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兰溪，富二代经营管理的工厂。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章正/摄
浙江兰溪，富二代经营管理的工厂。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章正/摄
浙江兰溪，富二代经营管理的工厂。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章正/摄
任性、炫富、娇生惯养，这些一度是社会舆论贴在中国“富二代”身上的标签。富二代，是舆论风口浪尖上的贬义词。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快就要出现40年的年轮，不少做实体经济的民营企业，也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他们的二代该如何顺利接班?
有人根据一些现象得出判断，富二代们不愿意苦哈哈地接班做实体经济了，毕竟“利润薄得像刀片、压力重得如泰山”。还有人认为，做实体经济不时尚，“做实业是一分一分地赚，做品牌是一毛一毛地赚，而进行资本经营是一元一元地赚。”更有甚者，悲观地认为中国的实体经济后继无人，经济的“空心化”似乎是必然趋势。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联合《青年时报》，派记者赶赴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也是中国富二代最集中地之一的浙江省的多个地方，与年轻的富二代们面对面，求证他们对待实体经济的真实态度。
痛点：社会认同感带来很大压力
对于富二代来说，最讨厌的称呼就是“富二代”，理由是“包含着强烈的负面含义”。他们更喜欢用“创二代”“新生代”，或干脆就是“二代”，来形容自己。
在浙江温州，方正是一家上市公司的二代，也是当地的政协委员。他有些困惑：“为什么很多负面新闻都会突出富二代呢?真的没有这么差，在我的朋友圈中，很多富二代都兢兢业业在坚守主业，而不是做钱庄、炒房、跑路……”
在方正看来，二代们面临的很大外界压力是，如果做好了，很多人会说这是父辈打下了基础;如果做不好，流言蜚语就多了。尴尬的是，不管做好做不好，他们可能都没有功劳。
“睡得了地板，才能做得了老板。新生代需要国家的关注，让国家了解我们的需求。”他感慨道。
张鹏飞也是温州的富二代，如今他更多时间是在杭州工作。他说：“压力还是蛮大的，现在的二代很难。”
“我们有一句话，创业难守业更难。如今是转折时代，商品经济存在过剩，我们新生代做实体经济并不容易。”张鹏飞说，他身边的一些二代，不愿意接班，不代表他们没有责任感。
他打了一个比喻，做实体企业就像上了“一条贼船”，只能瞄准方向往前冲，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临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对于很多二代而言，接班之后的亏损其实很多都伤不了上一代开始就积累丰厚的企业的元气，亏损造成的舆论压力才是最大的。
2015年，根据媒体报道，由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和李锦记家族共同发起的一项调研显示：家族企业二代中有接班意愿的仅有35%。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采访中接触到的富二代们估算，在实体经济领域愿意接班且能接好班的大约在一半左右。有的人比较悲观，认为在三成到四成之间。不少年轻人，尽管接班的意愿不太高，但是有部分人在家长的劝说下，也会选择回家族企业接班。
挑战：做企业既要当“保姆”也要做“爹妈”
80后的老板遇到95后会怎么样?周纯就遭遇过。去年8月，生产车间的温度比较高，20多名95后员工给他写了一份辞职书：“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正处于青春发育期……世界这么大，我们想出去看看。”
一下子有这么多人集体辞职，这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周纯突然意识到这是企业文化出了问题。他经过调查发现，一线员工中的班组长，不少人都是60后和70后，虽有一技之长，但文化水平不高，管理不了90后。
“90后的员工有一个特点，不管工资多少，快不快乐才是选择工作理由。”周纯发现。
怎么办?改革!从组长、车间主任、部长这一级，他全部拿出来竞聘上岗，不再是层层指定。“我希望给员工传递一个价值观念，就是工作有盼头!只要努力，两年后可以进入中层，10年之后可以进入管理层。”在他看来，只有愚蠢的老总，没有最笨的工人。
