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1年，我们团队就曾推出过流动性系列专题报告，从央行报表、银行体系流动性等多个不同的维度，对流动性进行了深入剖析，在市场上引起巨大反响。时隔6年，世易时移，无论是央行报表、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影响因素、甚至是整个金融市场的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过去的视角来解读如今的市场显然已经有些过时。因此我们决定重启流动性系列专题研究，从目前央行金融系列报表、银行体系流动性等角度切入，重点分析近年来所出现的新的变化和新的趋势，以期达到温故而知新的目的，以飨读者。本篇报告是今年我们团队的第6篇流动性专题，也是我们重启2011年流动性系列研究的第1篇专题，将着重对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进行深入剖析，探寻目前央行资产表统计方式的变化以及数据所反映出的趋势。
在货币统计中，资产负债表是概览编制的基础，本质上概览是资产负债表的一种表现形式，信贷收支表是对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方式进行统计的一种方式，本质上也是资产负债表的一种形式。因此对资产负债表的分析就成为了金融报表分析的重中之重。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是金融系列报表中最基础也最核心的报表之一，尤其是在外汇占款持续流出，银行体系流动性投放完全依赖央行的背景下，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就成为了解读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外资产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占款、货币黄金以及其他国外资产构成，其中外汇占款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比重。随着人民币单边升值的走势从2014年开始迎来拐点，尤其是2015年8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人民币开始步入加速贬值通道，从而导致外汇占款开始由流入逐步转向流出，外汇占款从过去的基础货币主要投放方式，快速转变为基础货币的回笼方式。今年以来，在人民币汇率走稳甚至小幅升值的背景下，外汇占款流出的格局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反映出即使短期人民币贬值压力有所减弱，但贬值预期依然存在。未来随着美联储加息的不断推进和缩表的展开，美元仍有望重回强势，而欧洲、日本经济的改善和地缘政治风险的缓和也有望支撑本币汇率，人民币贬值压力中期来看依然难言缓和，外汇占款持续流出仍将是大概率事件。
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项目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再贷款、买入返售证券（逆回购），以及近年来新创设的货币政策工具MLF、SLF、PSL、TLF等，其综合效应表现为基础货币投放。目前来看，在外汇占款持续流出，金融去杠杆仍是货币政策核心目标，且经济基本面并未出现显著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央行货币政策依然难以出现显著的放松，大概率仍将维持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就成为了央行进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由于目前基础货币缺口依然存在（一季度末超储率仅为1.3%），因此从中期来看，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在央行补充基础货币的需要下，或仍将维持较快增长的趋势。
储备货币即基础货币的统计口径，包括货币发行（现金）和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法定存款准备金+超额准备金）两个细项，因此储备货币（基础货币）=现金+法定准备金+超额准备金。由于对于银行体系而言，可以自由动用的资金就只有超额准备金，因此超额准备金（或超储率）就成为衡量银行体系流动性松紧的关键指标。进入2017年以来，货币政策开始进一步转向防风险、去杠杆，防范和化解金融市场风险成为了一行三会的共同目标，因此央行的货币政策基调由稳健转向稳健中性。从一季度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来看，一季度末金融机构超储率仅为1.3%，创下了2011年二季度以来新低，也是历史次低水平，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实质上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在金融监管趋势尚未结束的背景下，央行货币政策基调短期内很难发生改变，偏紧的货币政策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延续。从4月的超储率来看，依然维持在一季度末1.3%的水平，而5月的超储率目前来看也很难出现显著回升，实际数据也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政府存款主要反映财政部门在央行账上的存款。财政存款主要与财政收支情况相关。财政存款具有非常明显的季节性因素。一般来说，季末和年末财政存款的增量都会相对较小或者为负，季初财政存款增幅都会较大。近两年来，尤其是今年以来，政府存款的变动与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逐渐显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也不难理解，由于央行目前保持的是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取向，因此央行会着力保持流动性处于紧平衡的状态，为金融去杠杆营造一个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这样一来，当政府存款下滑之时，说明财政支出正在发力，会对流动性带来一定程度的补充，那么央行就需要在公开市场有所收紧，避免因财政存款投放导致资金面过于宽松。反之，当政府存款上升之时，表明当月缴税较为集中，对流动性会带来负面影响，央行就会相应增加公开市场资金投放力度，避免资金面过于紧张。
