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总撰稿人 张谨。资料图片

长江网12月11日讯(长江日报记者记者 万建辉)日前在杭州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大运河国际论坛上,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总撰稿人张谨发言提出大运河是一项“超级工程”,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2014年申遗成功后,中国大运河背后折射的活力和创造力仍值得深入挖掘。

张谨的这番话引发广泛关注,不少媒体以“运河文化代表民族自信”为题报道张谨的发言。10日,长江日报记者电邮专访张谨。

大运河有无数让世界震撼的技术创新

张谨是清华大学博士后出身,曾师从两院院士、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先生。早在2008年,大运河遗产点规划就已起步,并已遴选出运河沿线一千多处遗产点。2010年,张谨接手主持《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与管理规划》的编制工作。当时,摆在她面前最大的课题是:大运河的遗产价值在哪儿?

此前,张谨作为总负责人,主持了《(云南)哈尼梯田申报世界遗产文本》的编制工作,红河哈尼梯田于2013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接受大运河申遗时的张谨,已拥有一大串头衔: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景观委员会委员,国际工业遗产委员会成员 、国际博物馆协会成员,国家文物局专家库(古遗址类)专家。

在张谨看来,中国古代建造大运河的许多技术问题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古人的智慧在今天来看非常不可思议。在没有卫星和无人机进行地形和高层测绘的千百年前,中国大运河就能实现几千公里范围内水量和水面高度的统一管理和规划,令人惊叹。

在实现这一梦想的工程技术层面,有无数的技术创新让世界震撼:我们创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复闸、梯级船闸,以及不用船闸的连续弯道设计,来满足航船在不同高度河段上的升降要求;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人会用夯土,解决了就地取材、在广大国土范围内同期实施、快速推进工程的问题;甚至面对黄河这样水势湍急、泥沙汹涌的河流,我们仍然想出来网格沉沙式堤防、用枝条芦苇堵决口这样的技术;我们能够调动大范围的水资源为运河补水,大范围改变了地貌,形成了巨大的湖泊,以保障漕运。

张谨说,虽然申遗工作已经结束,但她会继续科普中国大运河全方位的价值,让古人的智慧在今天继续闪烁光芒。

2010年开始,张谨带领七八个人的团队,逐段考察大运河工程技术价值。在实地勘察中国大运河的过程中,国际专家们看到流淌了两千年的河流仍然滚滚不息,巨大的船队繁忙通行,看到了这条线路未变、功能依旧的大运河仍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贡献巨大,从而彻底为它的生命力所折服。

读+:大运河申遗成功带来哪些积极影响?

张谨:大运河申遗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改变了过去只有辉煌壮丽的历史文物才是世界遗产的观念。大运河在很多地方只是房前屋后的一条小河,在北方地区仅仅是个小沟。通过这次申遗,大家惊讶的发现原来这条貌不惊人甚至被人忽视的小河小沟居然是世界遗产。申遗成功的时候我在微博上看到很多群众抱着大运河世界遗产的界碑照相,有的网友喜出望外的表示家乡的水塘居然是世界遗产很是自豪,这都让我们觉得大众是热爱运河的。

万里茶道申遗应该文化与经济导向并举

读+:目前武汉正在筹备万里茶道申遗,你有些什么建议?

张谨:组织机制非常重要。像大运河的规模庞大,全线三千多公里,最终的申报河段1100多公里,遗产区31个。管理权限又非常复杂,交通、水利、南水北调等各部位均有涉及,沿线涉及八个省,想要协调步骤非常不容易。大运河申遗建立了省部际会商机制、城市联盟机制,由大运河的利益相关方交通部、水利部等十大部委部门组成省部际会商小组,设立办公室,并适时召开会议,形成决策机制,协调管理策略,统一部署行动。大运河沿线的省市,共组城市联盟,交流经验,共享成果,联动推进。这样强有力的组织机制使得大运河这样庞大的申遗项目得以快速完成。

读+:武汉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点,有大量的建筑遗存,如何使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相得益彰?

张谨:以文化导向型城市作为发展目标。当下的城市发展,文化不仅仅是表面文章,更是软实力,是推动力。很多一直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城市现在都转头谋求文化导向型的发展,寻找在产业转型时代新的发展动力。武汉作为一个区域中心型城市,应该也是处于这样的阶段。那么在经济导向的同时,把城市发展定位调整为文化导向与经济导向并举,是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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