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台北交通文教基金会主办“行人过街看手机是否该取缔”座谈会。与会专家认为，对于行人过街看手机行为，采用“立法”规范与处罚，不但具有宣示性、教育性，而且是真正保护行人交通安全的作为。
过马路玩手机、骑电动车看订单、开车刷微博……越来越多的马路“低头族”，正成为道路交通安全的新生“隐患”。
重庆涪陵红酒小镇一红绿灯处摆放了“不做低头族、关注红绿灯”警示牌，提醒市民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不能玩手机，注意交通安全。 陈超 摄
对于驾车接打电话的情况，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对此，有民众表示，这些规定只禁止驾驶机动车的司机接打电话，但是对刷微博和朋友圈等行为并没有明确限制，尤其对于行人玩手机问题，还存在监管空白，可以考虑采用立法的手段进行规制。
对于马路“低头族”，到底有没有必要通过立法手段惩罚?
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洪：
现在“低头族”出的事故多不胜数，不出事的时候没关系，一旦出事就容易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公共安全都是极其不负责的，在现行法律中增加对“低头族”的管束十分必要。对“低头族”立法，就像对公共场所禁烟立法一样，虽然不能做到完全杜绝，但是可以净化社会风气。
目前，对行人过马路玩手机如何监管还属于法律空白，我国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禁止这些行为，只有行人闯红灯的时候才可进行执法。具体在立法时，可将“低头族”分为两类，一类是行人，一类是司机。对司机接打电话的情况，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加以细化，比如确实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司机可以用耳机和免提接打电话，但对于刷微博、发信息、刷朋友圈等是绝对不允许的。同时，增加对行人的管束，在重要的公共场所，尤其是交通路口，对“低头族”尽到警示义务，对违反者要进行相应处罚。
立法的难点是处罚力度不好掌握，执法也可能存在困难，对这方面可以慢慢进行完善。根据现阶段的实际情况，不宜采用太严厉的处罚方式，以提醒、警告、罚款等方式较为合适。执法方面可以采用招募志愿者的方式减轻交警、协警以及管理人员的压力。
网友热评
@故乡雪2010:现在“低头族”实在太普遍了，口头提醒对他们来说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也不可能做到单个纠正。如果想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就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比如立法，才能达到效果。
@浅蓝色的花：就现在的状况来看，很多过马路的“低头族”根本意识不到身边的危险，就算交警看到了，也不能硬加处罚，最多提醒一下了事，其余的就全凭行人自我约束，效果差强人意。
@未知的未来：“低头族”认为自己不会出事，这都是抱着侥幸心理的盲目自大，但是走路时玩手机不仅对眼睛不好，同时也容易影响人们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力，以致于无法正确判断周围环境的安全性，这都是无法由自己意志力控制的，所以还是应彻底避免成为“低头族”，才能真正避免由此产生的事故。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
国家要进行一项立法，需要调集大量的立法资源。目前在立法资源如此有限的情况下，应当尽量将好钢用在刀刃上，将立法资源留给需要迫切立法的事项，而没有必要占用国家的立法资源。如果这一条款通过，所耗费的执法成本必然十分庞大，其执法成本该由谁来承担?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
对于“低头族”进行立法没有必要性，这是一种反应过度。立法不是万能的，并不是任何问题都需要立法来解决。低头族是一种社会行为，其管理方式不能完全依赖于法律，可以运用社会倡导、宣传以及加强家庭、学校方面的教育等方式来进行。另外，能否通过立法来管住“低头族”，也是要考虑的重点，要合理评估立法预期及其社会效应，尽量减少立法的试错成本。不然制定一项无法施行的法律，只会降低法律的威严。
要立法就要明白什么是“低头族”，这个界定一定得清楚，但现阶段“低头族”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并没有统一概念，比如，低头多久算低头?低头看手机或其他电子产品，还是包括看书看报等?在哪些公共场合算、哪些场合不算?这些都没有明确界定，要立法是根本不可能的。
具体执法也会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首先面临的将是执法人员配备的问题，执法人员要配备多少才能落实好这一规定，在什么地点、什么场合执法才合理?其次，在执法过程中，还要提取证据、调取录像、开具罚单、保留资料等，这些都需要执法成本，一个执法人员尤其是有职责在身的情况下，有多少精力去管“低头族”?最后，执法效果是否能达到预期也是值得考虑的，现在连行人闯红灯都还不能完全杜绝，更别提“低头族”了。
网友热评
@My专属幸福201:如果对“低头族”进行立法，其性质应当是一部倡导性的法律法规，在执行上难免存在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处罚难等都会暴露出来。
@长安_西望中：有时候跟着地图的GPS找路，就是需要边走边查看的，这样也不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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