综上所述，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近年来随着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的加剧，外汇占款逐渐由趋势流入转向趋势流出，基础货币的投放模式由过去的外汇占款为主，央行发行央票回笼剩余流动性，向央行货币政策工具投放为主转变，央行的货币政策取向成为了影响流动性的决定性因素。而由于2017年是监管大年，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基调或将延续更长的时间，从而为金融监管营造偏紧的货币环境，倒逼金融机构去杠杆、防风险。在这样的政策基调影响下，流动性或将在更长的时间内维持紧平衡的状态，一季度1.3%的超储率就是央行货币政策基调的明确体现。在总量流动性偏紧的背景下，流动性的周期性紧张必将加剧，月末、季末时点的资金面压力或将进一步加大，对于流动性风险仍需保持充分警惕。
早在2011年，我们团队就曾推出过流动性系列专题报告，从央行报表、银行体系流动性等多个不同的维度，对流动性进行了深入剖析，在市场上引起巨大反响。时隔6年，世易时移，无论是央行报表、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影响因素、甚至是整个金融市场的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过去的视角来解读如今的市场显然已经有些过时。因此我们决定重启流动性系列专题研究，从目前央行金融系列报表、银行体系流动性等角度切入，重点分析近年来所出现的新的变化和新的趋势，以期达到温故而知新的目的，以飨读者。
本篇报告是今年我们团队的第6篇流动性专题，也是我们重启2011年流动性系列研究的第1篇专题，将着重对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进行深入剖析，探寻目前央行资产表统计方式的变化以及数据所反映出的趋势。
在货币统计中，资产负债表是概览编制的基础，本质上概览是资产负债表的一种表现形式，信贷收支表是对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方式进行统计的一种方式，本质上也是资产负债表的一种形式。因此对资产负债表的分析就成为了金融报表分析的重中之重。
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是金融系列报表中最基础也最核心的报表之一，尤其是在外汇占款持续流出，银行体系流动性投放完全依赖央行的背景下，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就成为了解读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途径之一。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各分项的释义如下表所示：
我们选择其中几个主要的指标来进行详细的解读。
一、国外资产：外汇占款从流入转向流出
国外资产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占款、货币黄金以及其他国外资产构成，其中外汇占款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比重。从外汇占款的形成机制来看，贸易单位将出口获得的外汇拿到商业银行兑换为人民币，商业银行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人民币负债项目增加，外汇资产项目增加。如果商业银行不与中央银行进行结汇货币的本外币兑换，则不会形成基础货币的投放。而一旦商业银行将结汇外汇与中央银行进行本币兑换后，则这部分外汇在央行资产负债表资产端将形成人民银行的外汇资产，同时人民银行会给商业银行等值的人民币，从而导致基础货币扩张。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汇占款才会投放基础货币，而由非货币当局类金融机构（主要表现为商业银行）与居民、企业等单位由于结售汇业务而形成的外汇占款（包含在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外汇占款”科目下）并不构成基础货币的投放。由于自2016年起，金融机构口径外汇占款数据不再公布，因此目前我们每月只能看到央行口径的外汇占款数据。
从数量规模来看，2016年以前，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与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包括人民银行、商业银行等）中的新增外汇占款在趋势上比较一致，但是变化幅度有所不同。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中的外汇占款可以看作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外汇占款量，其中包括了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汇占款规模。从单月新增量来看，二者的差额波动也比较大，一般情况下在1000亿元以内，但有时候也会达到近5000亿元的水平。尤其是2015年之后，随着汇改的深入，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加大，贬值预期的强化导致外汇占款流出大幅增加，而央行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也进一步加剧了央行口径外汇占款的流出。
通常在外汇占款偏高时，货币当局的结汇规模一般会比金融机构的结汇规模要小。这可能是因为在外汇占款高时，货币当局投放基础货币的压力较大，人民银行在有意放慢商业银行的结汇速度。反之，在外汇占款规模较小时，商业银行则可能将以前未结汇掉的量在当期补充，从而反映为人民银行新增外汇占款规模大于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规模。此外，在基础货币压力比较大时，人民银行也可能会让商业银行以外汇形式缴纳准备金，由于这部分准备金不计入基础货币，所以对基础货币的扩张不构成压力。
