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听风人胡正先传奇故事之五 民心所载重托在肩上
2019-07-09 23:13:23 来源:汉网

汉网消息(长江日报记者 汤华明)又到了七七中国人民不能忘、不敢忘记的日子。百岁红军、红色听风人胡正先的系列传奇故事,今天的展开不按时间顺序,专门挑选他的抗战经历,以示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

崇敬打鬼子的英雄,我辈当踮起脚尖儿仰起头。

1、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是抗战的中坚

与胡正先谈起抗战的话题,作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他有很多话要告诉我。神情凝重的他说,眼下总有一些人在背地里说,红军当年的战略转移不是为了抗战,甚至还有人说,抗战期间的八路军、新四军的重心不在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主力,是正面战场的国民革命军。听到这样的话我都十分生气。往小里说,说这种话的人没有良心,没有起码的阶级感情,往大里说,这种人不懂历史、缺乏教养。我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这个老兵。

关于红军的转移是不是为了抗日?我先说说长征出发前的历史,1934年7月初,寻淮州、刘畴西和粟裕等率领的红七军团,从赣南苏区出发时,就是高举抗日的大旗组成的抗日先遣队,同年11月,又有红25军为了抗战而转移出鄂豫皖,他们的旗帜也是北上抗日,红25军长征的沿途,处处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1935年8月1日,我党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935年12月的底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讲话。我红军中唯一的一支妇女独立团,在征战河西走廊的时候,她们的番号就叫“妇女抗日先锋团”。1936年12月1日,红军长征刚刚胜利之时,毛泽东就给蒋介石发表公开信:“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抗日英雄。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1937年夏秋时节,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发布了《抗战救国事十大纲领》,随后,全体红军摘下红五星、红领章,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对日作战。这些存入中国档案的历史,足以证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随后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中国坚定的抗日武装。

八一奖章、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抗战胜利奖章、长征胜利奖章挂满胸前。这就是英雄胡正先。

2、 民心所载重托在肩上  从新疆奔赴延安参加抗战

在新疆“新兵营”训练了几个月后,我这个从川陕苏区起就开始学习电台业务的老兵终于学成,凡是电台业务的发报、抄报、译电、破译和电台抗干扰,我的考试全是合格。取得这样的成绩,我的教官刘寅说,这样的成绩来自经历过长征和西路军征战残酷环境后,激发出来的动力。我当时也这么认为,我是在四川通江县红四方面总部参加的电台报务员集训的,那个时候我的文化底子太浅,认识的几百个字还是在行军路上学到的。年龄又小、文化不高,学习收发报的电台技术,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学了几个月后一经考试,成绩不及格。所以,我在长征路上和征战河西的路上,虽然编在总部电台序列中,却总是背背电池、搬搬物资,跟着队伍行军,与收发报和译电业务几乎没有关系。从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一直走到长征胜利,又经历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从祁连山走到新疆的刘寅教官,不止一次地讲起电台工作,在部队的行军、打仗中的重要作用,我红军是从缴获敌人的半补电台起家的,那是在中央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的时候,很多红军战士没有见到过电台,更不懂得电台有什么用处,甚至将缴获的电台连同附件乱砸一气,好在没有砸烂电台的主机,这就是半部电台。后来红军在兴国县的作战中红军又得到一部电台,从此中央红军有了空中联络的工具。一个优秀的电台工作人员,有时能抵得上一支师、团部队的战斗力。因为关键、因为重要,所以,业务不好的人是绝不可以操作电台的。刘寅教官是个电台操作和教学的高手,有了他的帮助,我离开新疆奔赴延安时,已经可以独当一面的电台技术人员了。

1938年春天,天山脚下的天气还很冷,我们接到党中央的命令,电台训练班的人员全部去延安参加抗战。就要回延安了,就要回到党中央的住地,回到一起长征的战友们中去,那天晚上,电台台长、报务主任反复强调,从新疆到陕北,要坐车很多天,大家必须好好休息,养足精神准备长途跋涉。可是那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离开川陕苏区的嘉陵江边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三年时间,部队经历了长征、经历了征战河西,提前到达陕北的部队还经历了东征、山城堡战役和西征,部队的牺牲很大,几年没有联系了,一同从鄂豫皖、川陕苏区走出的那些战友是不是都活着?如今部队都开始开赴抗日的前线,我回到延安能不能见到战友们?多么想念那些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战友们哇。

