及拖累经济增长，并非良方。更进一步，今年美国议会中期选举，而一旦共和党丧失两院中一院的主导权，特朗普政策将面临更大的变数，实为饮鸩止渴。

　　美国税改药不对症

　　去年底笔者访问了美国波士顿，旧金山，纽约，费城等地，与美国同事以及海外基金经理交流较多，发现在这些美国中高产阶层对特朗普税改的看法是出奇的一致，即没有太多乐观的期待，反而是多加了一些抱怨，对税改前景也充满担忧。之所以如此，在于笔者交流中普遍得到的以下几种解释：

　　第一，特朗普税改收益最多的是富人以及最低收入人群，大部分中产阶级并未得到多少实际好处。例如，提高遗产税起征点，将惠及美国最富有的排名前0.2%的家庭；商业房产等资产抵扣税赋，也有利于拥有商业地产的富有经营者；而原本只有大学教育可以享受的税收减免529计划，改革后也适用于K-12私立学校教育，其受益者仍然是能去私立学校就学的富有家庭。相反，原有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的州税、地方税则将改为不能抵扣，税改案中针对新购置房产的贷款利息扣除额限额从目前的100万降低至50万，将地方财产税抵扣额从目前无限制，改成最高只能抵扣1万元。这使得笔者接触到的大部分中高产阶级而言负担不降反升。

　　第二，税改虽能短期刺激资金回流，增加企业现金发放，甚至能够回购股票，提振股市，但未必能够刺激美国企业投资加速以及提升企业竞争力。海外投资者提及，当前美国企业投资不足并非受制于企业利润低迷。相反，2000年以来，美国企业盈利能力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影响企业投资热情并非税收，而是受制于如下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劳动力方面，美国劳动生产率从2005年以后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技术进步与服务业发展使得传统劳动力技能并不匹配；二是美国配套基础设施陈旧落后，不少道路、桥梁老化，亟待修缮，影响了企业的经营和运输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说，减税并非良方，甚至增加赤字的同时，教育与基建方面的开支难言增加，无益于增加企业投资，与提升企业竞争力。

　　第三，资金从长远来看，有多大程度会回流美国，也取决于多重外在因素，并非减税单一因素决定。此次税改，纵然是降低了海外资金回流美国的成本，短期内对资金回流美国有一定的提振作用。但从长期来看，生产成本的比较、配套设施是否完善、劳动力技术的匹配以及市场需求的支撑，才是决定资金流向的重要因素，而结合当前美国劳动力成本较高，基建设施落后以及海外日益增长的市场份额而言，海外投资者认为，减税从长期来看引导资本回流的情况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第四，税改不可避免的推高赤字，或从长期来讲，不利于经济。有不少观点将特朗普减税比作里根减税，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二者背景大不相同，里根主政之前，美国处于经济滞涨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率较高，而当下美国经济已经走出复苏，通胀有所提升，但压力尚未形成，此次减税效果未必能够得到里根时代一样出奇制胜的效果。此外，里根时代，大规模减税并增加军费支出，从而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创新高，1983年联邦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5.9%，为战后最高值。与之类似，特朗普税改也将不可避免的增加财政赤字，考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负债率不断提高，超过100%，高于欧盟平均水平，债务空间已然有限。

　　第五，政治分裂风险已然上升。可以看到，特朗普税改对蓝州负面影响最大，而这也使得税改前所未有的遭到了民主党人的强烈反对，如此影响之大的税收改革，民主党竟无一人投票支持，显示政治分裂之严重。在此背景下，预计今年美国议会中期选举，共和党大概率会丧失两院中一院的主导权，而一旦如此，必将加大日后特朗普法案通过的不确定性，增加政治变数。

　　如此说来，短期利好的特朗普税改从长远来看未必有利，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有意思的是，笔者回到国内，得到的反馈却与美国主流观点不同，不少观点认为，美国税改将增强美国竞争力，也将吸引全球企业增加美国投资，这对于中国威胁较大，会大幅缩减中国的竞争力。果真如此吗？特朗普税改对中国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从全球情况来看，我们尚不能得到整体税负、企业税负与经济发展的直接关系。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2017-2018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与世界银行联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缴税2018》，德国、瑞典和日本税负并不低，总体税率分别高达48.9%，49.1%和47.4%，均远高于所处区域平均值，但凭借其强大的创新能力和技术优势，其综合竞争力在全球排名均位于前十。而从企业所得税的角度，德国企业所得税为29.72%，亦远超欧盟22.5%的平均水平；日本企业所得税亦高达30.86%，但这不影响这两国家在制造业的全球領先地位。

　　由此可见，税率的高低并非判断一国全球竞争力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测算国家竞争力的标准，法律和行政架构、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卫生和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市场规模、商业环境完备性和创新能力均影响一国竞争力。

　　反观当下中国，笔者并不认为美国税改之于中国是狼来了的表现，毕竟二者在税收结构上就不可直接做比，如美国是以直接税为主，而中国则以间接税为主，减税方向并不相同。

　　但也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税制设计有不合理的内容，同样需要改进。例如，与美国不同，中国企业和流通环节税太高，个税占比较低，但其中，工资收入群体是个税的主要来源，富豪如果不靠工资收入缴纳的个税就十分有限，此外，中国个税费用抵扣也不合理，就不同抚养人口与房贷支出并未做出考虑。不利于改进收入分配差距。与此同时，中国的财产性收入征税非常少，没有遗产税与房产税。特别是房产税即使财税改革的重点也涉及房地产长效机的建立，需要加快推进。

　　总之，特朗普政府虽然通过了美国税改，是其上任以来的巨大成就，短期内有积极效应，但并未直击美国竞争力下滑的本质，长期来看，或增加债务负担并削弱经济增长。而对美国税改的影响，过度担忧大可不必，毕竟中国仍具备产业配套、成本较低以及庞大消费市场的优势，美国企业的资本回流是有限的。而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在内外部经济环境平稳的背景下，加快推进自身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在财税改革这一硬骨头上有所突破，改善增长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