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从符号学视角解析社会标记的传播机制

发布时间:2026-01-29T09:56:51+00:00 | 更新时间:2026-01-29T09:56:51+00:00

SM:从符号学视角解析社会标记的传播机制

在当代信息社会,符号的生产、流通与解读构成了社会互动与意义建构的核心。当我们探讨“SM”这一缩写时,其能指(Signifier)的简洁性与所指(Signified)的复杂性、多义性形成了鲜明张力。它既可指向“社会标记”(Social Marking)这一宏观的传播学与符号学概念,亦关联着“施虐与受虐”(Sadomasochism)这一特定的亚文化实践。本文旨在剥离后者具体的文化语境,聚焦于前者,即从符号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将“社会标记”(SM)解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符号化实践,并深入探讨其作为意义编码与权力运作机制的传播逻辑。

一、 社会标记(SM)的符号学本质:从差异到意义

社会标记,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通过符号的差异化运作来生产社会意义的实践。它源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符号学的基本论断:符号的意义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它与其他符号的差异。社会标记正是将这一原理应用于社会领域,通过赋予个体或群体特定的、可被感知的符号特征(如称谓、服饰、行为模式、空间区隔、数字标签等),将其从“未标记”的普遍背景中区分出来,从而建构其社会身份与相对位置。

1.1 作为能指集合的标记符

任何社会标记都首先表现为一个能指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是视觉的(如制服、纹身、特定风格的着装)、语言的(如绰号、专业术语、口音)、行为的(如礼仪、禁忌、特定仪式),甚至是空间与时间的(如专属区域、特定时段的活动)。例如,职场中的职级标识(胸牌、办公室大小)、学术圈内的头衔与发表记录、社交媒体上的认证标签与粉丝数量,都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能指链。这些能指并非自然存在,而是被社会制度、文化惯例或权力关系所规定和赋予,其核心功能是制造“可见的差异”。

1.2 所指的层级化与意识形态性

社会标记的所指并非单一、固定的品质,而是一个多层次的意指(Signification)过程。第一层是直接意指,即标记所直接指向的范畴分类,如“员工”、“专家”、“粉丝”、“VIP”。更关键的是第二层的神话(Myth)或含蓄意指,即附着在这些分类之上的价值判断、情感色彩与社会期待,如“权威”、“可信”、“狂热”、“尊贵”。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指出,这一层次的操作往往将历史的、文化的建构自然化,使其显得天经地义。社会标记的传播机制,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含蓄意指——即意识形态内容——的再生产与强化过程。标记“精英”不仅意味着分类,更暗中传递了“优秀应被识别与推崇”的价值逻辑。

二、 社会标记的传播机制:编码、流通与解码

社会标记的动态实现,依赖于一个完整的传播循环。借鉴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编码/解码理论,我们可以清晰地剖析其机制。

2.1 编码:权力与规则的符号化植入

编码是社会标记生产的起点,通常由拥有符号权力的机构或个人主导。国家、组织、媒体、商业资本、社群领袖等作为“编码者”,依据其利益、规范和知识体系,制定标记的规则与符号资源。例如,教育系统通过学位证书(一种制度化的标记)对知识水平进行编码;时尚产业通过品牌与款式对阶层与品味进行编码。编码过程本质上是将社会权力关系转化为看似中立的符号差异,是一个意义“框架”的建立过程。此时,标记的能指与所指之间被建立起一种主导性的关联(如“博士学位”关联“高深学识”)。

2.2 流通:在媒介网络中强化与竞争

编码后的社会标记进入流通领域,在现代社会,这主要依赖于复杂的媒介网络。从传统的人际传播、组织公文,到大众媒体,再到今天的数字社交平台,媒介不仅是标记符号的传输渠道,更是其意义放大、修正和争夺的场域。算法推荐、热搜榜单、影响力排行榜等,都是自动化、规模化的社会标记生成与流通装置。流通过程中,某些标记被反复呈现和强化,成为“霸权式”的符号(如“成功人士”的特定形象);同时,反标记、戏仿标记(如“佛系”、“躺平”对传统奋斗标记的解构)也在流通中产生,形成符号意义的竞争。

2.3 解码:认同、协商与抵抗

接收者对标记的解码并非被动接受。霍尔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码立场:主导-霸权式解码,即完全认同编码者的意图,接受标记所赋予的意义与位置(如认同职业等级并追求晋升);协商式解码,即大体接受标记系统的总体规则,但在具体情境中加以灵活变通或质疑(如接受“专家”身份,但反对其滥用权威);对抗式解码,即完全颠覆编码者的意图,从相反方向解读标记(如将“奢侈品标记”解读为“虚荣与浪费”)。解码的多样性使得社会标记的最终意义始终处于未完全定型的动态博弈之中。个体通过解码实践,或内化标记以寻求认同,或与之协商以调整自我呈现,或直接抵抗以挑战既定的符号秩序。

三、 数字时代社会标记的嬗变与新特征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深刻重塑了社会标记的生成与传播逻辑,使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度、速度和复杂性。

3.1 微粒化与数据化标记

传统的社会标记往往是范畴式的、相对稳定的(如阶级、职业)。数字时代,标记趋于“微粒化”。用户的每一次点击、点赞、停留、购买、地理位置都成为可被记录和分析的数据点,进而聚合为精细的“用户画像”——这是一种高度个性化、动态的数据化标记。平台算法依据这些标记进行内容分发与社会匹配,形成了“算法标记”。个体被无数细微的数据标记所定义和区隔,生活在“过滤泡”之中。

3.2 可见性劳动与自我标记

社交媒体鼓励并依赖用户的“可见性劳动”。个体主动进行自我标记(Self-Marking),通过精心策划的图文、视频、标签(Hashtag)、简介,将自身编码为特定的符号商品,以获取关注、认同与社会资本。这导致社会标记从一种主要由外部施加的机制,转变为一种积极的自我建构策略。“人设”便是这种自我标记的集中体现,它是为了在符号流通中占据有利位置而进行的持续性表演。

3.3 社群化与圈层壁垒

数字社群(如粉丝群、游戏公会、知识社群、亚文化圈)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符号体系与标记规则。掌握特定的“黑话”(圈内术语)、表情包、行为规范成为进入社群的“通行证”。这些内部标记强化了社群认同与凝聚力,但同时也构筑了坚固的符号壁垒,加剧了社会理解的区隔。跨圈层的交流可能因解码失败而产生冲突。

四、 反思:社会标记的双重性与伦理边界

社会标记作为传播机制,具有无可否认的社会功能,如简化认知、规范秩序、促进群体整合。然而,其权力本质也带来深刻的伦理挑战。

首先,标记的固化可能导致符号暴力歧视。当某些负面标记(与种族、性别、地域等关联)被本质化、污名化,并在传播中不断强化时,会对被标记群体造成实质性伤害。其次,自我标记的异化使人陷入永恒的符号焦虑与表演疲劳,真实自我与符号自我可能产生割裂。最后,算法标记的操纵使商业与政治权力能够以极其隐蔽和精准的方式影响人的选择、观点乃至身份认同,引发关于自主性与操纵的深切忧虑。

因此,对社会标记传播机制的解析,最终应导向一种批判性的符号自觉:意识到我们身处一个被标记和正在标记的世界,反思标记背后的权力关系,捍卫解码的多样性与创造性,并在必要的时刻,勇于打破那些僵化、不公的符号枷锁,参与建构更开放、平等的意义体系。这或许是符号学视角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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