几乎是一夜无眠,听到外面吹起了集合的哨声,我才知道要出发了,这时想睡觉已经来不及了,反正是坐车行军,就在车上补觉吧。晨旭中,我们身着苏军军服,排列成整齐的队伍,站在停靠在操场上的苏联汽车前等待上车,几十辆汽车中,有2辆车属于我们电台人员乘坐的。教官刘寅对大家说,回延安的路上吃住行都有安排,行动是秘密的,路上不能停留,不能上街,大家身上不要带很多钱,都把钱交上来统一管理。

上了车后,我和徐明德(河南新县人)、王医生坐在一起,带篷布的卡车上没有座椅,我们坐的全是自己的背包。头一天整夜没有睡觉,刚上车我就困得不行,即使是“老毛子”司机的车子开得飞快,尘土飞扬中,汽车颠簸的十分厉害,我也能东倒西歪地睡觉。从乌鲁木齐到哈密的几天,我几乎没有往外面看一眼,实实在在地把觉补回来了。到了哈密,全体人员换成便服,清一色的上衣中山装、下面着马裤。为什么这样做,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打听才知道,穿中式便服到沿途的兵站,免得一身苏式军装引起误会。开始的几天乘车行军,除了上厕所和晚上到兵站睡觉,乘员是不允许下车的,吃饭全在车上进行,总是压缩饼干加凉水,其实就是麦麸做的粗粮饼子,偶尔有几块干鱼片,只有到兵站的晚餐,才有西餐吃,吃西餐虽然文明,价格也不便宜,可是怎么能抵得上煎炒炸的中餐美味,这一路吃下来,让以后很长日子见到西餐就有吐的感觉。

过了星星峡往东,我再也不可能睡觉了,这一路上的红柳园子、安西城、白墩子、石包城……这些一年多前西路军与敌人激烈拼杀的地方,牵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西路军左支队冲出祁连山后,哪一仗都是异常的惨烈,硝烟未散部队撤出战斗时,牺牲战友的遗体都来不及掩埋。汽车路过一片盐碱地,我们真的看到当时牺牲的267、268团的战友还在原地,因为那里气候寒冷、碱气有很很重,人体不容易腐烂。大家坚决要求下车去,将这些战友的遗体掩埋,我数了数,倒在这里的战友一共有40多人。

从安西县往东、经高台县、临泽县一直到张掖,这一路都是西路军血战的地方,我的心一直是揪着的,牺牲的战友一路都是,假如没有他们的牺牲,假如没有他们的英勇抵抗,我们这些人也许就活不到今天。想着他们,车上的人全都痛哭流泪了。刘寅教官说,同志们不要太难过、不要太伤心了,我们这不是去延安参加抗战吗,你们攒足了劲头,到抗战前线多杀日本鬼子,早一点将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就是对牺牲的战友最好的报答。

苏联卡车组成的车队走走停停,经过近半个多月的跋涉,我们终于在杏子泛黄的日子来到延安,见到了延河水、见到了宝塔山。

随西路军左支队走出祁连山,又从新疆回到延安,胡正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

3、日机飞机轰炸延安 二局电台移到安塞

在延安迎接我们的是军委二局负责人王诤,他是红军电台的创始人,解放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过国家邮电部长。跟随在他的身后,从延安的东门往西走,一路上我不断看着延安街头的建筑、民房和中央各个机关的牌子。延安的一切都令我很好奇,房子不多,沿山而劈的窑洞倒是不少,这跟我的故乡、川陕苏区不一样,跟新疆的房子也不一样。到达距离杨家岭很近的一个地方,我们53分队的人留下,其他人被编成51、52分队,就与我们分手了。当我走进窑洞安顿住下的时候,我的一个战友突然告诉我,记住,今天是我们到达延安的日子,这个日子值得纪念。是啊,确实值得纪念,因为,这一天,正是我满20岁的生日。

