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石伟

近日来，武汉晚报连续报道了校园欺凌事件对受害者造成心理创伤的案例，受到读者和相关专业人士的持续关注。从读者反馈的情况看，求助者遭遇欺凌事件都是发生在中学阶段。而相关专家也表示，中学阶段是校园欺凌的高发区间。

对施暴者缺乏有效手段

记者从武汉市教育局了解到，目前武汉市将“建立心理咨询室”作为市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示范学校、合格学校的重要考核标准，学生人数超过千人的学校，必须配置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不足千人的必须配置专职或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并且从学校总编制中给出编制名额。

各中小学除了配置心理健康教育老师，还会采取多样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健康心理教育。以光谷一小为例，心理健康教育老师每周会编制节目，以案例或者小故事切入，针对学生中可能出现的心理危机和欺凌事件进行点评，告诉弱势学生如何培养健康心理，面对欺凌事件如何解决。

同时，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一些学校在对学生的教育理念和介入方式上还有待提高。

比如某所中学，针对欺凌事件，侧重教育学生如何躲避，要求学生对欺凌事件“勇于说不”，却对施暴者没有有效阻止手段，也缺乏对欺凌事件受害者心理危机的有效干预措施。

教师需提高应对能力

武汉理工大学心理咨询教师、心理研究专家雷五明说：“中学阶段是青少年重要成长阶段，思想比小学生多样，但心理承受能力和调节能力又不如大学生，这个阶段是欺凌事件造成心理伤害的高发阶段。”

武汉理工大学心理研究专家何放勋博士曾多次为求助者成功化解因欺凌事件造成的心理问题，他每年接待的求助者有一两百人次。

何放勋认为，在校园欺凌事件中，老师是学生重要的求助对象，但目前很多教师缺乏合格的应对能力。“有些学校机构和人员配置齐全，但是具体处理欺凌事件时缺乏科学性，只把眼前的冲突阻止了，没有对事件双方从心理上进行彻底的疏解。”

该校研究生马丽娅在做毕业论文时，采访了银川市360多名中学生。她发现，学生遭遇欺凌事件时，如果无法对事件进行正确的介入，一次欺凌事件被阻止后，受害者还会继续受到更多、更严重的欺凌;而欺凌者往往被批评或者转校之后，还会继续充当欺凌者。

马丽娅说，从调查数据分析看，学校老师要提高应对欺凌事件的能力，同时如果一般欺凌事件演化成暴力事件时，学校不该想着掩盖“丑闻”，应该帮助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

追踪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