实体经济的瓶颈第一是人才，第二还是人才。不少从事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位于浙江的县级市，周纯无奈地说：“好不容易招聘到大学生，干着干着就跟着外地的对象跑了。”
为了让年轻人安心工作，周纯想了办法，找到当地的团组织，帮着公司里的年轻人相亲。对象找到了，住房的问题怎么解决?他又与政府协调建设人才公寓，精装修，价格也不高，3500元一平方米。但有一个条件，10年之内产权不交割——这意味着员工必须要在企业干满10年。
对象有了，房子有了，有了孩子怎么办?如果遇到夫妻俩都要上班，寒暑假带孩子又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事情，“总不能再开个幼儿园呀，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考虑好怎么办。”
“管理企业是既当‘保姆’又当‘爹妈’，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周纯平时并不说上虞话，尽量说“浙江普通话”，原因是99%的员工都是外地人，成长背景、文化的不同，让他觉得管理起来不太容易。
社会上有一种倾向，总是同情弱者，总是认为民营企业有原罪。可是，在实际管理企业的过程中，有的二代也遇到过有员工故意把自己的手指弄断，找到企业赔偿;也遇到过有的工人故意说自己的肺部不舒服，威胁要做职业病检查。
“我并不在乎那一点补偿的钱，但是真的不愿意就这样随意给钱，如果成为常态的话，企业如何来管理。”周纯无奈地说。
“我们接班了之后，才知道做企业真难呀，遇到的都是一些想不到的困难。”他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他非常佩服自己的父亲，认为自己只不过在巨人的肩膀上摘果子。
在温州的富二代圈里，柯巴嫩算是小有名气：从小在温州长大，在北京读大学，进入体制内工作后辞职，从父亲手上接过餐饮集团。
“有的时候，我也很困惑。”在婚庆主题的酒店包厢里，坐在西式的白色沙发上，柯巴嫩对记者说。她父亲安慰她，做餐饮很辛苦的。但是做什么不辛苦呢?她喝了一口茶又说：“有时候想过放弃，父亲又鼓励我说做都做了，干脆坚持下去吧。”
富二代接班，有人羡慕他们一工作就能有一个好平台，也有人羡慕他们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光环的背后却鲜有人关心，他们接班过程中有多少酸甜苦辣。
他们中有“救火型”的，从被“扶着走”到“自己跑”。
在杭州城西的泰昌科技园，一间三四十平方米大的办公室，装修简单，别看办公室的主人张鹏飞才30出头，但举手投足间，透露出浙江人特有的精明气质。
时间倒退到14年前，2003年，张鹏飞19岁。当时，他正在北京念中学，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准备毕业后就去加拿大念大学。可是，当年3月，他突然接到一个噩耗，父亲意外出车祸去世了。
临危受命，赶回温州接班，“那时候就是害怕，对企业一点概念都没有。” 张鹏飞说，在接班后的两三年，关系不错的叔叔就告诉他，“多听、多想、多看、少说”，特别嘱咐他遇到事情，不能乱表态、瞎表态。
5年是一个人的成长周期，对他来说也不例外。接班后的第一个5年，他被别人扶着走;第二个5年，他自己走;第三个5年，做好了跑的准备。
五六年前，他看中了一个生物疫苗项目，可是公司中不少人提醒他存在风险。他去成都，与对方吃了两餐饭，就认准了，投资3000多万元。这个项目虽然在新三板上市了，但是没有其他项目营利那么快。
有人觉得这个项目不靠谱，但是他认为，应该坚持做电力配件生产这一块主业，同时，在不影响主业的情况下，应该分散投资，风险一定要在可控的范围内。这两年，他开始布局电力相关的孵化园，为下一轮市场转型提前做准备。
绍兴的金雷有同样的经历，虽然是一家企业的老总，面对记者还是有些腼腆，但其实他的经历比同龄人更加丰富。2011年，还在新加坡上学的他，父亲身体出现状况，不幸去世。当年，他就赶回了诸暨老家，第二年，他全面接手企业。
金晟弹簧，在当地算是响当当的品牌，是父亲一手打造起来的。接班那年，他25岁，公司何去何从是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必解题。
“企业的大股东是我，我的姑父占有一部分股份。”金雷说，他姑父出面帮着他稳定销售和职业经理人队伍，他自己则沉下心来与管理层和员工沟通交流。
即便是“少东家”接班，公司也没有经历太多的动荡。去年，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拿出股份对公司的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他设计了一个公式，根据不同的工作年限，可以低价购买股份，让他们成为股东。同时，还可以引入外部的投资，当然每股的价格会更高。
“我的目标，家族控股50%就可以了。”他说。
