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祭伍子胥:一种不见容于主流的爱国
2017-05-28 20:41:00 来源:搜狐财经

  

  端午节是祭奠爱国诗人屈子(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的日子。

  

  惟楚有才,格隆也常以身为楚人为傲。“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地,从来是英雄辈出的地方,屈原正是其中一个几乎没有争议的完美形象。但绝少有人会知道,其实这节日,不单是屈原一个人的荣耀。至少有另一个楚国人,应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获得同样的尊崇,只是历史装扮的需要,被搁置在了历史的尘埃与阴影中。

  他叫伍子胥,比屈原早生220年。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历来就存在着四种说法:源于纪念屈原;源于纪念伍子胥;源于纪念孝女曹娥;源于古越民族图腾祭。后两种说法,基本不会有人当真,但被屈原本人称作“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的伍子胥,却是当之无愧的祭祀对象: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受太宰谗言,赐剑令伍子胥自杀。子胥“乃告其舍人曰:「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於江上,午日以粽奉之(《史记》)”。所以《荆楚岁时记》也记载:“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

  在伍子胥被逼自杀207年后,另一个楚国人屈原选择了投汨罗江而亡。时间相隔了两个世纪,但离世的理由是一致的:都是因为爱国。

  同是爱国,同是君王昏聩,同是慷慨赴死,屈原的爱国,倍显婉转凄凉与无奈,而伍子胥的爱国,却显得如此悲壮高亢,桀骜不驯——也正因此,在很长时间内,“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的伍子胥,是不待见于主流史籍的。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和楚王一样,芈(mǐ)姓。“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但也正因为如此,“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昏庸的楚怀王听信毁谤,自公元前313年始,先后两次将屈原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

  自此之后直到投江的长达35年的时间,屈原事实上已远离楚国政治中心,此后再无参与国事的主动作为。但其忧国之心未改,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62岁的屈原悲愤交加,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当今主流用语)。

  在格隆看来,屈原更像一个逆来顺受,忧心国是,悲情吟哦,幕后旁观的诗人,而不是横刀立马,迎难而上,血荐轩辕的践行者。

  伍子胥是后者。

  同样面对昏君,同样面对国事飘零,伍子胥都是既不盲从,更不旁观,攘臂以上,“生能酬楚怨,死可报吴恩(范仲淹)”。

  伍子胥(公元前559年—公元前484年),名员,字子胥,楚国椒邑(今湖北监利县黄歇口镇)人,春秋末期著名军事家。伍子胥之父楚平王太子建之太傅,和其长子伍尚一同被昏聩的楚平王无端杀害。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成为吴王阖闾重臣。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带兵攻入楚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吴国则倚重伍子胥等人之谋,西破强楚、北败徐、鲁、齐,成为诸侯一霸。

  彼时的楚平王昏聩无道,在听信宠臣费无忌建议夺太子建之妻后,费无忌为绝后患而进谗:「太子太傅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质而召之,不然且为楚患。」楚平王言听计从,王使使谓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则生,不能则死。(《史记》)”

  同是面对昏君的无道,屈原选择了忍辱顺从,流放吟诗——这或许与屈原的皇族身份有关,他不可能象战国时那些怀才不遇的侠客一样各国游走,也与他认可的“君即国,国即君”,爱国即须爱君,反君即反国的逻辑有莫大关系。

  伍子胥呢?

  平王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史记》)

  最后的结果是,兄长伍尚束手待毙,被执就戮,原因是:“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而“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逃亡)。奢闻子胥之亡也,曰:「楚国君臣且苦兵矣。」(《史记》)”

  面对无端杀父兄的楚国昏君,伍子胥的选择是:贯弓执矢向使者——这是拒捕,绝对的大逆不道。

  兄长伍尚这样的,是传统文化里典型的爱国: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中国传统文化里一贯强调上智下愚,待人标准上,更宽宥君王和苛刻臣子互为表里。岳飞以“莫须有”罪名被缢死于风波亭,千百年来,众多看客只是不痛不痒地骂骂秦桧罢了,没几个人觉得岳飞束手待毙有何不妥。太多的学者专家在忽悠民众,教他们单方面无私奉献:君可以不仁,但臣不能不义。

  而伍子胥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正史垂青,恰恰是因为楚国昏君无端杀他父兄之后,他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选择逃跑与反抗。千难万险跨越国境,在吴国辅佐吴王阖闾,富国强兵。伐楚,五战而破楚都郢(现湖北江陵纪南城),时平王已死,子胥掘其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吴王夫差即位之后,子胥为大将,又大败越军于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建立不世之功,吴亦成诸侯一霸。

  但伍子胥的爱国逻辑从未更改,并如出一辙:心中有国,无君。子胥大败越军后,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劝告,中勾践美人计,同意越国求和。子胥毫不留情面地谏言:“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左传》)。”吴将伐齐,越王勾践率文武朝见夫差,并贿赂吴王及其左右,吴人皆大喜,惟子胥独惧,说:“豢(养)吴也!”并坚劝夫差停止伐齐,灭吴为先。

  吴太宰嚭与子胥有隙,且收越贿赂,因谗曰:「今王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详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愿王早图之。」吴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史记》)

  面对一首打造的强盛国家可能走上败亡之路,这次伍子胥没有逃离,而是“从容作楚囚”,采用了“死谏”:“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死。夫差闻言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这一天是农历五月五日。

  9年后,越灭吴。

  显然,绝孝纯忠,战而能用,节而能守的伍子胥打仗、战略、强国,都是一等一的好手,但专制君主们一定不喜欢伍子胥这样的人:因为伍子胥的绝孝是无条件的,而“爱国”是有条件的,是“纯忠”而非愚忠。他的“忠君”是建立在“君值得忠”的前提下的。否则,他会翻脸,甚至恨起刀兵,玉石俱焚。

  这就是明人邵宝恶狠狠做出如下评论的原因:“伍子胥孝知有亲而不知有国,仇一人而戕一国,卒之流毒宗社,不亦甚哉!”关键问题就在这里了:知有亲而不知有国,仇一人而戕祖国。这个叛国罪到底该怎么算呢?最关键的是流毒宗社。皇帝杀你就是杀你,你凭什么可以反叛呢?这要教坏了小孩子怎么办?!

  而屈原,却大大不同。他被冤屈之后,没有选择背叛,只是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爱国主义”诗篇。和伍子胥的“形而下”层面的愤怒相比,屈原先生“形而上”层面的升华,对专制昏君来说,显然更为安全和惬意。何况,屈原死后,这些“精神遗产”还可以无限复制出千千万万个屈原出来,个个“哀而不怨”。即使弃之若履,视作草芥,也不必担心他们会造反。

  而这,可能也是朱元璋为何下令将亚圣孟子“废而不祀”,连牌位都扔出儒家祠堂的原因:孟子推翻了君可以“昏”,臣唯有“忠”的不对等合同,而是强调“君视臣如寇仇,臣视君如独夫”——这犯了大忌。

  所以,理所当然地,伍子胥被历史忘却,屈原被大加弘扬——历史是一个小姑娘,永远在各种厚薄地涂脂抹粉。

  好在,总会有人抹去这些历史的尘埃。太史公司马迁给予了伍子胥最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千载空祠云海头,夫差亡国已千秋。浙波只有灵涛在,拜奠青山人不休(唐 徐凝)”。伍子胥墓地位于姑苏城外的胥口镇,地名就因伍子胥而设,这是伍子胥抛尸入江所在地。墓封土高约l米多,冢以麻石砌成,墓前碑书“吴相国伍公之墓”。

  墓在文革中被完全平毁。

  (格隆 写于2016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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