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的一则报道，让数月前的新闻真正进入舆论场。
常州外国语学校，当地最好的初中之一。但从去年9月新学期开始起，它就没有停止陷入争议和风波。在央视的报道中，从2015年搬迁新址以来，先后有641名学生被送到医院进行检查；其中，有493人出现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异常症状，个别的还被查出了淋巴癌、白血病等恶性疾病。
而这些结果，在学生家长眼中，被认为都与其毗邻的“毒地”有关。
旧闻
为什么说这是一则“数月前的新闻”？因为在今年1月，澎湃就对此进行了报道；2月，财新又跟进进行了深度的调查报道。但直到央视发出之前，这件事都没有真正意义上地成为“焦点”。
我们先来简单捋一下事情的经过。
常州外国语所在的地块，与那块“毒地”仅隔着一条马路。现在空旷的“毒地”，在数年前曾是三家农药化工厂的所在，而其中的常隆化工，则在这里生产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澎湃、财新、央视的报道中，都提及这里的老员工曾经实名举报，在化工厂的搬迁过程中，曾经违规在地下埋藏了大量的固体废物，其中包含许多剧毒物质。
央视拿到的“一份项目影响环境报告”显示，这片地块土壤、地下水里以氯苯、四氯化碳等有机污染物为主，其中污染最重的是氯苯，它在地下水和土壤中的浓度超标达94799倍和78899倍，四氯化碳浓度超标也有22699倍，其它的二氯苯、三氯甲烷、二甲苯总和高锰酸盐指数超标也有数千倍之多。
看上去是很确凿的一则环境污染新闻，但如果回溯过去，却呈现出扑朔迷离的意味。
因为，自从去年9月搬迁新址以来，学生家长在接送孩子的途中就不断闻到异味，也接连有学生出现了头痛、皮肤异常等症状；而在此期间，那块“毒地”，却是一直在进行“土壤修复”工作的。修复的目的，起初是为了将这一工业用地转变为商业用地；之后，则改成了绿化用地，计划在原址上建设一座生态公园。
校方、政府反复出具的检测报告也让家长感到怀疑。在今年1月紧急叫停修复工作之后，当地环保部门和学校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均检测称，土壤、地下水的主要污染物指标合格；而在土地修复取得成果之后，学校周边的空气也是合格的。
该如何解释这种反差？
检测
首先让人疑惑的是环境检测的结果。政府部门、以及委托第三方的结果结果均显示主要污染物正常（1月份检测结果），为何这些学生依然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症状？
岛上的环境问题专家云间子妹妹告诉我们，从技术角度看，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央视的新闻中，专家也已指出，政府部门的检测中测量的主要是一些基本污染物，但没有专门检测农药残留的成分，而这块土地上之前的化工厂就是以生产农药为主的。而农药往往是一些稳定的大分子化合物，成分稳定，不太可能分解成常规污染物。如果不专门去查农药这样复杂化合物指标的话，的确不容易查出这些物质的污染程度。
第二，政府部门在1月份的检测结果，是在此地块基本完成土壤修复工作之后进行的。而从报道来看，这次的污染本身就是“土壤修复”这项工作造成的——修复过程中的开挖泥土等作业流程，使地下的高浓度污染物质挥发到空气中，造成了次生污染。而在土壤进行黏土、覆膜等修复之后（效果也要视流程和技术而定），确实会使空气中不容易检测到污染物，但实际上污染物依旧在地下，通过吸附于土壤颗粒、溶解于地下水的方式进行缓慢的污染，甚至通过几百年的生物降解过程也不一定能完全解除。
从现在来看，应该是这种短暂的暴露以高浓度的方式影响了人体健康；在此情况下，政府不挖了、继续埋起来的话，通过雨水、地质变化等方式，可能还会影响周围环境，尤其常州这样的地方地下水系还算发达。这种污染可能更为缓慢、也更为持久，倒不如全部停课、彻底把污染地块弄干净，一劳永逸。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2月5号的时候，常州环保部门的文件显示，苯、氯苯类的常见的剧毒农药的成分，在空气当中没有检测出来；当时环保部去检测时，对土壤的覆盖也已经开始了。
而在知乎上，有网友贴出了2007年到2015年该地块的卫星图。图像显示，土壤修复的过程，与学校进行教学的去年那个学期的时间高度重合；在此过程中，暴露在工厂地块内部的河流颜色有时呈深绿色，有时呈暗红色，均有污染可能。而在云间子这样的专业人士看来，这种大量裸露处理污水的情况本身就很不规范，应该用污水罐存放进行专门处理。
2015年5月，道路北边的工厂地块开始修复，水呈暗红色。来源：知乎网友徐Anthony
违规
毒地旁边有学校，看上去是很匪夷所思的逻辑。但就是这样匪夷所思的逻辑，却从2010年工厂搬迁开始持续到了现在。
比如一个明显的匪夷所思之处就是，学校的动工首先就是典型的“未批先建”，环评报告出具是2012年3月，而2011年8月学校就已经开始动工了。同样匪夷所思的是，作为常州最好的初中之一，政府为什么要在明知旁边地块曾经有毒的情况下让其搬迁至此？
这也要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是对土壤污染本身的认识就不足。对受污染严重的土地进行“土壤修复”成为业内乃至行政的共识，是在2014年环保部和国土部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公报》之后；在那之前，人们对此的认识根本不足。如果从最善意的角度来揣测，无论是教育部门、当地政府还是校方，都不会恶意存心地把一个好学校选在这样一个“棕色地块”，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污染物可以扩展到这样大的范围，同时土壤修复还可能造成二次污染。别说这些人，就是做修复的施工方，也不一定有这样明晰的意识，否则至少在修复的施工中，他们应当就对周围几百米的范围进行防护告知。