2014年之前，由于人民币汇率呈现单边升值的走势，导致一方面热钱流入压力较大，另一方面企业和居民结汇意愿很强，因此外汇占款持续保持高增长，外汇占款也成为了央行长期以来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随着中国加入WTO带动我国外贸高速增长，贸易顺差持续累积，导致外汇占款也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外汇占款所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远远超出了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需要。因此为回收过剩的流动性，央行采取发行央票的手段来回笼流动性，以保持国内流动性的平衡与稳定。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速逐步下台阶，全球贸易增长放缓，以及美国开始步入货币政策紧缩周期，人民币单边升值的走势从2014年开始迎来拐点，尤其是2015年8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人民币开始步入加速贬值通道，热钱开始由流入转向流出，企业与居民也从结汇逐渐转向持汇甚至购汇，从而导致外汇占款开始由流入逐步转向流出，外汇占款从过去的基础货币主要投放方式，快速转变为基础货币的回笼方式。今年以来，随着美元指数阶段性走软，人民币贬值压力有所缓和，外汇占款流出的压力也随之减弱。然而在人民币汇率走稳甚至小幅升值的背景下，外汇占款流出的格局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反映出即使短期人民币贬值压力有所减弱，但贬值预期依然存在。未来随着美联储加息的不断推进和缩表的展开，美元仍有望重回强势，而欧洲、日本经济的改善和地缘政治风险的缓和也有望支撑本币汇率，人民币贬值压力中期来看依然难言缓和，外汇占款持续流出仍将是大概率事件。
二、对政府债权：关注2007年特别国债到期续作问题
对政府债权主要反映的是货币当局（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规模。理论上，中央银行是不能直接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国债的，这主要是为了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避免债务货币化的情况出现。但是，中央银行却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进行国债的买卖，从而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例如，美联储就是美国国债市场交易的重要参与方，联储通过购买国债，发行货币获得铸币税。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通过进行三轮QE，从二级市场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和MBS，资产负债表扩张超过5倍，通过这一手段向市场投放了大量的流动性，显著压低了利率水平，最终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了金融危机的泥潭，率先步入加息周期。
我国中央银行与美联储不同，2015年前由于存在大量外汇占款流入，人民银行需要通过公开市场来进行货币回笼。但是由于人民银行手中持有的政府债券（国债）规模有限，难以通过出售政府债券有效回笼货币，因此只能发行某种形式的“债券”回笼资金，这就是2002年中央银行票据诞生的背景。同时由于中国人民银行通常使用中央银行票据、回购等方式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因此央行持有的政府债券数量相对稳定。2001年至2007年上半年期间，其持有的国债规模稳定保持在3000亿元左右。
2007年，中国投资公司（中投公司）正式成立。为了给中投公司注入资本，财政部向市场发行了15500亿元的人民币债券（表现形式为特别国债），其中有13500亿元通过商业银行转手至人民银行（2000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通过市场发行方式发行），因此到2007年底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数量大幅度增加至16000亿元左右。
人民银行持有国债数量的大幅扩张，由于是采用外汇储备进行购买，所以没有导致总资产规模的扩张，基础货币规模没有受到影响。相反，如果中国人民银行对特别国债发行采用发行货币的方式来进行购买，则将造成基础货币扩张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上升，但这不符合2007年货币政策紧缩的调控基调。
从2007年以后，货币当局对政府债权规模基本保持稳定。时间来到2017年，随着2007年发行的1.55万亿特别国债中的10年期品种（合计7000亿元左右，其中公开发行1000亿元左右）在下半年逐渐迎来到期，特别国债是否续发、如何续发成为可能影响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对政府债权分项的潜在因素。对此我们认为，央行大概率将对到期的07特别国债进行续作，对于央行持有的部分（约6000亿左右）而言只不过是对到期的国债进行展期，影响只会反映在账面上，并不会对市场和央行资产负债表带来实际影响。但对于当时公开发行的约1000亿特别国债而言，如何续作则成为下半年影响债券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如果等量向市场续作，理论上不会带来净供给的增加，但由于目前一级市场依然较为疲弱，发行规模的增加可能会加剧市场的悲观情绪，对市场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持有机构的变更也可能从某种程度上对流动性带来时点性的冲击。如果转为定向向央行续作，央行依然采取外汇储备对接，则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对政府债权规模将增加1000亿元，虽然不会对市场直接投放流动性，但由于此前1000亿元存量债券到期，对市场而言会释放1000亿元到期再配置需求（假设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不变），但由于目前商业银行受制于MPA考核，且债市调整仍未结束，银行对债券的配置意愿较低，因此能否真的新增1000亿元配置需求还要打上一个问号。至于加量向市场续作（加大供给压力）和到期不续作（财政部/中投要向央行还钱）这两种方式，我们认为可能性都不大，因此不再展开分析。
三、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目前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
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项目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再贷款、买入返售证券（逆回购），以及近年来新创设的货币政策工具MLF、SLF、PSL、TLF等，其综合效应表现为基础货币投放。
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以及货币政策工具都是央行吞吐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2002年以前，我国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规模变化也较为剧烈。加入WTO后，由于外汇占款规模不断膨胀，逐渐取代再贷款渠道，成为我国基础货币的主要投放渠道。此后随着外汇占款的持续流入，国内流动性整体过剩，货币政策工具的主要目标变为被动吸收外汇占款投放带来的过量流动性，而非主动释放流动性。因此，直到2014年之前，货币当局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存量规模都相对稳定，即使偶尔因特殊情况（如春节期间的流动性波动）出现增加，也会很快回归正常。
