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靠吸引全国的年轻劳动力来维持经济繁荣，但是也加重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上涨等城市病。上海、北京将面临人口拐点，对外来人口吸引力呈下降趋势】

　　□易富贤

　　北京、上海的人口变迁

　　1950年北京、上海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育子女的数量）均为5.2，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9。196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分别为740万、1056万人。

　　1963年中国在大城市开始计划生育宣传，1964年在大城市落实政策，1973年在全国逐步展开。上海作为计划生育的模板，并且城镇人口比例较高，人口出生率下降最快，从1963年的3.03‰降至1964年的2.06‰、1965年的1.7‰、1967年的1.25‰。北京的生育率也从1964年的4.41降至1965年的2.89、1967年的2.53。1960年上海、北京的生育率平均为2.8、3.8，全国平均水平是5.7。

　　1970年开始在上海、北京等城市试行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在全国推广。可见，上海的生育率最低，其次是北京，东北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虽然人口寿命在大幅延长，但是由于低生育率和人口外流，上海的人口仅从1960年的1056万增至1980年的1152万，占全国比例从1.60%降至1.17%。北京的人口则是从1960年的740万增至1980年的904万，占全国比例从1.12%降至0.92%。199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增加到1086万、1334万。上海、北京GDP占全国比例从1960年的10.1%、3.7%降至1980年的7.1%、3.2%，再降至1990年的4.1%、2.7%。

　　1980年北京、上海的外来人口只有19万人、6万人，到1990年也只有54万人、51万人。1990年上海开始开发浦东，拉开了外来人口的小闸，经济占全国比例也开始上升。上海1980-1989年年均只增加3.0万外来人口，而1990-1995年年均增加13.0万人。1996年拉开了外来人口的大闸，上海1996-2013年年均增加48.3万外来人口，非户籍人口总数由1995年的113万人迅猛地增加到2014年的987万人。

　　而北京1990-1994年年均只增加1.9万外来人口，GDP占全国比例还在继续下降。1994年外来人口总数只有63万，但是，仅1995年就增加到118万。虽然后面几年又严控外来人口，但1995年涌入的这118万人口给北京经济增添了活力，北京经济占全国比例也触底反弹。2000年北京再次拉开了外来人口的闸门，2000-2014年，北京非户籍人口年均增长44.1万人，非户籍人口总数由1999年的157万增加到2015年的823万。北京、上海非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5.0%、3.8%增加到2015年的37.9%、40.6%。

　　外来人口有助于北京、上海的经济发展

　　北京、上海户籍人口相对增长缓慢，从1980年的886万、1147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1363万、1440万人。这些增加的户籍人口还有一部分是外来人口入籍。因此，北京、上海的实际外来人口还要更多。东北的人口移入和移出大致相当，净移民率几乎为0。外来人口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比如，2010年北京、上海的非户籍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36%、39%，但却占全市20-39岁人口的52%、59%。

　　年轻人越多，创新活力越强。中位年龄反映了经济活力，（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排三列，位于中点的某人的年龄）。全国、北京、上海、东北的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龄2010年为36岁、36岁、38岁、40岁，2015年为38岁、37岁、40岁、43岁，北京、上海比东北更年轻，经济也更有活力。

　　但是北京、上海户籍人口的中位年龄，2010年高达42岁、47岁，2015年更是高达44岁、50岁，比东北还要高。

　　20-39岁的年轻劳动力是最能增进经济活力的人口。1990年0-19岁人口到2010年为20-39岁。1990年北京、上海、东北的0-19岁人口占全国的0.69%、0.73%、8.09%，而2010年20-39岁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93%、2.08%、8.12%。可见，2010年北京、上海的20-39岁人口有2/3是外来移民；而伦敦、东京的比例都只有1/3，巴黎只有1/6是外来移民。

　　东北由于外来移民较少，20-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982年的10.4%降至2010年的8.12%，；同期GDP占全国比例从12.8%下降到8.6%。如果没有外来人口，上海、北京的20-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将从1982年的1.60%、1.12%下降到2010年的0.73%、0.69%，降幅超过东北，那么，GDP占比的降幅也将超过东北。可见，如果没有外来人口，北京、上海的经济会比东北更没有活力（见图1）。

　　人口继续涌入大城市威胁中国的持续发展

　　流动人口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而老人和儿童是很难外流的。一方面，东部大城市人满为患；另一方面，中西部的留守老人“老无所养”、留守儿童“幼无所靠”。

　　大城市靠吸引全国的年轻劳动力来维持经济繁荣，但是也加重了城市病：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上涨。导致城市房价上涨的原因有三点：土地供应是依照规划人口数进行的，增速低于实际人口增速；外来人口对住房有刚性需求；外来人口流入不仅增加了城市经济活力，而且提高了户籍人口的购买力。

　　实际上，最严重的城市病是超低生育率，这与人口密度太高有关。2003-2012年，东京的生育率平均为1.06。23个区、26个市的人口密度与生育率直线负相关，人口密集的几个区房价高、通勤时间长、民生压力大，民不聊“生”，生育率只有0.7-0.8；人口稀少的地方，生育率为1.4。

　　伦敦的人口密度比东京要小，2011年生育率为1.84。33个区的人口密度与生育率是直线负相关。内城的人口密度仍然较高，一些区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生育率只有1.3左右；人口密度较低、房价较低的外城一些区，每平方公里只有2千多人，生育率却在2.1左右（见图2）。

　　美国生育率能达到1.9-2.0的主要原因是城市规划得更加“宜生”。美国城市分为中心城区、建成区、都会区，芝加哥、费城、迈阿密的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都只有4千多人，建成区则只有1千多人，都会区低于1千人。洛杉矶的中心区、建成区每平方公里分别为3.1千人、2.7千人。人口最密的纽约，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也只有1万人，建成区也只有2.1千人。美国房价只是家庭收入的四五倍。各大城市的平均通勤时间只有20多分钟。

