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杏）《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近日正式印发，武汉和上海、重庆一道，被定位为超大城市，要求这三座城市在沿江绿色发展和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上发挥核心和引领作用。

超大城市不是一个新概念，一般意义上理解为一定的人口规模，但从《纲要》对三座城市的功能定位来看，传统理解显然无法完全适用。如何理解超大城市概念？超大城市发展与治理有何独特性？超大城市在区域和国家发展中将发挥怎样的核心和引领作用？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艾奕康（AECOM）大中华区建筑与人居环境副总裁周葆元。艾奕康总部位于美国，作为全球咨询集团，在全方位综合设计和服务领域被公认为世界第一，业务范围涵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环境、能源、水务和政府服务等。周葆元先生在城市建设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对城市问题有着基于实际工作案例的观察和研究，为我们理解超大城市概念提供了来自企业界的思考。

超大城市与国际大都市意义相仿

在国际国内城市研究话语中，对城市类型的划分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类型的城市，不仅是人口规模、地理面积、建设体量的不同，更在全球和国内经济体系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拥有不同的定位和地位。

超大城市，从类型划分上来说，与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相对。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进一步加快，这几乎是一个同步过程。随着这种进程，如何以国际视野看待位于中国城市序列顶端的超大城市？

周葆元认为，从未来看，结合《纲要》，中国的超大城市与国际大都市意义相仿，这样的城市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大规模人口，有着独特的个性，并且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比如纽约、伦敦，上海也已经是这样的城市。

他认为，超大城市也可能是由一个城市群最终合并成为一个城市。在中国已经开始看到这样的现象，比如北京、上海，这些城市的体量变得越来越大，城市发展治理需要考虑与其他规模较小的城市充分合作甚至合并。或者，也有可能是把两个大城市整合协调起来，比如北京和天津。

超大城市的综合功能将构成一种文化

超大城市，当然意味着大规模的人口承载。人口越多，构成就越复杂分化，这意味着推动经济发展的更加丰富的可能性，也意味着治理的难度。国际化大都市，虽然在功能定位上有一定差别，城市历史面貌等也各具魅力，但也有更显著的同质性，这种同质，主要是指一种综合性的引领功能、吸引力和认同感。

所以，周葆元认为，人口因素只是理解超大城市的一个入口，而不是全部。超大城市的最重要功能是经济活力，人口的大量聚集和分化本身就带来经济增长活力，经济活力又能够支持经济增长和城市扩张。

周葆元说，从人类文明进程来看，从聚居地，到村庄，到城镇，再到城市，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轨迹。目前和未来，超大城市基本上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下一个进化阶段。因为综合性的引领功能和吸引力，人们更加向往到超大城市创业居住，城市的接纳程度越高，就会创造越多的创新和增长机会。毫无疑问，超大城市对创新、工业和艺术等领域的推动，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对国家的整体发展，自然发挥着支撑引领作用。

他认为，超大城市的所有这些特质，都将构成一种文化，人们对超大城市的向往，其实是文化身份认同。虽然互联网和技术的发展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体，但是真正置身于同一个经济、文化和金融中心时，其意义还是很不一样的。在一个引领性的超大城市，人们的身份认同感非常强烈，这为超大城市持续增长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保障。

超大城市应有全面抗灾能力

人们向往超大城市，一个重要原因是追求更好的生活。周葆元认为，满足人们更高生活水平的需要，公用事业、设施、安全、可持续发展和健康问题是最基本的，交通物流也非常重要。但首先，超大城市应当把全面抗灾能力作为治理和建设的核心来考虑，从大尺度的项目，比如说城市规划，再具体到建筑，以及室内设计项目，都要时刻牢记这个重点。

“抗灾能力是城市长期发展的关键”，周葆元说，超大城市是发展的引领者，发展的目的是让人生活得更好，能够全面抵御自然的和城市体量不断增大带来的各种可能灾害，应被视为超大城市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这个功能，可以说是超大城市其他功能发挥和增强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