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晟 王亚欣 韩玮 汪文汉

每个城市都面临着它自身的课题。

防汛抗洪对其他城市，或许是不需要考虑的问题，或许是偶尔要考虑的问题;对于武汉，却是长期要面对的基本问题。

(一)7·6暴雨，武汉面临历史性考验

7月5日晚，雷电交加，罕见的大暴雨像是从天空倾倒下来。

这是自6月30日20时以来，暴雨在整整一周时间里的又一次剧烈叠加。至6日10时，7天里武汉共遭遇了560.5毫米降雨，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持续降水量最大的一周。其中，监测武汉南部的江夏站，雨量733.7毫米，在全市5个国家基本气象站中最高。

560.5毫米，是武汉常年近半年的雨量。733.7毫米，绝大多数北方城市一年也下不了这么多。

这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缓冲时间短。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预警：武汉处在自1998年后、十多年未有的最艰难时刻。

6日上午10时，全市出现162处渍水点。

但渍水的下降消除速度，超出了武汉人以往的经验，在城市主次干道上——

16时，仍有119处渍水点。19时，渍水点减至63处。22时，80%主干道的渍水点消失，全市渍水点仅剩25处。

至7日早晨7时，渍水点只余12处，主要集中在城南南湖和光谷一带。

昨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排水处负责人告诉记者，在5日晚间那场暴雨前，我市与2011年6月18日的强降雨中出现的渍水点比，当年的88处渍水点已经消失了八成。当年那场雨雨量在200毫米左右。而今年6月30日至7月5日白天的雨，雨量为300至500毫米不等。雨大了，渍水点却少了。

整个汉口地区，基本没有发生12小时以上的成区域的渍水。

(二)上下夹击，武汉在长江抗洪中的位置

武汉历史上属云梦泽地区。城市的生成发展史，就是一部与水争地的历史。特殊的地理形势，决定着武汉排涝抗洪的艰难。

《武汉地方志》记载，19世纪大水几乎每3年就来拜访一次，此地居民几乎成了看天的专家。

美国学者罗威廉在研究了19世纪的史料后，这样记述这个城市与水的关系：“实际上，洪水侵袭已经成为汉口生活中一件习以为常的事了，大众的反应已经形成了模式：堵塞水口，沿大堤安置好水车，准备好疏散用的高地，当地的善人会在城市的通衢上架设临时桥梁，较穷的人驾着小船去摆渡市民。重要的是，全城的人都在为新的一年里恢复城市而出钱出力。”

上个世纪，1931年、1954年、1998年，三次大洪水刻写了这个城市的独特课题：因水而生，人口日益密集，城区规模日益扩大;因水而盛，城市在全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因水而险，人与水争地的矛盾日益严重。

这座城市处于这样的地理形势：在汛期，长江上中游来水施压，长江下游水势顶托，武汉被“上下夹击”。

整个中国西高东低。长江自西而来，武汉段上游有川水、渝水、湘水注入。一旦长江上中游发生大水，都会在武汉段加剧表现出来。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副院长陈进告诉记者，武汉上游有洞庭湖，下游有鄱阳湖。30多年来，洞庭湖容积减少，消减洪峰能力下降，加大了武汉的防洪压力。鄱阳湖有5条支流汇入，汛期到来湖面涨水，会形成回水，对长江武汉段形成顶托。鄱阳湖口的九江，海拔32米，比武汉高8米。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数据显示，1998年，下游的顶托，使汉口站水位抬高了0.87米。

汛期之中，江水悬在武汉头顶。

市城市防洪勘测设计院统计数据显示，武汉市区海拔21至27米，比长江汉口站最高水位(1954年29.73米)低2—8米。武汉平均海拔24米，而1865年至2010年武汉平均最高洪水水位为25.5米，高出城市地面1.5米。统计同时显示，武汉低于25.5米的区域，占全市面积近六成。

(三)湖蓄与泵吸，武汉抗击水患的两条出路

陈进副院长介绍，在汛期，武汉的湖泊水系和城市渍水无法自流入江，必须通过泵站抽排。“成都、长沙、南昌，降雨都可自流。南京江面宽，行洪能力强，水位也不容易上升。”相较于全国其他省会城市，武汉的城市地面高度与长江洪水水位落差最大，因此防洪排渍压力也更大。

雨季和汛期交叠，使武汉在雨汛期内外受敌。每一滴雨水都要依靠泵站抽排入江。湖泊可以容纳雨水，但在汛期中，湖泊水面低于江水水面。此时城市将自流闸闸门关闭，以防江水倒灌。当湖泊俱满，湖泊的水也要加速抽排入江，否则城市即发生大面积内涝。

