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版） 企业杠杆率高企，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测算，截至2016年12月底，我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为190.9万亿元，总负债率为257.0%，其中，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总额为123.5万亿元，负债率为166.3%。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91.4%，发达国家平均水平85.1%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102.1%。目前我国企业债务主要面临三方面的风险：企业盈利能力能否持续改善是我国企业债务面临的最大风险；在外部金融条件收紧的情况下，我国利率可能被迫上升，将造成企业债务负担加重；随着金融机构持续去杠杆，如果企业从银行贷款的难度越来越大，可能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从而拖累企业的利润增长和偿债能力，最终传导至银行部门使得不良贷款比例上升。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政府负债总体可控，但从地方债务来看，仍然存在一定风险。2016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5.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20.6%，比2015年有所降低，但同美国14.1%—18.9%的水平相比仍然偏高。地方债务风险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债务处置新规将增加个别省市债务风险；地方债务风险隐蔽，风险控制困难，地方政府的负债水平和负债结构差异较大，导致信用风险难以准确估算；土地财政造成还债困难和违约风险，土地财政不仅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也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还将成为地方政府债务的一个潜在风险来源。 新增贷款中房贷占比连续下降，但总量继续膨胀，已成为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隐患。在新增房贷方面，其增速放缓，但远高于历史数据。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家庭房贷增速开始明显滑落，但存量居高不下，这表明，家庭债务对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已经不可忽视。 未来改革治理的重点领域 中国经济时报：请问提振中国经济的关键着力点是什么？ 田国强：中国经济实现稳中有进，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必须进一步提振实体经济，需要解决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要勃发创新力。前者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后者不断提升或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两者都会让生产率提升。这又都需要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如此才能形成改革的增长红利。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有一定周期性的原因，但更多是来自于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除了这两个原因外，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更面临着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型滞后的问题，这才是导致中国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更为关键的制度性根源因素。通过深层次制度变革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是突破瓶颈的关键。 中国经济时报：请问下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领域应该从何入手？ 田国强：改革千头万绪，关键领域的改革方向至少有三：民营经济同等对待化、金融市场开放化、土地要素流转市场化。这三点其实也都是跟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究竟应该分别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条主线有关的，涉及到如何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及其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其要旨还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将政府最基本的作用和职能逐步限定在“维护”和“服务”上，也就是制定基本规则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为中国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提供制度基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应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及其改革落地的执行力问题。只有改革真正到位，才能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之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和推高潜在增长率。 我带领的课题组经过严谨实证分析表明，市场化改革对缩小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落差及提升潜在增长率的作用非常明显，在理想状态下“十三五”期间经济平均潜在增长率甚至有可能会超过9%。不过，这都需要以市场化、法治化的结构性改革来同步解决做什么、谁去做、怎么做的问题，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松绑放权和市场化制度性改革，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此形成有限政府和有效市场。只有这样，才能让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决议得到真正有效执行和落地，才可能实现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各项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