延安的街头,每天都有各地前来参加抗战的男女大学生。他们的穿戴各种各样,他们说话的声音也南腔北调。刚到的前几天,我们只是学习文化课,还有没有正是开展工作。没有上岗的时候,还有很多时间到城外的黄土高坡上去转一转。周末的日子,我和战友小刘来到枣园的后山上,见到山坡上成片的杏子黄灿灿的,我们问过往的的陕北老乡,这些杏子可以摘着吃吗?几个老乡说,想吃就自己摘,在陕北啊,别的东西不多,夏天的黄杏、冬天的狗头枣不少,谁想吃都管饱。走进杏树林,我们又是吃又是摘,一会工夫就摘了几十斤杏子,没有袋子装,就把长裤脱下来,装了满满的两裤腿,带回住地让所有战友吃了个够,陕北的黄杏、酸中带甜,说不上好吃,也不难吃。

大概过了半个月,上级来人给我们作动员后,征求我们的意见,希望到什么地方去工作。轮到我发言时,我说,在新疆就知道我们到延安是为了参加抗战,来到延安这么久了,怎么还不让我们去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我希望到江南的新四军去,到抗战的前线去。给我们作动员的首长叫邱均品,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老红军。它很严肃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毛铁”,这是我在川陕苏区取的名字,毛铁,就是四川人说的斧头。邱均品说,你以为非得去前线与日本鬼子拼杀才叫抗战吗,你学的是电台报务技术,在延安也同样是抗战。听到他的这番话我就明白,这是要住在延安不走了,这句话,让我在延安战斗了七年多时间。

电台的工作是紧张、枯燥的,一旦上机,人与人交流的机会完全没有了。我们的电台全是大功率的,侦听的距离能达到1000公里外,只收报、抄报、不发报,也不需要破译。主要负责东南方向国军顾祝同、李品仙等部队的动向。抗战军兴,中共和国民党虽然建立了统一战线,明里国共合作抗日,可是,从国共合作的那一天起,双方的摩擦明里暗里总是不断,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国共两军,实际上并没有心合在一起。要不然,怎么会有皖南事变?怎么会有国民党军队中出现的朱怀冰、鹿钟灵、石友三等几个“摩擦专家”的登场?

夏季的延安,天气跟南方一样,时常狂风暴雨,遇到雷电交加时,天空中一秒钟就能发生多次闪电,这种天象是很影响大功率电台的正常工作,室外必须架设更高的天线,室内必须加装高放设备,才能保障电台信号正常,才能能捕捉到千余里外的信号。这项工作完成后,在延安城很远的地方都能发现架在山顶的天线,这是我们军委二局的所在地。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延安工作了不到半年就迁到了延安西部的安塞。1938年11月20,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延安,一连两天,日机出动飞机14架次,投下了110多枚航空炸弹,延安城内很多房屋被炸成一片瓦砾,炸死扎伤军民150多人,11月21日那天,我正在延安城办事,警报响起,街头的人四处躲避飞机丢下的炸弹,从天而降的爆炸,倒下的人成片的,有的是被炸受伤,也确实有些人并没有被炸伤,而是被炸弹吓得倒在地上。

到了当年12月,日军已经三次轰炸延安了,我们架设在山顶天线的安全受到很大威胁。上级决定,让我们立即迅速转移到安塞县的延河边,选择隐蔽的山沟继续我们的侦听工作。

胡正先、何真。陕北安塞的大山、延安延河的水,见证了这对革命伴侣的美好爱情。

4、山沟里“卡耐基”式的恋爱方法

我们离开延安后,在安塞县延河边的云盘山附近一处很隐秘的山沟安了家,这个家既是我们的工作地,又是我们住宿的地方。1939年底,我被任命为组长,负责四部电台和十多个报务人员的事务。尽管这个小组远离机关,但是管理一点都不能松懈,我们肩负的连接着党中央和前方的新四军部队的重任。每天接触的是“滴滴答答”蜂鸣声,是闪烁不停的指示灯,收报、抄报、送报,几乎没有娱乐、没有业余时间。到安塞6年多时间,我只去过延安两次,一次是奉命到延安看苏联电影《带枪的人》,还有一次去开会汇报工作。桌子上的电台没有停止工作,每个人与机器一样也在不停地工作。累不累,肯定是累的,但是比起抗日前线那些与日军面对面拼杀的战士,我们多了一份人身安全,没有牺牲性命的危险。