这一情况从2014年开始发生变化。2014年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通缩风险开始逐步显现，央行货币政策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宽松周期。然而，由于本轮的经济增速下滑背后的根源是经济潜在增速的下移，因此单纯的货币政策刺激并不能有效提振经济增长，反而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如资产价格泡沫的快速膨胀，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不旺使得资金脱实向虚，银行同业链条快速扩张积累杠杆风险等等。由于认识到这些问题，央行的货币政策开始由单纯的降息、降准大水漫灌，向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定价定量精准投放转变。因此我们看到，从2014年底开始，货币当局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开始逐渐增加，2016年开始更是取代了降准，成为央行进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存量规模也从1-2万亿之间快速攀升至9万亿左右。
目前来看，在外汇占款持续流出，金融去杠杆仍是货币政策核心目标，且经济基本面并未出现显著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央行货币政策依然难以出现显著的放松，大概率仍将维持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就成为了央行进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由于目前基础货币缺口依然存在（一季度末超储率仅为1.3%），因此从中期来看，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在央行补充基础货币的需要下，或仍将维持较快增长的趋势。
四、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数据变动主要与资产管理公司和证金公司有关
该项目主要构成是中央银行对资产管理公司的再贷款。资产管理公司是配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制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类特殊机构，承担了当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剥离出的呆坏帐。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对于资产管理公司给予了资金支持，从而形成了该部分债权，因此该项目的形成具有历史遗留特征。伴随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完成，资产管理公司的历史使命得以终结，因此在后期该科目规模保持相对稳定，很少发生变化。
当然也存在特殊情况，距离最近的一次是2015年7月，当月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出现了2000亿的增加，不过很快，在2015年12月这一项目就出现了3000亿的减少。这一变化出现的原因在于股灾之后证金公司贷款，这从当时非银存款出现大幅增加也可以得到验证。
五、其他资产：一般变化不大
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资产主要是固定资产，因此短期内也就相对稳定。从历史走势来看，基本变动幅度在千亿以内，但有时候也会突然出现比较大幅的波动，比较普遍的原因是由于科目调整导致，表现为骤增之后的骤降，或者骤降之后的骤增。
同样也存在特殊情况，根据央行已公告的信息可知，比如2003年12月中央银行动用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造成当月其他资产出现了3367.39亿元的上升；再比如2007年12月中投公司从央行手中购买汇金公司，造成当月其他资产下降了4881.02亿元；距离现在比较近的还有2015年7月，国家外汇储备分别向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注资480亿和450亿美元，对应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表现为2015年6月其他资产出现了2735.44亿元的增加。
六、储备货币：超储率是核心
储备货币即基础货币的统计口径，包括货币发行（现金）和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法定存款准备金+超额准备金）两个细项，因此储备货币（基础货币）=现金+法定准备金+超额准备金。其中货币发行（现金）等于社会流通中现金（M0）与商业银行库存现金之和。由于对于银行体系而言，可以动用的流动性实质上就是银行的库存现金和超额准备金，而库存现金的变动对银行而言并不可控，一般与M0的变动基本同步，因此对于银行体系而言，可以自由动用的资金就只有超额准备金，因此超额准备金（或超储率）就成为衡量银行体系流动性松紧的关键指标。
由前文的公式可知，超额准备金=基础货币-法定准备金-现金，而根据央行资产负债表可知，基础货币增加量≈外汇占款增加量+央行净投放-财政存款增加量+其他资产增加量-其他负债增加量，那么超额准备金就可以根据△超额准备金≈△外汇占款+△央行操作-△财政存款-△现金-△法定准备金的公式来大致推算。（其他资产和其他负债波动有限，为简化计算暂时省略）由此可见，影响超储率的因素主要有外汇占款、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存款准备金变动、财政存款和现金的变动。然而，对于央行而言，这五个因素中可控的只有公开市场操作和法定存款准备金，因此在不同的阶段，为应对不同的流动性格局，就衍生出了不同的货币政策和基础货币投放方式。
根据我们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在2014年以前外汇占款一直处在快速增加的趋势中，是央行最主要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但由于外汇占款规模实在过于庞大，由此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量远超实际的需要量，因此央行一直采取发行央票的方式，在公开市场回笼流动性，以保持流动性总水平的稳定。
