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旭华院士在办公室

（记者梁爽实习生何静宜）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记忆力惊人，这是93岁的黄旭华老人给记者的第一印象。作为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在技术缺乏和人才匮乏的情况下，攻坚克难，潜心研制出核潜艇核心技术。

直至今日，黄旭华与核潜艇的不解之缘还在延续。这位9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每天8点半走到办公室，整理几十年工作中积累下的几堆1米多高的资料，希望把它们留给年轻一代。近日，黄旭华向记者讲述了当时那一穷二白却激情燃烧的岁月。

与核潜艇结下不解之缘

黄旭华原本的志向是和父母一样学医。1944年夏，日军攻占长沙，西南大撤退开始。他徒步走了几天的山路赶往已经搬迁到重庆的学校，一路都有日军战机的轰炸，有时要在山洞里躲整整一天……

当时黄旭华心里很愤怒：“一个没有国防的国家，连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放不下，我不学医了，我要去学航空学造军舰。”之后，他就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

1958年，国防科委组建，黄旭华等人组成了研制导弹核潜艇的29人的小队伍，平均年龄不到30岁。

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核潜艇，也没有任何参考资料。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傲慢地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此后不久，毛泽东说出了让黄旭华那一代科研工作者心潮澎湃的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黄旭华知道，自己跟核潜艇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辈子非要把核潜艇搞出来不可。”

儿童玩具给他带来研究灵感

“从物质到知识，用一穷二白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现在回头去看,当时连基本的研制条件都不具备，我们就开始干了。”黄旭华回忆说。

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条件下，黄旭华和同事们大海捞针一般从国外的新闻报道中搜罗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用算盘和计算尺去计算核潜艇上的大量数据。

为了保证计算的准确，研制人员分成两三组，分别单独进行计算，出现不同结果重新再算,直到得出一致的数据。这让1988年跟随黄旭华参与核潜艇深潜试验、现任某研究所型号总设计师的张锦岚觉得“不可想象”：“核潜艇的数据，要运用各种复杂、高难度的运算公式和数字模型。”

幸运的是，有人从国外带回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的儿童模型玩具，玩具窗户掀开后，里面是密密麻麻的设备，这令黄旭华高兴极了。

他没想到，这两个玩具，竟然和他们凭着零零散散的资料、完全靠想象画出来的核潜艇图纸，基本上一样，“核潜艇就是这样子，没什么大不了的。”

首位参与核潜艇深潜的总设计师

上世纪60年代，黄旭华和同事们夜以继日攻克了核潜艇的动力、线型、结构、水声、武备、通讯、生命保障等核心技术难题。1970年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4月29日,中国核潜艇首次进行深潜试验。深潜试验是考核核潜艇在极限情况下结构和通海系统的安全性，在核潜艇深水试验中最富风险性和挑战性。

“一个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承受水的压力是一吨多，一百多米长的艇体，任何一个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足，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黄旭华这样形容深潜试验的危险性。

试验开始前，有几个艇员偷偷给家里写了信，“万一回不来,未了的事情,请家里代为料理”，实际上是遗书。64岁的黄旭华当即决定一同下潜，让艇员们有了信心。

试验成功，这个世界上第一位亲自参与核潜艇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出艇后即兴写下：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93岁依然每天上半天班

从1958到1986年，由于工作内容涉及到国家机密，黄旭华没有回过一次老家探望父母。30年中，他和父母的联系只有一个海军信箱。“父亲去世，我也没回家……他只晓得我在北京工作，从来不知道我在什么单位，在干什么。”黄旭华说。

直到1987年，上海一家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黄旭华的报道，黄旭华把杂志寄给了母亲。“后来听我妹妹讲，母亲看了一遍又一遍，满脸都是泪水，她特地把家里的子子孙孙叫到一块，说：‘三哥的事情，大家要谅解。’”

现在，每天清晨，黄旭华依然会出现在他的院士办公室，戴着一副老花镜整理文档、与科研人员交流。他不需要助理和保姆，经常一个人拎起水壶去打水。多年过着雷打不动的规律生活，早上6点起床，6点半去打太极长拳，7点钟吃饭，再去上班。然而毕竟93岁了,身体只允许他每天工作一上午,他常感觉到“年纪越大,时间越不够”。

年逾九十还神采奕奕，到底有什么长寿秘诀？黄旭华笑着说：“保持孩子气，忘记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