1940年初的时候,军委二局的电台扩充编制、增加人员,上级安排我到军委三局开班训练班,培训从全国各地来延安的男女学生,充实到电台队伍中。培训工作完成后,我的小组分到了15个男女学员。这15个人中,就有一个后来成为我妻子的何真。

在延安工作的人,跟前线作战的部队管理上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前线部队的人谈对象、结婚成家,在年龄、职务等方面要求都很严格,我们的电台里没有这样的规定,大学生分来不久,我的小组里就有男女自由恋爱的事,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男女,相亲相爱是很正常的事,反倒我这个当组长的人赶不上趟,22岁多了,还没有尝试过恋爱的滋味。不是没有人看上我,也不是我不懂得罗曼蒂克,我在川陕苏区时认识的一个姓李的女战友,等回到延安重逢后,就对我很好,她还托人带话,愿意做我的恋爱对象,还有一个叫刘凤菊的姑娘,当面表示过喜欢我的意思。其实,我当时也有自己的想法,第一、自己所做的贡献太小,找对象就不要太早;第二、我个子本来不高,找对象一定不能个子太小,不然将来的孩子也免不了都是小个子;第三,我是电台小组的负责人,找对象不能太主动,万一不成被对方拒绝不是很没有面子?

很有原则性的胡正先说,这个想法后来我才在书上找到一个理论根据,那叫“卡耐基式的”恋爱方法。我不明白什么是卡耐基方法,他解释说,在美国有个名人叫卡耐基,他小的时候,跟小伙伴们一起到一户人家去玩耍,当主人拿出一大盘糖果时,很多伙伴见了都争先恐后地抢糖吃,唯独卡耐基站在那儿就是不动,有人问卡耐基,为什么不动手去抢糖吃,他回答说,我的手很小,能抢几个糖果呢?我不动手,大人肯定会帮我拿,大人的手大,能抓到比我拿到的更多的糖,这样,我不是比其他的小伙伴拥有更多吗?我点点头,佩服我对面的百岁老人的聪明和睿智。事实证明了他的这个恋爱观和恋爱方式的正确性、科学性,胡正先的个子真的不算高,而他的妻子何真是个高个子,后来他们生育的的三女两男,身高都超过了他很多。

胡正先、何真,两颗年青的心贴在一起时,正是硝烟四起的战争岁月,从陕北转战到东北、入关后参加解放平津、解放中原、解放武汉、解放华南、解放海南岛……他们,抵御外侮的英雄,他们是为人民打下江山的功臣。

5、延河水为我们的爱情作证

胡正先笑了笑,继续讲述他的爱情故事。妻子何真,河南洛阳人偃师县人,那时的何家虽不算什么大户,但是何家父母能让宝贝女儿从洛阳到河南的首府开封,念开封女子中学,除了观念的前卫和新潮,家境也绝不贫穷。抗战全面爆发后,何真的书是念不成了,在学校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下,她成长为进步的爱国青年,辍学的时候,他毅然决定奔赴延安,参加抗战救国。

可是,一个处在读书时期的女子,在父母那里还撒娇的掌上明珠,如果要远离父母去参加抗战,父母绝对不会轻易同意的,抗战是要有牺牲的,一个女孩子,被父母视作心头肉的丫头,他们舍得吗?可是,下定决心要去延安的何真,自有说服父母支持她的办法。她给父亲写了一封要到西安赶考的信,信中还提出让家里多给一些钱,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经踏到了中原的门槛,今后兵荒马乱的不好邮寄钱和信。其实,她的这个理由是为了给一同去延安的同学争取路费。这一招很灵,远在洛阳的父母十分相信自己的女儿,同意她去西安赶考,所需的钱两也如数寄到,其实,他的父母哪里知道,这封信,他们从此很难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抗战、解放,一直到全国解放后,宝贝女儿才回家去看望父母。

老了吗,没老!几十年后,胡正先、何真,这对革命伴侣再回延安、安塞,已是耄耋之时,站在当年的窑洞前,他们感觉到并肩战斗和美好的爱情就发生在昨天。

6、远离故乡远离父母 两只狼为我俩“做媒”

