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胸前党徽 感受高德荣之“热”
记者刘智宇
4月10日上午，我从武汉天河机场乘飞机1600公里抵达昆明，从昆明转机飞行约500公里抵达距离贡山县最近的保山机场，已是傍晚。此时，距离位于中缅边境的独龙江乡仍有近500公里路途。第二天下午，我辗转抵达距离独龙江乡不足百公里的贡山县城。
令我意外的是，独龙江乡仍非看起来那么近。“3个小时，不堵的话。”人们都会习惯性地将“不堵”放在车程后作限定语。这个“堵”和城市堵车是两码事，意味着“泥石流”、“滑坡”、“路基坍塌”等极端路况。独龙江乡党委书记和进义则对我说得更为直接：“严重的时候，一堵就是一整天。”
难!行驶在90余公里的盘山路上，这个字不断在我脑中闪现。在独龙江土生土长的高德荣未必不知道这个“难”?
知道“难”，2006年被选举为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高德荣，为何主动向组织提出“把办公室设在独龙江”?
在乡政府见到高德荣，不足一米六的个头，一身沾着灰尘的粗衣，瘦削黝黑的面庞，老人浑身上下称得上鲜亮的，就是胸前别着的一枚小党徽。
面对作为记者的我，高德荣避而不见，显得很“冷”。怒江州州委宣传部的领导时常接到“老县长”的“投诉”：“怎么又来了一批记者?像这样天天跟着我，叫我怎么干工作?”有时他甚至直接闭门不见。
采访中，我却看到了“老县长”截然不同的另一面。
对独龙江老百姓，“老县长”很热。长期跟访高德荣的《怒江报》记者王靖生告诉我，2013年1月23日，“老县长”一行人到距乡政府40公里的迪政当村走访，背上大米、香油和腊肉送到村里的困难户迪坝家，说是“上级送来的扶贫物资”。实际上，这些物资都是“老县长”自己花钱买的。
对独龙江建设者，“老县长”很热。2013年2月，高德荣冒着风雪来到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隧道二标段建设工地，连续第三年看望慰问项目人员。2004年12月，大雪封山在即，新招聘的16名教师和医务人员前往独龙江途中突遇大雪，高德荣执意带病护送车队。
关于“老县长”的冷与热，王靖生看得通透：“他是独龙之子，他的热都用在了关心独龙族人民生产生活上。”
回首在独龙江的采访，我稍稍感到挫败——3天时间，我和“老县长”的对话不超过3分钟。作为一个入党4年的年轻党员，这一次不成功的采访却让我受益颇多。一个合格的党员，身上的“热”应该用在何处?“老县长”给我的答案是这样的：一个合格党员的“热”，应该用来团结人民、鼓舞人民、凝聚人民。
也许，“老县长”一身质朴，却将胸前那枚党徽擦得锃亮，就是在时刻提醒自己将“热”用对地方。
被“爱民书记”深深震撼
向文建明深鞠一躬
被“爱民书记”深深震撼
向文建明深鞠一躬
记者康鹏
哐当哐当……火车在仿佛无穷无尽的入川隧道中穿行。
4月11日，连续12个小时的奔波后，我到达四面环山的川东小城营山，追访全国优秀党员文建明的先进事迹。
简单安顿后，迅速投入采访，我去了文建明生前工作的单位，和他的老同事聊天;走了他生前主持的乡村公路，与当地百姓攀谈;也到了他家的老屋。
来之前，我通读了文建明所有的事迹，但纸上得来终觉浅。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求我们，创新方法手段，深入发掘好材料的内涵，梳理和阐发好材料中蕴含的隽永的精神和深刻的道理。
肃立在文建明的坟前，我才真正地感到一个共产党员的境界：生前鞠躬尽瘁，身后与深爱的土地融为一体。
我心里一直抱着疑问，是什么支撑病体沉重的癌症病人文建明高负荷运转?采访中我发现，答案是老百姓的发展需求，是共产党员的使命感和信念。作为基层领导干部，文建明最善于化解矛盾，治乱致富，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2001年4月，文建明到新店镇工作，当时的新店镇，农民上访不断，工作很难推进，一年换了4个镇党委书记。
文建明决定拿鲜鱼村“开刀”。刚到村口，山坡上就冒出了100多人，他们把锄头、扁担敲得“咚咚”响，高声喊着，滚出去，滚出去!