武汉的城市建设者们很早就认识到，仅仅靠湖泊蓄洪还不够，这个城市排水建设还有一个重点——建泵站。

湖泊保护的重要性，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被充分认识到。

1999年，全市湖泊保护立法工作启动。2002年3月，全国首部湖泊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实施。《条例》彻底转变了湖泊的概念：从可供开发、建设的资源，变成了珍贵的自然资源。从防汛意义上说，它是排渍、蓄洪的空间。

据市城市防洪勘测设计院副院长孟建军介绍，《条例》要求停止违法填占湖泊的行为。在湖泊水域范围内，禁止除防洪、生态保护、道路交通等公共设施之外的建设。即便是市政重大工程，经批准不得不占用湖泊，也需按“占补平衡”原则，还回同等水域面积。

一系列护湖行动展开：率先在全国推行“湖长制”，“爱我百湖”志愿者公益行动启动，各区湖泊保护按季度排名……(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总规划师杨维祥经历过武汉近两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他拿着1999年和2010年两版“城市总体规划图”对记者说，前一版规划，沙湖周边被划定为新的商业中心，沙湖控制面积定为1600亩;后一版规划，按沙湖实际面积，控制湖泊面积定为4600亩，沙湖3000亩水面“失而复得”。

保护湖泊只能解决雨量正常年份的排水问题。汛期武汉地区的降雨，必须靠泵站排到江里。

武汉城市排水泵站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

据市水务局统计资料，武汉于清末民初开始建排水设施。最初的泵站集中在汉口沿江，只有小泵站7座，排水管渠91.6公里，抽排能力不到2立方米/秒。

1949年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照搬苏联模式，建立起30座泵站，抽排能力达到110立方米/秒。

一位老水务人回忆说，苏联地广人稀，他们为武汉提供的排水标准，应对暴雨的时间仅2小时。“这样设计符合他们的国情，路上排不掉的渍水可以排向城郊，城市也不会淹水”。

此时排水标准仅能应对0.33年至1年一遇的降雨。“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提升台北路等地的排水设施标准，我们和一些老专家们发生了争吵。他们说黄石路的排水设施用了几十年都没渍水，为什么要提升标准?他们其实没想过，城市长大了，黄石路处在汉口高点，新发展的区域地势低洼，没有更强大的排水设施，如何能应对强降雨?”上述人士说。

1982年至1983年两次强降雨给武汉带来重创：武汉商场进水，抽排了近10天才退水。

此后，我市排水规划建设水平提升，全市新建了一批城市泵站，主城区总抽排能力达到317.9立方米/秒。1998年特大暴雨之后，又建设了一批泵站，抽排能力达到397立方米/秒。

2010年后，我市又新建罗家路二期、杨泗港、汉钢西等一批区域骨干泵站，到2015年泵站总数达38座，排水能力达970立方米/秒，比1998年能力提升一倍以上。此时每日可以抽排1亿立方米水，相当1个东湖的水量。

(四)南湖受灾，新城区建设面临新考验

武汉的建成发展史，就是湖区变成城区的历史。这就像其他众多城市，一部城史是农田变城市的历史。

7·6特大暴雨，南湖地区社区渍水持续了四五日。至昨日仍有渍水点未退。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夏增民说，历史上南湖是可以和长江相通的，洪水期时，南湖能为长江起到蓄洪、消减洪峰的作用。“现在的南湖片区以前就是湿地、沟塘和湖面。”

南湖过去人口不多，主要是农田。密集的城市住宅区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它在面临当年老汉口面临的问题。

南湖通过汤逊湖水系流入长江的闸口，在汛期封闭。不仅不能蓄洪，这一地区的雨水还要靠泵站往江里抽排。而这里的泵站“仍是农用标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人员介绍。

随着城市发展，密集居住区、工作区外扩，使城市规划、新区建设标准提升面临新挑战。

即便是排水设施水平上去，城市抵御洪水的能力，仍是有限的。据报道，2013年德国洪灾时，从5月30日至6月3日降雨403毫米。洪水肆虐过后街道一片狼藉。甚至有报道说，德国救灾时还面临沙袋短缺问题，不得不向邻国求援。

武汉解决渍水问题如何治本?将水向外抽排的思路如何提升?这需要观念更新，也需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

据市国土规划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去年武汉入选国家首批16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目前正在青山和汉阳四新地区展开试验。这项工程，将尝试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弹性地适应环境变化，扩大城市内容量，“排不出去的水蓄起来，等洪峰过了再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