他们中有“蹲苗型”的，家族有足够的传承时间，显得较为淡定。
自从接手企业之后，金华兰溪的童云霞就从没有睡过懒觉，早上7点就赶到厂里上班，晚上7点下班。她需要管理一个两三百人的印染厂，这是她家族企业业务的一部分。
到底要不要接班?与很多年轻人一样，童云霞也迷茫过。不过性格温和的她，本身挺愿意与别人交流。2013年，她决定回家接手企业。她做过企业的销售，拜老员工为师，学习成本如何核算，外贸业务该怎么谈。之后，还在家族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学习风险管理。
“很多小企业经营状况不是很好，才来我们这里贷款，其实对我的冲击非常大。”她会有意识地找企业主聊，发现实体经济行业面对着残酷的市场竞争，“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对我来说冲击很大”。
内部培养不是目的，接班才是目标。家族企业的主营业务是牛仔面料，印染是重要环节。于是，父母让她接管印染企业，童云霞当时有点蒙。
让她压力很大的是，那段时间，她还没有把员工认识全，就会接到一份辞职书。更让她没底的是，刚开始她并不知道辞职员工的重要程度。有的同行在挖人时，只要每个月多给500元工资，有的技术工人就选择跳槽，甚至有公司会承诺一次性给付3年的工资。
浙江实行“五水共治”后，兰溪这个县级市，印染企业从100多家，缩减至十几家。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兰溪一年的坯布生产量在20亿米，不少印染都需要去外地完成。如今，环保标准倒逼印染行业的门槛提高，父母和她商量后决定，买生产线扩大生产。
技术工人是关键。对于人才和工资，她与父母的管理思路也会产生分歧，童云霞觉得，有时候应该多给一点工资;父母觉得，她定工资的标准太随意。
童云霞与徐竞是朋友，当地对于二代的培养，父母都愿意让子女从基层开始做起。
准备接班之前，徐竞并不关心家里的企业，“实在实在枯燥了”。2012年，他从宁波大学毕业，进入公司担任销售经理。
“很多销售员空闲时，喜欢待在办公室。”只要有空闲，他就会钻在车间研究生产工艺，有不懂的就提问，“只有了解工艺，销售的时候才更有底气。”
与父辈相比，徐竞在管理上认为要舍得花钱。他举了一个例子，父辈们在生产中遇到问题，往往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动手操作。而徐竞觉得传统的管理有些粗放，一定要精细化。他说服父亲，找到网络公司，投入了20万元，开发了一套生产和销售管理系统。
他们中有空降型的，在对中国式人情味的理解和感悟中成长。
在很多人眼里，1988年出生的周纯让人羡慕——父亲一手创办了7家公司，其中上市公司就有三个。从高中到研究生，他都在英国上学。2011年他回到公司上班，给父亲做助理。
过了一年，周纯成立了一家天然气汽车公司，他空降到公司负责销售和采购业务。之后，他还负责另外一家公司的投融资业务。
周纯的接班之路算是顺风顺水，但是他也明白自己的短板，“我没有从基层一步一步做起。如果在下面磨炼，无非只是培养吃苦精神。通过参与管理学习，我也能获得经验。”周纯自信地说。
说起为什么愿意接班，周纯说：“更多的是一种承诺。2012年公司上市了，上市与不上市最大的区别，就是是否成为公众企业，这是一个文化改变的过程。”
相比于在集团公司，他更喜欢在新成立的子公司，这里有一起成长的团队，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周纯坦言，接班之后他才感受到，在中国做企业没有绝对的对与错，这一点恰恰就是中国文化。
他管理的一家公司中有12个销售人员，别看人不多，每年的销售规模能达到十几亿元。为了让公司运行更加规范，他拍板让销售人员使用一款手机软件，每天可以写总结，还可以看到定位。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决策在执行的时候碰了“软钉子”——很多销售人员不愿意。销售人员晚上陪客户吃完饭就很晚，为什么还要写工作总结，为什么还要被定位?矛盾一下子就激化了。
回想此事，周纯觉得当时的决策只看到了管理规范，但是忽视了人情味。于是，他提出的这一政策被卡在了中间，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最后，他让公司的总经理出面调解，规定了一事一议。既能让自己的政策执行，也能给销售人员一个台阶下。
“做企业还是先讲感情，再讲业务。”周纯感慨说。
前几年，有人直接拉着行李箱，里面装着600万元现金来找周纯买工程车。对方提出的要求只是“晚上直接把车提走”。
“要是在以前，这样的土豪行为我一定不理睬，我又不差这些钱。”周纯直言，如今，他更多地会考虑对方的感受。他的处理办法是，晚上请对方吃饭喝酒，敞开心扉与对方聊人生聊理想，甚至不太江湖的他，还与对方称兄道弟。
