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一级研究员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展品——神人头像。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诗秋 摄）

王巍：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石家河不仅有超大规模的都城城址、明确的功能分区、水利利用和水患防御的整体设计，还有反映独特信仰体系的遗迹和遗物，还有肖家屋脊文化中那些工艺精湛、思想内涵丰富的玉器。这些都是它的特点。

但作为一个都邑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们对这座城的内部布局还不清楚。虽然现在掌握了几处点位，比如三房湾遗址、印信台、邓家湾等，但整体上还有两个关键欠缺：一是最高等级的超大规模建筑遗迹（宫殿），二是最高等级（人物）的墓葬。按道理，这么大的城应该有王——王住在哪？他的墓埋在哪儿？这是了解一个都城最关键的两点。

比如，良渚遗址就发现了30万平方米的高等级高台建筑和陪葬品极其丰富的大型墓葬。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作还需要持续推进，把这些薄弱环节补齐，才能全面评价它的文明程度。

王巍：根据中国考古发现的实际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我们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简单来说包括三方面：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三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在这个文明标准中，贫富分化是一个重要方面。目前，我们在石家河还没有发现明显的贫富分化，这会不会恰恰是它的特点？在这里也发现一些墓葬，但保存得并不好，也不是最高等级的墓葬。最高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是最能反映贫富分化的资料，现在没发现不等于一定不存在。到底有没有？这些都是“悬疑”。

在考古研究中，我们很关心权力产生的途径。一是军事指挥权，它通常会发展为王权；二是祭神权，垄断与神沟通的权力、代表神发布意志，同样也是王权产生的重要途径。

在这一点上，各地情况不同。比如中原地区偏世俗，主要是军事指挥权，表现为联盟的盟主。再看良渚文化，玉琮代表祭神权，玉钺代表军权。那江汉平原的权力形成途径是什么？石家河遗址是我们回答这一问题的核心材料。这不仅是石家河遗址本身的问题，还将直接决定江汉平原以石家河为中心的区域性文明的特质，更是理解各区域文明进程、发展路径与特色的关键。

王巍：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30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城址，这一点是明确的。

其次，社会分工与分化形成阶级：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走向专业化，比如精美的玉器，以及与信仰相关的遗迹和祭祀活动，肯定有专人负责，分工是存在的。分化方面，已经发现上百平方米的建筑遗迹，与普通民众的小房子明显不同，说明也有分化的迹象。但目前欠缺的是最高等级人物的居所和墓葬。根据目前的这些发现，可以初步认定石家河文化进入早期文明的阶段了，但还有一些关键的要素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寻找。

考古其实就是一个“有待发现”的过程。比如，被公认是夏王朝后期都城的二里头，虽然有一系列重要发现，但至今仍未发现最高等级的墓葬。

目前可以意识到的是，在夏王朝之前，各区域的文明都各具特色。江汉平原应该说是特色非常鲜明的，尤其是它的一系列跟信仰相关的遗迹遗物的发现，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整体的社会状况是什么样、阶级分化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寻找，也是下一步考古工作的重点。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展品——双鹰神面玉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诗秋 摄）

王巍：石家河遗址是研究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遗址。

尤其是对于研究长江流域的文明，过去大家更多关注下游的良渚、上游的三星堆。但实际上，长江中游也是一个重要的文明区域。这里有五千多年前的屈家岭文化，但在屈家岭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石家河文化应该是江汉平原史前文明的高峰。

在夏王朝之前的古国时代，石家河是江汉平原都城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方面的表现都最为充分。要追溯长江中游早期文明，石家河文化是不二之选。

因此，对它的研究，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我们对这一区域文明化进程的整体认识，比如权力形成的途径、区域文明的特质等。

江汉平原是长江中游文明的发源地。在稻作农业发达的基础上，这里形成了初期的文明，其中的很多因素被后来的江汉平原文化所吸收，也有一些传播到了其他区域。楚文化，是夏商周时期江汉平原的又一个高峰。当时外地人常说“楚人好鬼”，其实正说明楚地的信仰世界非常丰富。从屈原的《天问》《离骚》中也能看出端倪。可以说，丰富的思想信仰在石家河时期就已初显特征，这一点与其他地区很不一样。