文建明没放弃，反复沟通，乡亲们渐渐信任他，摆起了“龙门阵”。文建明通知镇党委成员，自带方便面到鲜鱼村现场办公。十多天后，理清了村上的账务，退还了多收的钱，调整了村支部班子。当年，村上建成了养鱼示范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鲜鱼村”。
文建明生前说，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群众给党组织出“上联”，党员就要对好“下联”。
我感到，文建明的事迹，是个新闻“富矿”，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我应进一步深入挖掘，要到基层去，走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听一听他们的评价。
“他给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35岁的盲人卢家明说。我到访他的按摩店时，他已经开了好多家连锁店了，带动了当地许多盲人就业。9年前，卢家明因视神经炎接近失明，他灰心丧气。文建明帮他联系了盲人培训班学技术，还帮他找店面，做店牌。“文书记是个爱民的好书记，从他身上我感受到党和政府离我们很近。”卢家明说。
“两袖清风，一世美名。”随着采访的深入，文建明事迹给我的震撼不断强化：为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才能体现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事迹。
民企自发组织
民企自发组织
记者付莎
我出生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作为一名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上世纪五十年代那股学习“玉兰精神”的风潮，与我“隔着代”。阅读吕玉兰先进事迹文字材料，难以形成深层心灵冲击，我只有到吕玉兰的家乡、工作地才可能有真切感悟。
吕玉兰的家乡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东留善固村、曾与习近平总书记共事过的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这两个地方我从未到过。一路上，我想着如何全面丰富地展现吕玉兰当年战天斗地、改变家乡的决心，如何通过采访向读者诠释吕玉兰爱国为民、艰苦创业、求真务实、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涵。
为全面了解吕玉兰生平，我带着对这位与焦裕禄齐名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崇敬之心，走进了东留善固村村口的吕玉兰纪念馆。
吕玉兰纪念馆一直以来都免费供群众参观，当我在这里遇到不少从全国各地前来学习玉兰精神的群众时，还是有些意外。衡水市一家民营企业专程组织党员到纪念馆参观，来自邯郸的医务人员郭伟从书本上学习了玉兰精神后，特意在休息日赶来实地参观。
出生在东留善固村的吕忠奎让我对“玉兰精神”的延续有了新的认识，吕忠奎告诉我，他如今在威县工作，每当工作上遇到什么难题时，他都会想起从小学习的“玉兰精神”，还会抽空回纪念馆看看，“玉兰精神是我工作中努力前行的精神力量”。
从纪念馆出来，我走进了当年吕玉兰工作的东留善固村村委会。在村委会一楼一间朴素的办公室内，我遇到了现任村党委副书记冯占臣。当得知我是来采访“玉兰姑”时，冯占臣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在介绍吕玉兰生前事迹时，眼中溢满着无尽怀念。
完成东留善固村的采访后，我踏上前往正定县的火车。在县委宣传部同志的帮助下，我采访到当年与吕玉兰共事的原副县长何玉，以及照顾过吕玉兰生活的秘书贾俊华。
副县长何玉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谈起吕玉兰精神烁烁，她对吕玉兰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朴实”。年近七旬的贾俊华在与我交谈时，从有些年头的皮包中拿出笔和纸，笑着跟我说：“跟玉兰书记在一起习惯了，她经常纸笔不离身，随时记下工作重点。”
也许在采访出发前我对吕玉兰的形象还只是一篇人物介绍、一部纪录片，在经过三天的采访后，我却深深地被玉兰精神所感染。
云南贡山
四川营山
河北正定
长江日报12路记者奔赴全国9个省20多个市县乡村，从西到东行程超过1万公里，回访总书记点赞过的12位共产党员
重走兰辉上班路线
体悟心系群众安危
重走兰辉上班路线
体悟心系群众安危
记者蔡爽
从接到采访任务那一刻起，我内心就充满一种力量——重访一位优秀共产党员，是践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使命的最佳实际体验。
4月9日出发，经历25个小时，从铁路到公路，再到乡镇道路，在交通发达的当下，从湖北武汉到达四川北川，普通出行仍然需要这么长时间。此前，我已经阅读超过10万字文字资料，也看了相关影片，路途遥远反而留给我更多的思考时间。但一个人究竟做了什么，能让大家如此赞颂他?
