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老年生活报》2013年12月16日第6版，作者：杜强，原题为：《高官如何接受司法审判》

从1978年至2012年，中共接受司法审判的政治人物中，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的只有6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希同、陈良宇。由于政治影响巨大，6人受审的细节历来是法制观察者瞩目的焦点。

“四人帮”特殊法庭受审

1980年9月，“四人帮”被粉碎近4年后，最高检检察长黄火青建议组成最高检特别监察厅和最高法特别法庭，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获得通过。两个月后，在北京市正义路1号特别法庭公审“四人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任特别法庭庭长。

那样一个年代，“四人帮”案经过多次预审，在正式开庭前做过彩排，证人经过培训。在开庭审理期间，全国6万多名代表旁听，他们也都发表了各自的量刑意见，更多的人直接投书法庭、审判长、审判员。

“四人帮”案审结之后，高官受审的特殊性随着法制逐步健全有所下降。陈良宇案由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早于其的陈希同案，选择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既非异地审判，也非在中院，原因至今没有确凿的说法。媒体曾经盘点“大官要案”审理法院的地点，发现距离北京最近的河北衡水、沧州、廊坊，以及天津市等地的中级法院常常得到指定的机会。

在审理的公开程度上，陈希同案因涉及个人隐私未公开审理。陈良宇案虽然名义上是公开审理，但旁听席限制为30个，旁听人员主要来自中纪委、最高检和最高法，及最初负责侦办的吉林检察官。陈良宇的妻子黄毅玲尽管到了法院，但因为自身同案情有关联，未能进入法庭。

从被免职到提起公诉，陈良宇等待了1年零4个月，陈希同经过了漫长的3年零两个月。“四人帮”案的准备时间超过了4年，除了案件本身的特殊性之外，改革开放初的法制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 1979年7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为审理相关案提供了法律依据。

江青曾罢免律师

在“四人帮”受审时，律师的角色颇显尴尬。当时被安排给江青当律师的朱华荣曾经回忆，给被定性为罪大恶极的“四人帮”辩护，很多律师“不愿意干”，甚至在一些律师的家庭中还有“你去当律师我就跟你离婚”的说法。

而在“四人帮”内部，对律师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张春桥不相信律师怕被陷害，王洪文争取宽大处理主动要求不进行辩护，姚文元则抱着“法庭给我我就要”的心理。江青是四人中积极主动寻求律师的一个，当时张思之和朱华荣被安排给她做辩护律师，但在第一次见面后，张思之因为不讨江青喜欢被罢免。此后，又安排了别的律师给江青，但始终无法让其满意，最终付之阙如。

陈希同的律师王耀庭和陈良宇的律师高子程，都由家属自行委托。 2007年7月陈良宇被移送司法机关。两个月后，律师高子程接到陈良宇夫人黄毅玲的电话时，还以为是朋友之间的玩笑。陈妻坦言，上海方面推荐过很多律师，也有人毛遂自荐，但她更看重律师的低调、对隐私的保护以及业务水平。

高子程接手陈良宇案，自始至终检察院、法院以及司法局都没有过“特别交代”，他猜测，“可能因为是政治局委员的案件，司法程序各方面都比其他高官案件做得更好，干干净净，顺顺当当。 ”

陈良宇平静对待判决

与高子程会见时，陈良宇的心态是，“组织都说我有问题，处理肯定是有的，只是轻和重的问题。 ”2008年3月从秦城监狱押往天津的路上，陈良宇让押送他的人员转告高子程，他会争取好态度，也希望高子程积极辩护。

检察院和法院为陈良宇的案子演练了半年之久，“从2008年3月25日当天开庭时的衔接和流程上来看，庭前预演一定很严密，整个流程都衔接得很完美，据说连什么时间让陈休息或去洗手间都有严格的预案。 ”

对于审判结果，陈良宇表现得很淡然。在法庭辩论阶段，律师提出陈良宇不该为其弟倒卖土地承担刑责，控辩双方为此激烈辩论，陈良宇突然对高子程说，“你别争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责任的。 ”

2008年4月，天津二中院一审判决陈良宇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8年。令外界意外的是，一审判决拿掉了玩忽职守罪，三宗罪最终认定了两宗。高子程与家属都认为18年量刑过重，陈良宇考虑之后还是放弃了，“他觉得上诉也就这样了，他的底线是只要不是无期就可以了。 ”

陈良宇在审判的最后陈述中平静地说，“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上海人民，对不起我的家人。”陈希同则高喊“我有话要说”，尔后又提出上诉。而“四人帮”由于是特别法庭审理，其判决已是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