“水灾把设备淹掉了，我们也在恢复生产，老哥能不能帮我们一把，现在让我们交车实在有点难。”周纯说话时尽量放低姿态，最后对方不仅同意了，而且还把钱也留下了。礼尚往来，交车的时候，他特地送了对方一些轮胎和配件。
周纯对接班过程轻描淡写地评价：“目前看效果还不错，比预想要好。”
升级：留下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痕迹
穿着时尚，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蒋申申是温州丹顶鹤服饰有限公司的二代。同样是做服饰，与父辈不同的她经常来往于温州和欧洲之间，她从不吝啬花费时间去接触第一手的时尚信息。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她这一代就可以看出过渡的轨迹。
2005年刚接班时，她会在生产车间，拿着秒表掐算每道工序的时间，她对生产一件衣服的300多道工序了如指掌。在行情不错的那几年，她也遇到过接手订单都来不及生产的红火场面。
说到如今的实体经济，她说，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人的工资上涨很快，给企业带来的压力很大，普通的技术工人的保底工资就要在5000元，激励部分还要另算。前几年，温州市政府提倡“机器换人”，她也积极在推进，工人数量从1500人下降到500人。
接班之后，蒋申申与父亲分工，父亲涉足金融行业，她负责服装制造业，她认为，“做实体经济就是细水长流，服装行业也需要年轻人来做。”
蒋申申也在谋求转型，“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服饰有个性，不愿意露出标志，还有的人喜欢走轻奢路线，我就转型做时尚。”她在温州开了几家专门做时尚定制的门店，“创新不可能抄袭国外，要根据中国人的特点来做时尚产业。”
陈锋是绍兴诸暨万安科技的总经理，出生于1980年年初的他，是当地很多富二代的榜样。说起为什么要做实体经济，从陈锋口中蹦出一个词语——工匠精神。他接着说：“老一辈的艰辛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多少年干同一件事情。”
在他看来，做制造业会遇到很多困难，税收和环保压力非常大，劳动力的成本也很高，相比于做金融投资，这是一个产出低投入高的产业。
“有时候面对3300多名员工，做实业感觉内心非常有成就感。”陈锋说，当然相对于父辈，二代们在接手实体经济之后，苦哈哈的行事风格也随之改变了。
企业上市时，24场路演，全都由陈锋一个人来完成。专注于实体经济的同时，他也很善于用资本来促进企业发展。他定的目标是自己所在的公司销售额突破50亿元。
人才一直是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最近陈锋在当地的两会上提出建议，认为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招聘外籍人才，比如招聘乌克兰汽车专业的博士生，薪酬也就在几万美元一年，成本并不高，而且老外到中国工作没有太多地域选择的概念，并不像中国的本土人才，还是喜欢扎堆在北上广。与此同时，他还与清华大学等高校开展研发方面的合作。
“我对中国经济没有失去信心，内需实在太庞大了，10年前谁会想到2016年汽车销售增长率13.7%?加上中国有开明的执政党和政府，十八大之后的强力反腐，让我们企业精英的外部环境日趋明朗化。”他说。
在温州，2006年浙江理工大学毕业之后，周凯就回到父亲参股的一家企业上班。“我慢慢接触到供应链金融，觉得很不错，当时正是处于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害怕金融这两个字。”周凯说。
他解释，之所以做供应链金融，其实还是专注实体经济，当时家族企业中需要一些进口原油等材料。他就设计方案，通过银行购买金融衍生品，通过利率差价的方式来降低成本，比如100万元的原材料，他花98万元就能买到。
当时，父亲觉得周凯做法不靠谱，做事稳健的周凯，用了半年时间做了调研搞清楚供应链金融的来龙去脉，用行动来说服父亲。
从2011年开始，周凯逐渐成立了几十个人的团队，除了服务家族企业之外，还拓展业务服务其他实体经济企业。尽管温州本地一度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他的团队规模还是越做越大。如今，他在上海成立了公司，平时就在温州上海两头跑。
“虽然是做金融，但是我的利润其实不高，举个例子，1000元也就是赚几块钱。”在他看来，供应链金融的根本在实体经济，不是掠夺实体经济，而是服务实体经济。
在采访中，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见到了周凯的父亲，说起对儿子的评价，他笑着说：“刚开始不理解，现在都能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