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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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平

　　随着粮食产量的连增和棉油糖、果菜茶、肉蛋奶、水产品等农产品的充足供应，农业资源环境在支撑农业发展的同时，也长期透支了环境资源承载力，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导致“红灯”频亮。由于化肥、农药、地膜等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以及秸秆、畜禽粪便和农田残膜等农业废弃物的不合理处置，造成农业面源污染加重。与此同时，垃圾围村、生活污水横流等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加之工业污染由城市向农村转移，使得农村生态环境恶化，严重阻碍了美丽乡村的建设进程。因此，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治理农村环境污染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任务，是“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基本要求。

　　面源污染形势严峻

　　一是农业面源污染来源多样化，资源综合利用程度低。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来源主要可分为过量使用的农业投入品和缺乏高效综合利用的农业废弃物。我国化肥、农药生产和使用量均位居世界第一，但利用率却比世界发达国家低15％—20％。过量的化肥、农药、农膜在土壤和水体中大量残留不仅影响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对食品安全构成了威胁。

　　畜禽粪便、秸秆、农膜等综合利用率低，成为重要的污染源之一。目前在全国，甚至一些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都没有配套污染治理设施，其产生的畜禽粪便、污水和恶臭气体对区域空气、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了严重污染，成为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水产养殖国，养殖产量约占全球的70％，面源污染使得水产养殖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我国农用塑料薄膜覆盖面积大、消耗量多，每年使用量达260万吨，占世界消耗总量的60％以上。由于农膜较薄、难降解、回收率低，成为“白色污染”。我国每年产生秸秆9亿吨，秸秆就地焚烧不但浪费资源，而且污染空气。废弃的秸秆在田沟或河道中腐烂，进入水体造成严重的COD污染。虽然我国秸秆综合利用率达80％，但超过60％的秸秆被直接还田，或者制成肥料、饲料等，这些利用方法技术含量低，每吨秸秆的产值不足500元，这种低附加值的秸秆利用模式亟须转型升级。

　　二是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欠缺处理，环保基础设施薄弱、运行率低。我国约有4万个乡镇、60万个行政村和260多万个自然村，每年产生垃圾量大约为1．5亿吨。大部分乡镇由于资金匮乏，未配备专业的固定垃圾转运站和垃圾运输工具，生活垃圾乱扔、乱弃，“垃圾围村”现象非常普遍。据住建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垃圾处理率只有50％左右。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普遍方式是简易填埋和露天焚烧，大量随意堆放的垃圾不仅破坏农村原本的自然生态面貌、浪费了资源，还经常引起害虫孳生，造成疾病传播和严重的环境污染。

　　我国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同样滞后，河道、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问题突出，部分乡村“污水横流”。目前，我国有6．74亿农村人口，每天产生3000多万吨生活污水。随着生活用水、生产量的提高，农村生活污水、农业源废水污染物排放量还将持续处于高位。尽管污水处理技术日趋成熟，如厌氧—好氧—人工湿地或生态塘工艺等，但我国农村污水处理率很低，目前全国仅有10％左右的农村配套了污水处理设施，已建设施的运行率也不足10％；绝大多数农村污水未经处理而直接排入水体或渗入地下。

　　农村环境治理是场攻坚战

　　1．农业面源污染的分散性、随机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加码治理难度。

　　面污染源十分分散，难以从源头加以杜绝。与集中排放的点污染源相比，面源污染“密度”远低于点源，且以扩散的方式发生，一般与气象变化相关，加之流域内土地利用状况、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气候、土壤类型等因素的差异，导致面源污染时空分布的异质性强。面源污染的分散性是面源污染治理的最大挑战。

　　面源污染的发生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污染控制措施却相对滞后。自然条件变化的随机性直接影响了面源污染发生的时间、区域及强度，致使面源污染的发生同样具有随机的特点。降雨量、温度、湿度等因素综合影响农作物的生产，进一步影响农药、化肥等化学制品的使用。面源污染的随机性使得其难以被及时监测，而相应的污染控制措施更难以被及时采用。