而随着2014年之后，随着美国进入货币政策收紧周期，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不断加大，外汇占款也开始由过去的大幅流入开始转向流出，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央行开始转向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流动性。（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并不影响基础货币，只影响超储和法准的比例以及货币乘数，因此降准只是增加了银行超储的数量，并不直接增加基础货币）
但是到了2016年，央行开始意识到此次经济增长下台阶是由潜在增速下台阶所引起的，单纯通过货币政策宽松难以达到稳增长的目的，反而会催生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在经济增长进一步下行风险不大的背景下，央行货币政策基调开始转向防风险去杠杆，央行不再采取降准的方式释放流动性，而是通过公开市场短、中、长期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补充基础货币缺口，一方面可以更为灵活的调控流动性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金融机构获取基础货币的成本，起到去杠杆的作用。
进入2017年以来，货币政策开始进一步转向防风险、去杠杆，防范和化解金融市场风险成为了一行三会的共同目标，因此央行的货币政策基调由稳健转向稳健中性。从一季度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来看，一季度末金融机构超储率仅为1.3%，创下了2011年二季度以来新低，也是历史次低水平，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实质上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在金融监管趋势尚未结束的背景下，央行货币政策基调短期内很难发生改变，偏紧的货币政策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延续。从4月的超储率来看，依然维持在一季度末1.3%的水平，而5月的超储率目前来看也很难出现显著回升，实际数据也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七、政府存款：季节性强，与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此消彼长
政府存款主要反映财政部门在央行账上的存款。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在央行账上财政存款的变动，才会对基础货币构成投放或者收缩，而商业银行所吸收的财政性存款规模变化则不构成基础货币吞吐。
货币当局的政府存款主要包括三个项目：地方政府存款、中央政府存款和商业银行划来财政性存款。从历史平均占比来看，中央政府存款占比高达60%左右，地方政府存款、商业银行划来财政性存款占比分别为25%、15%左右。
对于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而言，根据《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吸纳的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定期存款属于商业银行的一般存款，统计到“其他存款”科目当中。财政预算外定期存款统计在单位定期存款科目内，属于一般存款。财政预算外活期存款、财政预算内活期存款统计在代理性财政存款科目内。由于不同的财政性存款属性不同，因此按照规定，上缴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要求也不同，属于一般存款的需要缴纳准备金，其余财政存款则不需要缴纳准备金。
财政存款主要与财政收支情况相关。财政存款具有非常明显的季节性因素。一般来说，季末和年末财政存款的增量都会相对较小或者为负，季初财政存款增幅都会较大。具体来看，1月、4月、5月、7月、10月财政存款都会明显的增加，3、6、9和12月财政存款会减少。从近年来的平均水平来看，1月份一般会增加3-4千亿元，2月波动幅度不大，3月由于财政支出加量一般会减少3-4千亿；4月和5月因企业上缴所得税，财政存款增幅较大，平均分别在4000亿和2000亿左右；6月份财政支出增多，财政存款下滑，降幅平均在1-2千亿；7月份财政存款增幅也会较大，平均在4000亿元左右；8、9月份财政支出扩大，财政存款一般会出现下降，8月降幅较小，9月降幅较大，平均释放货币在3-4千亿左右；10月份财政存款反弹明显，近几年平均在6-7千亿；11月财政存款陆续释放，12月财政存款开始大量释放，近年来平均都在万亿以上。
近两年来，尤其是今年以来，政府存款的变动与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逐渐显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也不难理解，由于央行目前保持的是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取向，因此央行会着力保持流动性处于紧平衡的状态，为金融去杠杆营造一个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这样一来，当政府存款下滑之时，说明财政支出正在发力，会对流动性带来一定程度的补充，那么央行就需要在公开市场有所收紧，避免因财政存款投放导致资金面过于宽松。反之，当政府存款上升之时，表明当月缴税较为集中，对流动性会带来负面影响，央行就会相应增加公开市场资金投放力度，避免资金面过于紧张。
综上所述，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近年来随着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的加剧，外汇占款逐渐由趋势流入转向趋势流出，基础货币的投放模式由过去的外汇占款为主，央行发行央票回笼剩余流动性，向央行货币政策工具投放为主转变，央行的货币政策取向成为了影响流动性的决定性因素。而由于2017年是监管大年，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基调或将延续更长的时间，从而为金融监管营造偏紧的货币环境，倒逼金融机构去杠杆、防风险。在这样的政策基调影响下，流动性或将在更长的时间内维持紧平衡的状态，一季度1.3%的超储率就是央行货币政策基调的明确体现。在总量流动性偏紧的背景下，流动性的周期性紧张必将加剧，月末、季末时点的资金面压力或将进一步加大，对于流动性风险仍需保持充分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