你一定听说过人为媒、花为媒、树为媒、月为媒的故事,但是你绝对没有听说过狼为媒的故事吧?我说,绝对没有。胡正先说,我和妻子何真的恋爱,先是她主动的,她读过很多书,有文化的她思想很进步,性格很开朗。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值班,他不断地打量我好几次,我装作没有看到,到下半夜下班了,我们走出机房,外面一片漆黑,我们的寝室距离机房其实并不远,她说一个人回寝室好害怕,要我送她到门前。我点点头,让他先走,我跟在后面。他问了我的很多情况,问了我的家里还有什么人,问了我参加红军后的经历,还有学文化、学技术、还有理想、信念、追求等等,一段不到500米的路,我们走了很长时间,快要到门口时她才表示愿意与我处朋友。那一夜,实际上是后半夜到天亮,我与她分手后回到寝室,躺在床上根本没有睡着,是激动、是喜悦、是高兴还是什么,我说不出来,砰砰直跳的心,反正感到特别特别的舒畅、很美、很甜。

战争年代,不像现在的青年人恋爱富有浪漫而新潮,革命军人的爱情其实很简单、也很直接、从开始认识到热恋,都是火光四射、激情四射。从那天晚上起,我们俩只要不值班时,就走在一起交谈,谈话的内容有抗战的的主题、有工作的细节,更多的还是相互爱慕的心里话。我俩的这种关系在整个队伍里传开后,战友们都吵着要早点吃我们的喜糖。

秋天的一个傍晚,月光像水洗了一样特别的明朗,我和何真手拉着手沿着蜿蜒的延河走着,此时的延河水量很小,听不到水流的声音。只能听到我们散步的脚步声。静静的延河岸边,天和地、还有当空的月光,仿佛都在偷偷地听我们谈恋爱。

这时,一个小意外不期而遇,河的对岸的山头上不知从哪里窜出两只财狼,从山顶往山下冲,我说,是豺狼。我从小在山里放牛就不止一次见过这畜生,自然是不害怕的,可是何真没有见过呀,女生天生胆小,见到小动物都害怕,何况是豺狼,这俩家伙的出现,竟然让何真惊慌失措,她大叫一声一头钻进了我的怀里。她的这一大叫,没有吓到我,倒是吓走了豺狼。我说,有我在,怕它干啥?何真说,我最怕豺狼了。两只狼早已无影无踪了,何真还依偎在我的怀里不肯松手。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拥抱,幸福、美好、温暖之后,我是不是真的该感谢那两只豺狼呢?并且,何真敷在我耳边表白,要是总有你在我身边就好。这叫什么?这是爱情的表白,这是一个女孩要托付终身的坚定表白。我说,我答应你,永远在你的身边保护你。

7、岳父寄来的七块大洋  补请战友喝上喜酒

何真身为一个女性,说话办事让人感觉有一股男人的干脆和利索。我们商定结婚后,很快向组织上打了报告,人生中的很多事,那是一顺百顺。组织上了解我们两人,一个是小组负责人、一个是技术骨干,组成新的家庭后更加有利于工作的展开和部队的管理。这样,我们的结婚报告很快就批准了。那个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地瘠民贫的陕北更是物资匮乏,而且,处在抗战艰难的岁月,延安还遭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吃粮要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就连食盐也很难满足部队所需。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也只能是简单又简单。其实,艰苦的岁月简单并没有什么不好,在延安,革命化的婚礼也不是个别现象。我们结婚没有隆重的婚礼,只有战友们热烈祝福,这就是喜庆,这,就算结婚了。

闺女出门嫁人这样大的事,当然不能不让生她养她的父母知道,我们成家后,何真写信向远在洛阳的双亲报告,对于何真的选择,我的岳父岳母是完全赞成和大力支持的,大约三个月后,7块大洋连同一封回信,从河南寄到了我们的手中。这封信,算是岳父岳母对我这个从未谋面姑爷的承认,算是对我们婚姻的认可。而那7块大洋,算作父母给予女儿的陪嫁。用这7块大洋,我们才正式请战友们吃了一餐喜宴。

70多年过去了,我的老伴已经离开了我好几年了,在我心里,她还是当年的那个有知识、有文化、懂技术,积极向上的爱国青年;在我心里,她永远是那样的漂亮、温柔,那样富有朝气、充满活力……

责编:申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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