兰辉殉职已3年，当年的同事、朋友，他帮助过的群众，大多分散在乡镇和村落。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我一直坚信：他人所述永远比不上亲眼所见，面对面提问绝对胜过电话交谈、网上聊天。寻访虽然辗转曲折，但这都不是障碍。经过大量的联络和寻找，3天来，我分别找到兰辉生前关心过的北川群众母贤军，生前的朋友龚孝安，生前的同事何锦、雍开伟，爱人周志鸿……
兰辉殉职当天走过的一条小路，就在老县城边不远，是一条环堰塞湖的碎石路。为亲身感受兰辉当年工作的环境，我重走了这条环湖路。道路满地坑洼，车行其上颠簸不已，当天兰辉忍住肛瘘手术后未完全恢复的病痛，在这样的路上颠簸了6个小时。
北川地震遗址西南方向不远，有一个山村叫水头山，海拔1300多米，山路蜿蜒盘旋，处处急弯陡坡。我从车窗向外看去，一边是山壁，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
不深入就没有体会，山上部分农户门前不通路，我随同兰辉生前的朋友龚孝安，就在山林小路间穿行。而这种徒步攀登和穿越在北川的山山水水间，对于兰辉来说则是家常便饭。我一边走着兰辉曾经走过的路，一边体会当时他心中怀有群众安危的心情。
看到这些，我突然明白，兰辉是真正把群众满意放在第一位，作为自己工作和行动的最高目标。为了群众满意，他能翻山越岭带病工作;为了群众满意，他能风餐露宿不讲条件。将他所有这些细节连接起来，立刻能想到的一句话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以群众利益为重，讲政治，有信念，讲奉献，有作为。
兰辉生前的微博个人说明只有四个字：感恩，奉献。微博中记录少数他的语录，其中一句这样说：“我珍惜荣誉，珍惜生命过程中的每个闪光点，我会在余下日子中让每一天发光，为需要得到帮助的人。虽然我不富裕，讷言少语、但相信，诚，会激发有感情的人。”3天的采访临近结束，我的疑问也逐渐解开，他做的每一件事，帮助的每一个人，都体现用生命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坚定信念，将在人们心中被永远铭记。
四川北川
写邵世坤们生死测量
泪涌眼眶
写邵世坤们生死测量
泪涌眼眶
记者李晓萌
严格来说，这是一次并未完全到达现场的采访。古都西安，虽然是81岁老党员邵世坤的工作单位——国测一大队所在地，但长达45年的测绘生涯中，他常年都在雪山、荒漠等野外作业，每年待在西安的时间最多只有2个月。然而，就是这次短暂西安之行带给我的收获，远超采访本身。
这是一次老党员与年轻党员的心灵对话。初见邵老，问及他常年在高海拔地区等极端气候环境下工作所遭受的身体病痛，老人却不愿多说，因为“和我的老同事们相比，这些都算很轻的了!”讲起自己刮骨疗伤的故事，他掀起裤腿，伤疤触目惊心。“看着就疼!”我倒吸一口凉气，问出盘桓心中的疑问：“很多人都难以理解，这么艰苦，你们到底为什么能够撑下来?”老人几乎毫不迟疑地回答：“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拼命也得完成啊!”这句“口号式”的话，从这位老党员口中说出来，格外真诚和自然。
这是一次采访对象“不太配合”的采访。说起战友的牺牲，老人很是动情，说起自己的事迹，他总是三言两语带过。“有次在巴音布鲁克草原，您是不是遇到过大危险?”我只能凭借此前掌握到的线索，引导老人打开话匣子。“哎呀，这事也被你知道了?上次我是不小心说漏了嘴，被大家逮住一句话头，非要问清楚……”
这也是一次令人落泪的写作。采访结束，我径直回到酒店房间，第一时间打开电脑，敲下一行行文字。当写到邵世坤对妻儿的亏欠，写到他只能眼看着队友黄杏贤冻死在河对岸时的无助，写到队友吴昭璞的儿子子承父业后，首次野外作业就来到父亲当年渴死的戈壁滩，给每个无名坟头洒上清水祭拜的情形，我数次泪涌眼眶。写着这篇记者手记时，我再次噙泪。“要感动读者，首先要感动自己”——对于新闻教科书里的这句教导，此时此刻有了更切实的感受。