第二，当然是地方利益的动机。一个工业地块转换成商业用地或绿化用地，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工厂搬走后，如何继续保持土地的出让价格、带动周围区域的发展？建学校当然是个好主意，好学校尤其如此。因为学校在这里，就有人气；周围的商业、住宅等，也会带动着水涨船高。对于土地财政占比极高的地方政府来说，这应该是一笔好买卖。所以，当地环保部门的人才会面对《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方政府是下了很大决心进行整治的：本来这块地是要卖给亚洲著名的SM集团进行商场开发的，但现在不但人家不来了，政府还投入了几个亿进去修复。
云间子不无无奈地表示，常州政府能拿钱出来做修复已经算是“进步”了；如果换作是一个没钱的政府，在污染地块上面填土覆盖，水泥混凝土一浇筑，或许谁都看不出下面是什么，但长年累月的过程中，就会变成慢性的污染源。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件事延宕至今才暴露于舆论之中。在网络热炒的当下，有不少当地的网友表示，当地的政府对此事曾经一直持打压的态度和做法：不准该校学生转学、不准老师辞职，如果有家长抗议，则去做家长的工作，等等。
寄希望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拖延政策，最后终有纸包不住火的一天。
责任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孩子的身体健康问题，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
一个很悲哀的答案可能是，这个责任追究起来可能会很困难。比如，首先就要界定污染和病变之间的关系——从法律上，要证明这种关联性，可能难度很大。美国历史上唯二的环境污染导致疾病的大案中，当事人就曾经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去证明这种关联性，最终获得赔偿，而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从1958年第一起污染到1980年居民的搬迁、赔偿的开始，中间差不多有30年，后果已经不可逆。
第二，如果要追究责任，以下几方可能会形成一个循环：从直接的污染来看，是土壤修复过程导致的；但土壤修复的施工方又仅仅是乙方，甲方委托者依然是政府（但同时，施工过程中的违规，比如报道中提到的抽取地下水施工同样造成了污染）。从政府角度来说，要追责则需要同时追两方面的责任：第一，官员可能存在的玩忽职守；第二，对这块土地造成污染的企业。
常隆化工，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有着黑历史的企业。被曝出“养猪场下埋万吨剧毒”的，是这个企业；该企业也曾经因为违规向河流中排放污染废水而被法院判罚1.6亿元。而在我们的现行法律中，对此的追责规定也是不足的。比如，在搬迁之时，其实就已经默认了“权利和责任已经了解”；如果当时政府没有就土地污染的状况作出要求、说明要恢复到建厂前的状态，企业就有理由推脱土壤修复的成本，最终往往也是政府来买单，法律也没有规定让企业承担污染修复的成本。而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如果要使用高标准的环保设备，生产的利润就可能会失去。
毕竟，他们挣的本来就是环境的钱。而利益一旦被冠以“公共”二字，就往往没有太多人去在乎，尤其当这件事“事不关己”的时候。
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有员工实名举报违规排放和填埋的情况下，常隆化工目前一切依然。财新的报道中就提到，当地的环保部门多次检测，也没有查到污染的情况——这真让人费解，不是么？但其实也容易理解，毕竟一块被认为是“毒地”、需要政府投入修复的土地，和一块不用政府做什么的土地比起来，哪个对财政的负担更轻，一目了然。
我们常常用“国情”来解释很多事情，这个词也确实可以解释很多事情。比如污染这件事，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曾经走过，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也一定会经历污染；今天的常州将其搬迁，而在经济更加落后、财政更加困难的地区，可能还有很多政府愿意招这样的商、付出这样的代价换取发展。
但问题在于，这并不构成不作为的理由，尤其不构成乱作为的理由。正因为别人摔过跟头，自己才要避免摔跟头。
这件事还有很多疑点没有公布：比如，到底是用的什么技术进行的修复？当时施工的工人有没有受到影响？在当地打孔检测的土壤、水分的污染情况到底如何？这些细节都有待进一步观察。真相如不明了，追责就成侈谈。
在全国的注视下，环保部成立了调查组，教育部也已经注意到此事；当地的政府，则是“连夜召开会议”，表态要以“零容忍”的态度去接受各方监督。从事件曝出时的“打压”“封堵”，到盖不住了之后的坚决表态，类似的剧情我们已经看过太多。它也许不会是最后一次，但一定是让我们记忆深刻的一次。
从这个意义上说，被污染的常州，需要“深挖”的远不只是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