　　而中国的城市建成区全部已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的规划，县城的人口密度比纽约中心区还高。北京东城区、西城区每平方公里是2.5万人，上海虹口区、黄浦区、静安区超过3万人，通勤时间普遍超过1个小时。北京、上海总和生育率长期只有0.7，不仅因为生育政策限制，也因为高密度的城市规划下的各种生存压力。目前，中国有近6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只占0.7%的国土面积。

　　一孩次生育率反映了没有政策限制下的生育现实，与总和生育率平行变化。1995-2014年，东京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06，而一孩次生育率为0.61。2010年北京、上海的一孩次生育率低于0.6，2015年甚至低于0.5，这意味着即便鼓励生育，总和生育率也难以达到1.0。长期的低生育率，经济发展依赖移民，使得北京、上海的人口结构呈现新的变化趋势（见图3）。

　　纽约、东京的人口数据是采纳官方预测。北京、上海2015年后的数据是采纳2015年抽样调查，假设2017年后北京、上海的人口不再流入、流出，2018-2050年的生育率将稳定在1.0。

　　201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结构非常“拉风”，20-49岁青壮年劳动力占总人口的60%、56%，而纽约、东京都只有46%。但是到2040年，北京、上海的20-49岁人口占比只有28%、23%，而纽约、东京还有44%、32%。

　　流入北京、上海的年轻劳动力很多将在此终老。现在的外来年轻人给北京注入了“生机”，今后却可能成为“危机”。北京、上海65岁以上的老人将从2015年的231万、309万增加到2030年472万、599万，再增加到2050年的791万、907万。全国、北京、上海的20-64岁劳动力与65岁以上老人之比将从2010年的7.6、8.9、7.6降至2030年的3.4、2.9、2.4，再降至2050年的1.7、1.2、1.0。今后北京、上海的老龄化危机比全国更严重。

　　上海、北京面临人口拐点

　　过去的实际人口一直超前于规划，比如，北京1993年的规划是2010年人口要控制在1250万人以内，2004年的规划是2020年人口要控制在1800万人以内；但是2010年实际人口已经达到1962万人，2016年更是达到2173万人。

　　现在的新规划是，北京的人口在2020年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然后长期稳定在2300万人左右；上海的人口到2040年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事实上，上海今后的实际人口将低于规划。2015年、2016年上海的外来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2016年北京的外来人口也开始负增长，有人认为是政策所致。即便是没有政策调控，上海、北京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也在下降，原因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上海、北京的人口结构要老化，经济活力降低。2015年上海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龄比全国高2.3岁。北京的中位年龄也将在2018年开始高于全国。这在国际大城市中并不多见。

　　国际大城市的生育率只略低于全国，然后靠吸引少量外来年轻人口使得中位年龄低于全国、经济活力高于全国，从而长期保持吸引外来年轻人口的能力。比如，2011年英国的生育率为1.91，伦敦市为1.84。2010年美国的生育率为1.93，纽约市为1.81。2010年美国、英国、日本全国的中位年龄为37岁、40岁、45岁，而纽约、伦敦、东京分别只有35岁、34岁、42岁。

　　第二，上海、北京的经济优势可能会下降。区域发展不平衡是跨区域人口流动的动力，而区域均衡化发展是趋势。比如，以前纽约州的人均GDP远高于全国，吸引人口流入；1930年后人均GDP相对优势不断下降，吸引人口的能力也下降。纽约州的人均GDP与全国的比例，从1930年的168%降至1950年的122%；而密西西比、南卡州却从1930年的32%、38%，升至1950年的51%、62%，再升至1980年的70%、78%。

　　1980年上海、北京的人均GDP是全国的6.1倍、3.4倍，2002年是全国的3.6倍、3.3倍，对外地人口有强大的吸引力。而2005年湖南、四川、安徽、贵州的人均GDP只是全国的66%、59%、57%、34%，人们千里迢迢也要到大城市讨生活。

　　但是2016年，上海、北京的人均GDP只是全国的2.0倍、2.0倍，可能还将继续下降；而湖南、四川、安徽、贵州的人均GDP已升至全国的83%、72%、71%、60%，还将继续提升。收入差距在缩小，考虑到路费和骨肉分离的精神成本等，中西部很多人就会选择留在家乡的城市就近就业。上海的外来人口来自安徽的比例最高，2003年上海的人均GDP是安徽的6倍，但是2016年只是安徽的2.9倍了。上海对安徽劳动力的吸引力也在不断下降。

　　第三，全国的生育率从1990年的2.3下降到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2015年的1.05，这意味着可流动的年轻人口数量在不断减少，可流动的人口数量下降。

　　第四，高铁、互联网正在改变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零售、金融、制造不再依赖于物理性场所，传统产业下形成的大城市的地位将下降，而怀化、赣州、襄阳等新兴的交通枢纽城市，将吸纳人口流入。美国1930年后人口重新分布的过程中，中西部也崛起了一批中等城市。

　　第五，从2006年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向西南转移。川渝、云贵桂的经济总量占全国比例都在提升，将吸引人口回流。

　　第六，“一带一路”将给中国西部地区带来发展机遇，从而遏止人口东流。2016年上海常住人口2420万，如果人口不再流出，生育率稳定在1.0，那么，2017-2040年间将出生260万人，死亡480万人，2040年总人口将降至2200万人。需要吸引300万移民才能让2040年总人口达到2500万人，但是上海已经很难再吸引到300万移民。

　　（作者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