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春原名王嘉琦，地道的武汉人，中学时最爱陈小春，于是给自己取名大春。大春现在已经是苏州相声界小有名声的角儿。他和他的嘻哈壹笑堂，从2009年开始，每周六晚都有两小时的演出，这也是苏州目前唯一一个有固定演出场所的相声社团。

铁了心辞职专职说相声

读小学时，在父亲收藏的一盘磁带里，大春第一次听到了相声。那盘带子里一共收录了四段相声，其中一段名叫《大保镖》。当时大春才八九岁，却一听就着迷。后来，他抱着那盘磁带反复听了好多遍，还把词手抄下来，模仿语气自己练，所以直到现在《大保镖》依然开口就来。“这可能就是基本功学得好”。

中学时代，学校每年的联欢晚会他都会上台说上一段，虽然，并没有什么人笑。但这并不妨碍他编段子瞎侃的热情。有次上课，他跟同桌讲小话说了几个段子，结果同桌笑倒在地上还不停抽搐，老师都看懵了。“我都不记得我到底说了啥”。

大学时，大春跟几个热爱相声的同学，成立了一个相声秀馆社团，时不时还能接到商演，一场200块。“但是没意思，你认真讲，别人也不会认为你是说相声的，只是闹气氛。”2006年从苏州科技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毕业后，大春决定留在苏州说相声。

大学毕业前，所有人都在忙于毕业设计、找工作时，他只身一人去考德云社，想认真的走相声这条路，可惜，没考上。

大学毕业后，大春换过好几份工作，但都是做设计。有一回在广告公司工作，碰上业务淡季，在办公室无事，听了段相声，结果被领导发现，降了级，还扣了一半工资。

“工作太耽误我说相声了”。大春铁了心，辞职，一心做相声。

5个观众其中两个是家属

2009年，大春在苏州古城区内找到了一处经过翻修的老宅子，那里被改造为文化中心，白天有评弹有演出，到了周六晚上，可以进行相声表演，票价50元，每次的演出所得与文化中心进行利润分成即可。

那年8月，第一次演出开始时，大春邀请了不少当地媒体参加做宣传，50多人的位子都满了，没想到第二次演出时，几乎没人。从2009年到2011年，是嘻哈壹笑堂最惨淡的时候，“最少的一次观众就五个人，其中两个还是演员家属”。

大春的嘻哈壹笑堂里，一共12位相声演员，但专职说相声的，加上大春一共4位，其他都是兼职。“说得最好的，一个月也才挣一千七八，要是都没正经工作，怎么活呢”。

大春说，这里兼职说相声的有公务员，有广告公司经理，本身工资都不错，“我们这儿说相声的，都明白一点，相声是爱好，但别指望靠说相声能挣钱”。

在圈内总算有人知道了

大春爱交朋友。2012年后，他和几个团员去北京参加过一些相声比赛，认识了不少之前只听过但没见过的圈内朋友，也是那一次，让很多相声界的圈内人，知道原来在苏州这个江南城市，也有一个相声社团。

“那些说相声的前辈，觉得我们在原本没有相声土壤的城市，传播了相声艺术。”此后，大春和他的嘻哈壹笑堂，在圈内也算是有人知道了。

近两年，每周六演出的观众席位扩张到了100人，几乎能坐满，不过大春仍然不确定观众是不是真的爱看。“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观众什么时候会来看，估计就是逛到附近顺便看看”。

为了保证观众常来，大春不敢在台下跟观众互动、加微信。“加微信了，观众就觉得跟你成朋友了，既然是朋友为什么还要掏钱看朋友演出呢。”大春说这话时，特别“鸡贼”。

武汉的生活气息更适合相声

大春已在苏州买了房，有了孩子，每个月还贷压力不小。所以，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他都在电台兼职做节目，专说段子。

尽管已经完全苏州的生活，但改不了爱吃热干面。“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武汉人卖的热干面，结果中午才出摊，豆皮下午才卖，时间对不上啊”。

比起苏州，武汉其实更适合说相声。大春说，武汉的生活更有市井气息，相声相对容易被接受，田克兢、陆鸣那么受欢迎，就看得出来。

武汉的相声社团天乐社，大春很熟，有一次回武汉，恰好碰上天乐社当天有演出，于是硬拉着大春上台说了一把，还打趣说，要不就回武汉发展。大春想过，但觉得在苏州十年，好不容易让相声有了起色，在长三角也算有一些名气，回武汉就得从零开始。

目前，大春和嘻哈壹笑堂以苏州为据点，偶尔也去长三角的其他城市进行演出。大春说，也想回武汉演出，但是一想到费用，“一个人来回车票加住宿，算700元，十个人就是7000元。”算完这笔账，大春的脸上习惯性地出现那种相声演员笑而不语的内涵表情。（ 蔡欣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