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做晕了继续做H”看当代职场人的生存困境
“做晕了继续做H”这个看似戏谑的网络流行语，实则折射出当代职场人面临的深层困境。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这种近乎自虐的工作状态已成为许多人的日常写照。当我们深入剖析这一现象，会发现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心理机制和结构性矛盾。
异化劳动：当工作失去意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劳动异化”理论，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解释力。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关系中，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人的类本质以及他人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异化。“做晕了继续做H”正是这种异化的极端表现——工作不再是创造性的活动，而变成了机械的重复；劳动者不再是工作的主人，反而被工作所奴役。
这种异化在知识经济时代呈现出新的特征。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工作的时空边界日益模糊，“永远在线”成为许多职场人的常态。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移动设备使得工作可以随时随地侵入生活，导致工作与休息的界限彻底瓦解。当加班文化被美化为“奋斗精神”，当过度劳累被包装成“自我实现”，“做晕了继续做H”便从个体的无奈选择演变为集体的生存策略。
绩效社会的自我剥削
韩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指出，当代社会已从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转变为“绩效社会”。在规训社会中，权力通过禁令和限制发挥作用，说着“不允许”的否定性命令；而在绩效社会中，权力则通过“能够”的肯定性命令发挥作用，鼓励人们不断追求更高效率、更多产出。
这种转变使得剥削不再主要来自外部，而是转化为自我剥削。绩效主体自愿地、甚至狂热地投入工作，将外部要求内化为自我期许。“做晕了继续做H”正是这种自我剥削的生动写照——不是别人强迫我们工作到晕厥，而是我们自己停不下来。我们陷入了一种悖论：越是自由，越是受困；越是能够，越是无力。
数字泰勒制与时间焦虑
在数字时代，泰勒制的科学管理原则以更精致、更隐蔽的方式渗透到各行各业。通过关键绩效指标、OKR、项目管理软件等工具，工作被分解为可量化、可监控的微小单元，劳动者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分钟都被纳入效率计算的范畴。
这种“数字泰勒制”制造了普遍的时间焦虑。我们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总是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任务。“多任务处理”成为必备技能，深度工作却变得遥不可及。在这种状态下，“做晕了继续做H”不仅是一种工作状态，更是一种时间体验——我们失去了对时间的掌控感，被任务 deadlines 驱赶着疲于奔命。
承认的渴望与价值危机
为什么明知“做晕了”还要“继续做H”？除了经济压力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们对承认的渴望。在现代社会中，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身份认同和自尊的重要来源。通过工作表现获得他人认可，成为确证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
然而，这种价值确证机制存在根本缺陷。当工作表现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或主要标准时，我们就陷入了黑格尔所说的“为承认而斗争”的困境。我们不断追求更高的绩效、更多的成就，却永远无法获得稳定的自我价值感。“做晕了继续做H”于是成为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我们在奔跑中逐渐迷失了自己。
解困之道：重建工作的意义
要打破“做晕了继续做H”的恶性循环，需要从个体和社会多个层面寻求突破。在个体层面，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建立工作与生活的健康边界，培养“什么都不做”的能力。正如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所言：“自由时间并非工作的补充，而是工作的对立面，是真正的人性得以展开的领域。”
在社会层面，则需要推动劳动法规的完善，抵制过度加班文化，建立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同时，我们需要发展多元的价值评价体系，让个人的价值不再仅仅通过工作表现来定义。社区参与、志愿服务、艺术创作、家庭生活等都应当成为个人价值实现的重要领域。
结语：在倦怠社会中寻找出路
“做晕了继续做H”不仅是个体的选择，更是时代的症候。它反映了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人类面临的深刻困境：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条件和科技手段，却失去了对生活节奏的掌控；我们追求效率和产出，却牺牲了沉思和闲暇；我们渴望通过工作确证自我价值，却在这个过程中迷失了自我。
要走出这一困境，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发展的目的和生活的意义。或许，真正的进步不在于做得更多、更快，而在于做得更有意义、更符合人的本质需求。当我们能够坦然地说出“我累了，需要休息”，而不是“做晕了继续做H”时，我们才真正找回了作为人的主体性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