走在国测一大队的办公楼里，处处能感受到这支“英雄测绘大队”的精神。“测三代”刘站科告诉我，他也曾有机会选择更安稳、收入更高的工作，可最终还是留在了这里，“其实邵老那些前辈们并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就是看着他们那样做，自己也就跟着那样去做了”。
或许有些人认为，英雄人物只出现于故事里、电影中，我因为记者的职业身份，有幸“零距离”接触过不少像邵世坤这样的先进典型，感受着他们的真实存在。也有些人说，如今是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其实只要我们抬起头，就能看到“邵世坤们”点亮的信仰“航标灯”。作为一名党员新闻工作者，我的使命便是努力通过自己的文字，让大家都能看到这些“航标灯”，感召更多的人坚定前行。
陕西西安
上街头进乡村
找到李学生的“活”
上街头进乡村
找到李学生的“活”
记者蒋太旭
李学生舍身救人的事迹，媒体早就有过大规模报道。临出发前我一直在问自己：如果你是一位路过者，你会冒着被列车撞得粉身碎骨的危险，冲上铁轨救这两名孩子吗?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种勇气和精神力量的源泉在哪里?
作为一名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我有责任深入一线，去挖掘和彰显这种精神力量，并将这种正能量传播出去。
当我踏上温州这片土地就被震撼了：李学生虽然已经离去了11个年头，温州人却没有忘记他。
“今天，你们为什么还能记住这个人?”温州人说：李学生做到了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就是我们的英雄。
当天傍晚，我在水心社区见到李学生的父亲李洪深。关于儿子生前事，老人不愿说太多，“说一次就伤心一次”。
我找到李学生当年救人的牺牲地，虽然周边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当地人提起李学生仍竖起大拇指：了不起!
他第一次救完那个小男孩之后，本来完全有机会逃离危险，但他为了救第二个孩子，又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目击者的描述再次震撼了我的心。
我更加坚信，在李学生伟大举动的背后，一定有伟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撑他。这种精神力量应蕴含在他人生的足迹里。
从《温州晚报》新闻同行那里，我了解到了李学生生前在鞋厂的情况。奋不顾身救火、照顾生病工友、带头为落难的同事捐款……一件件鲜活的往事，使这位农民工在我眼中的形象不断丰满。
4月11日晚，我从温州赶到杭州，第二天清晨，我赶上当天唯一一班直达河南商丘的动车，奔赴烈士的家乡。在商丘古城转中巴车到达包公庙乡时，离李学生的家乡中华楼村还有三四里路，没有任何可乘的交通工具。一位收荒货的老人搭载了我，坐上三轮车我一路颠簸地来到中华楼村。
中华楼村的乡亲们提起李学生仍然滔滔不绝。少年丧母，青年丧妻，他独自抚养幼女赡养老人，苦难没能击倒他，却成为一种财富，滋养着他的人生，培育了他的人格和品质。
乡亲们眼中的李学生“命苦”，却用无私的爱帮助过许多需要帮助的乡亲，尽管他自己也不富裕，但当别人需要帮忙时，他却从不退缩，出钱、出力毫不吝啬。
连续几天几夜天马不停蹄地寻访，辗转数千公里的苦苦追源，我想我找到了答案：支撑李学生舍己救人的精神力量，是一种信仰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