　　农业面源污染具有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的隐蔽性，为治理带来更大难度。农业面源污染由于排放的分散性导致其地理边界和空间位置不易识别，造成污染来源无法准确查实、及时追踪。同时，农业面源污染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一般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量变的过程中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例如，化肥中可能含有铬、镉、铅、汞等重金属，随着化肥的不断使用，这些成分会在土壤中不断积累，最终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2．三大短板掣肘农村环境治理。

　　“观念旧”使得农村环境治理难以源头预防。受传统观念和习惯的长期影响，农村居民对面源污染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在农业生产中片面追求高产量，滥施滥用农药、化肥、农膜，随意丢弃、焚烧生产、生活废弃物，直排污水到河流水塘等。农村整体卫生意识欠缺，无论乡村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对于垃圾问题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对农业增收的重视程度。

　　“钱不够”使农村环境治理力不从心。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面广、量大、成本高，加上县乡基层财力有限，造成农村环保投入不足，垃圾处理的公共设施欠缺，填埋场的建设、垃圾工业化处理设备的使用在大部分农村都不普遍；很多农村没有配备专门的垃圾回收队伍和清扫队伍。滞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日益增长的污染负荷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只停留在示范项目上的治理进程使得农村环境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治理。

　　“监管弱”使得农村环境治理未形成有效“组合拳”。我国针对农村环境治理的相应规定较为分散，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基层政府的环保、住建、农业等职能部门在环境治理工作中职责交叉，阻碍了治理工作一体化全域推进。另外，对于环保部门而言，尽管农村环境治理已提上议程，但不少地区乡镇一级的环保机构尚未建立，环保人才缺乏，而部分县级环保单位在应对工业、城市环境污染治理时已略显捉襟见肘，导致在农村环保治理上力不从心。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须久久为功

　　农业面源污染和农村环境的综合防治基础薄弱、工程复杂，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需要不断提高认识、稳步推进、完善保障、久久为功。

　　一是明确落实农村环境各主体的责任。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农村环境治理的过程需要农民、企业、政府三方的共同参与，各方应当积极主动承担责任，共同探索合理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机制。对于农民而言，应当不断提升“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保护意识，并积极运用到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去，如使用优质易回收地膜、收集且不随意焚烧秸秆、做好垃圾分类及周围环境维护；同时应当积极配合有关单位缴纳相应的环保治污费用，如垃圾处理费等。对于企业而言，要充分承担起第三方治理的责任，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提供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农村环境治理有关方案流程，保质保量地完成污染治理工作。对于政府而言，必须对农村环境问题肩负起总体把控、最终兜底的责任；针对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农业与农村污染治理办法，强化乡规民约保证；应当考虑到农村地区的资金困难，给予治污企业适当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积极推进乡镇一级环保机构的建立与环保人才的培养。

　　二是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提升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技术水平。要确保农业面源污染、农村环境治理取得实效，必须将高效实用的治理技术作为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支撑。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技术，重点开发适合我国农村发展特点、居住特色以及高度集约化生产方式的技术。对于规模化养殖场粪便，应当在合理布局基础上建设配套处理设施，发展种养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以及种养结合的循环农业，实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目标。对于秸秆综合利用，应当将秸秆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等成分加以分离，加工成具有较好市场前景的产品，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对于农村污水处理，应当注重少维护、抗冲击负荷、低能耗的农村污水处理需求，同时因地制宜，距离城市较近的农村应选择废水集中式处理，距离城市较远的农村应选择经济适用的生态处理工艺，充分考虑既有的水塘、滩地、沟渠，将设施建设、湿地保护、景观建设有机结合。

　　三是发挥市场在农村治污中的资源配置作用。资金短缺是农村环境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我国农民收入普遍较低的背景下，解决资金问题的方法主要依靠政府的大力推动和市场的配合。应当持续推进生态循环农业试点、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建设，不断培育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市场主体试点，营造有利的市场环境，积极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第三方治理等模式并加以创新，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农村环境治理。鼓励农村结合自身特色发展乡村旅游和绿色农业，让广大农民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守山护水，成为主人翁和践行者。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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