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在今天的政治话语体系中，是个热门词汇。

5月24日，在河南襄城县，县委书记何天立与县长李成，却因“扶贫攻坚不力”双双被免职。

当地多名政府工作人员说，襄城县曾出现干部冒充扶贫户应付上级检查的事儿，结果被检查人员发现。

无独有偶。

5月21日，新华社发表《脱贫工作容不得“装儿子”式虚浮造假》一文：

在脱贫工作国家省际交叉考核中，中部某县上演了一出干部“装儿子”的戏码，为应付检查，避免“露馅儿”，一名年轻干部“潜伏”到贫困户家里“装儿子”，想替贫困户回答问题、蒙混过关。但“演技”再好也难让百姓接受，“假儿子”一句虚伪的“妈”，叫得老太太变了脸，气得小姑娘撇开了头，不仅被抓了个现行丢了脸，更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那份真心。

除了“装儿子”，一些干部还会“包装术”。

去年就有媒体报道，西部某县的政府为了出成果、树典型，生生把一个普通养殖大户包装成“扶贫大户”，结果不但扶贫没啥效果，反而弄得该养殖户负债累累。

怎么包装？

据说当地有一个养鸡大户，这个人打工返乡后，创办了养鸡合作社，通过向社员提供鸡苗、技术指导，并统一收购，带动不少贫困户、低保户增收致富。

在周中全养鸡场的门口，还贴着宣传广告——近3年出栏商品鸡3万多只，产值近280万元，利润60多万元。

“其实广告都是政府找人做出来，贴上去的，都在‘吹牛皮’，数字是虚的，材料是假的。”这个养鸡大户对媒体说。

其实，合作社只是挂了块牌子，并没有实际运作;养鸡大户这些年养的鸡，总共出栏量也仅有1万多只，产值30多万元，利润也就10多万元。

不过，“装儿子”、“包装术”好歹还知道遮一下，有的地方甚至懒于遮遮掩掩。

广西马山县就曾违规认定了3119名扶贫对象，其中包括343名财政供养人员，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43人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

随后，当地扶贫办、财政局、民政局等12名责任人被追责，有的移送司法。

贵州铜仁市纪委也曾先后查处跟扶贫有关的窝案、串案。

其中，沿河县从分管副县长到县扶贫办、乡镇扶贫办“全军覆没”。松桃县则涉及扶贫、财政、林业等多个系统，10人涉案，5人获刑。

有的地方，因为扶贫违纪违法，被追责的甚至能到上百人。

甘肃宕昌县对责任心不强、造成明显失误的189名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

湖北建始县182名党员干部因扶贫违纪问题被追责问责

湖北襄阳查处扶贫腐败问题244起处理254人，8人被移送司法

河北保定严查扶贫违纪问题处分171人，移送司法机关8人

不只基层。

中央第二巡视组对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即我们常说的“扶贫办”）进行巡视，在巡视整改情况中就提到范增玉、魏崇金、郭玉辉案件。

范增玉是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原主任，2015年因贪污、受贿、诈骗三宗罪名，一审获死缓。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原副主任魏崇金一审被判13年、后因受贿金额发生变化，二审改判6年。

为了对付扶贫领域的“苍蝇”、“老虎”，司法机关可没闲着。

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1892人，比前一年同比上升102.8%。

政知道了解到，精准扶贫战略一个不容商量的红线就是，确保2020年全部脱贫。

正因如此，如何破解扶贫之路上的“肠梗阻”，尤其是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尤其重要。

根据已披露的追责问责，审计署、中纪委、检察机关、法院等多个部门，在扶贫领域编制了一张不容忽视的法网，极具威慑力。

同时，很多新技术也在扶贫领域发挥了作用。

在广西，你只需要扫描二维码，就能举报扶贫领域的违纪问题。二维码印在几十万张扶贫宣传画上面，在各单位、高校、市县乡镇村屯等张贴，效果显著，截至今年4月，广西共初核扶贫领域违纪问题线索7769件，立案4141件，处分近两千人，移送司法40人。

湖南、云南、山东等地运用大数据，锁定扶贫领域的违纪问题，效果不错。

同时，也有地方，举报有奖。

有一句话叫做“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绥德县实名举报扶贫领域问题可获奖励一千元。

政知道了解到，不仅涉及扶贫领域的贪污腐败要追责，试图蒙混过关“扶贫攻坚不力”的，也会被问责，就像襄城县的书记和县长。

襄城县新任县委书记宁伯伟，5月21日就到部分乡村实地调研，每到一处都就扶贫现状进行“细致深刻的交流”。

5月26日，襄城县政府网刊文称，宁伯伟连日扶贫调研，提到“有的扶贫干部对扶贫工作抱有畏难情绪和厌倦情绪”。

同天下午，许昌市委书记武国定与襄城县代表团一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发言中希望“全县上下正确认识和对待脱贫攻坚中存在的问题”，并以近半篇幅讨论了脱贫攻坚，希望“绝地逢生，背水一战”。

现在，没有人敢冒着被摘掉“乌纱帽”的风险，到贫困户家里装儿子、装女儿，糊弄扶贫考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