那么，这些信仰究竟是什么？怎么解读和阐释？包括关于石家河的研究，比如高等级的建筑和大墓是否存在过？与信仰相关的遗存究竟是做什么用的？是祭天、祭祖先还是其他？——这些确实是之前没有见过且独一无二的，目前难以断定，可能有好几种解释，深入探究很有必要，因为它们很可能影响了后来的楚文化以及江汉平原的后续文化。

王巍：我们对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已经发现和研究了一百多年，脉络和进程都比较清晰。比如，仰韶文化从距今约七千年到五千年，发展脉络相当清楚，还有古史传说可以作为辅证对照。

相比之下，长江流域的研究时间还比较短。虽然上中下游的考古学文化系列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研究的积淀远不如黄河流域深厚。

所谓溯源，就是进一步明晰这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比如，长江中游与湖南地区的关系，在最初的八九千年前，是中心在湖南，后来转移到湖北，还是两个区域曾经并行发展、后来持续演变？这些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研究长江中游的文明化进程，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两个阶段非常重要。再往前是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大致涵盖距今约六千年到四千年前的这段历史。这些都有待深入研究。

石家河遗址出土连体双人头像玉玦。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 摄）

王巍：最好不要这样横向比。它们各有各的特点，在各自的区域都是独一无二的重要存在。非要比较就像“关公战秦琼”，都是各自时代、各自区域的英雄，不具备可比性。石家河作为长江中游区域性的史前文明高峰，三星堆比它晚一千年；良渚和石家河基本同时期，但具备“全要素”，包括都城、宫殿、大墓、礼制、战争暴力等方面。

更重要的是讲清楚石家河的内涵、它在江汉平原的地位，以及它与周边区域的联系。当然，“长江下游有良渚、中游有石家河、上游有三星堆”，一般可以这么说，但它们既不是同一时代，内涵也不相同，不能简单类比，实事求是就好。

王巍：长江流域的文明并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整体。黄河流域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初期文明差别也很大。我个人并不认为可以把“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分别看作两个单一的文明实体。

举个例子，江汉平原与黄河中游的联系，其实非常密切，甚至超过江汉平原与长江上下游之间的联系。比如，正是因为离中原很近，石家河文化后来最早转型到以中原为引领的一体化格局中。

所以，不能简单地将“长江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与“黄河文明”对应。事实上，长江的上游、中游、下游的文明化进程也完全不同，各有各自的起源，各有各自的精彩，差异非常大。

如果要概括共性，它们确实都经历了以稻作农业为基础，推动生产发展、社会分化，并逐步形成城市的过程。正是因为区域之间持续联系、交流融合，才共同构建了多元一体的格局。

龙的信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距今六千多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就出现了蚌壳摆塑的龙；差不多同时期，湖北黄梅焦墩遗址也发现了用卵石摆塑的巨龙，被誉为“长江流域第一龙”；距今约五千五百年前，安徽凌家滩遗址和辽宁喀左牛河梁的贵族墓葬都随葬了中国最早的玉龙。

从史前到夏商周，南北交流其实是一条重要脉络。南北各地在漫长历史中频繁互动、深度交流，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不断走向一体的真实写照。

王巍：长江文明的溯源研究，并不是笼统地做整个长江流域的文明溯源，而是各个区域分别探寻自己的文明进程，这样才能看得更清楚。

现在，很多地区都逐渐意识到，从生产发展、社会分化到向文明社会迈进，都有各自的文明化进程，所以都在做自己的文明溯源。比如，苏州、南京、宁波等城市都较早启动了“地域文明探源工程”。

当然，各区域在做好本区域的文明溯源工作时，也要兼顾东西南北之间的相互联系。因为“满天星斗”的时代，并不是彼此隔绝的，比如龙的信仰、以玉为贵的理念，很多方面都是相互关联的。

以江汉平原为例，在做好本区域的文明溯源工作时，也要兼顾与湖南和其他区域的联系。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文明溯源，而不是笼而统之地一概而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常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