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3个人怎么在这里玩手机？”

“玩手机又怎么样？”

这段对话发生在广东阳江市公安局阳东县分局红封派出所。广东纪委暗访组在春节后到此对“为官不为”进行暗访时，不仅遭对方反问，拍摄设备还被抢了。

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注意到，我们准备过年过节时，纪检人员要纠正四风；假期结束我们还没缓过神来，他们已经开始查岗了；如此辛苦的他们还不时会遭遇威胁甚至人身伤害……

从事纪检工作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

工作开始：丛“密封信”中领取任务

春节期间，湖南省纪委推出了一个名为《跟着纪委去暗访》的报道，披露了纪委督查纠正“四风”的一些行动画面。

大约是在去年中秋节结束之后，湖南省纪委详细地记述了一次暗访的过程。

清晨6点半，8名工作人员先在纪委机关门口集合，检查组组长宣布工作纪律，组员签署“保密承诺”，但当时他们仍不知当天的任务究竟是什么。

签字完毕，一位组员拿出一个封好的信封，这是他刚从“指挥部”领到的，他当着全组队员的面拆封。随后，大家依次上车，等全体坐定、车窗关闭好，这名组员才开始宣读当天的检查对象。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走漏风声。“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抽查市政府、市人大机关的工作。”该组员说。

在一间办公室，纪检人员发现有人在QQ“通风报信”。在一间办公室，纪检人员发现有人在QQ“通风报信”。
　　纪检人员指出这是错误行为，对其进行批评，书面登记并请当事人签字。但对方感到“这个帽子扣得有点大”，不愿在违纪材料上签字：“这不算通风报信吧？”后经过检查人员对其办公电脑的查看，发现该干部不仅涉嫌报信，还有刚一上班就与某单位的“约饭”记录——“晚上吃饭，您这边大概几个人？”“我们大概6-8个人”

这一行为涉嫌接受公款宴请，该干部终于承认“我确实错了”。

这一天，纪检工作人员工作了12个小时，中午谢绝了市纪委的午餐后，回到食堂吃几口剩饭，抽查完市区大酒店附近的公车后，在市区一家宾馆的大堂沙发上休息了半个小时，一直到晚上9点，回到了出发地点。

特殊装备：2万元眼镜可录像

除了“查岗”外，暗访“四风”也是纪检工作人员的重要任务。

有媒体曾披露，暗访小组通常以普通消费者身份进入餐厅查公款吃喝，等被举报人结完账，看开的发票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暗访小组组长往往是班子成员，组员则更多地用年轻人,“年轻人认识的人少，圈子窄，社会关系也相对简单，不容易被人发现。”一位地方纪委的负责人说。

据这位负责人透露，纪检工作人员会有特制的眼镜和包，上面有摄像机，全程记录整个暗访过程。上述负责人表示，一个眼镜在2万元以上，一个包在6万元以上，都是需要备案的物品。

谈话策略：过年先让“双规”人员吃饺子

回到正题。

有了线索，下一步就是谈话。北京市纪检系统一位长期负责办案的工作人员曾对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的同事透露，“小人物”是突破案件的首攻对象，因为他们的问题性质往往不太严重，一般不愿也没有必要替主要人物“顶雷”。

北京市一位区纪委办案人员曾表示，谈话对象个人情况各不相同。比如有的违纪人员夸夸其谈、虚张声势，办案人员往往“围而不攻”，根据其心态变化针对存在的违纪问题进行查问。还有的违纪人员负隅顽抗，大有“打死也不说”的架势，或者乱编一气，这时往往采取步步紧逼的策略，利用证据的威慑力和政策的感召力，促其交代问题。

虽然查办案件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比如坚决不能用手机，切断和外界的联系，但也需要一些人情化的方法来“助攻”。

上述区纪委办案人员告诉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的同事，2014年春节前一位干部严重违纪违法,被采取“双规”措施，办案人员让他吃上了饺子，还让他看了春晚，需要时还为其叫了外卖，感情攻势也让查办过程更顺利。

广东省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科员陈志军曾对媒体表示，再高级的领导干部一旦接受组织调查，也会脆弱。依他的经验，是要听他们吐吐苦水，然后再向他们摆出已查明的事实、讲明政策，并对其试图掩盖的犯罪事实予以及时地揭露。

为了突破案件，陈志军都和同事们常为了一两个小时的谈话，花上很长时间准备，比如查明被谈话人更多的违纪违法事实，对被谈话人的人生经历与性格特点进行研究等。

身心俱疲：常面临人身安全威胁

对谈话办案已经到了着迷的程度的陈志军，经常梦到办案的场景。他从2006年开始从事纪检工作，有时在办案点一蹲就是一年。随着反腐力度不断增大，2012年以后，他不断接案，基本都蹲在办案点，几乎无法承担家务。经他查办的落马官员有揭阳市原市委书记陈弘平，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等。

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发现，纪检人员工作除了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外，还要时常遭遇威胁、甚至是人身攻击。

听起来很酷的纪检人员，其实需要心灵的关爱

近日，一则新闻披露，河南省平顶山新华区开发办原党组书记、主任杨河海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对纪检人员叫嚣：“现在你们查我，将来我出去一定要告你们，连你们纪委书记也一块告，我要让你们过不安生！”还有的县干部公然在纪委办案时要求其道歉，并大喊：“你们4个敢动一下，我立马就把你们一个一个从这个窗户丢下去!”

四川省武胜县纪委书记郑机智表示，一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比较严重，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有的勾结“黑道”，有的身居要职，有的树大根深，让办案人员既担心自己及家人安全，又深恐影响自己的发展前途。该县在查办县住建局原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唐明富受贿案时，办案人员就曾被多次威胁“没有好下场”。

惠州市纪委课题组的一份调研报告称，问卷调查显示，35.6%的人认为纪检监察干部面临被查对象恶意攻击，造成纪检监察干部被恐吓、威胁、诬告的风险。有的被调查对象对纪检监察干部使用拉拢腐蚀招数不凑效时，便千方百计对办案人员家庭进行骚扰、恐吓、威胁，一天十几个电话，让办案人员的家属胆颤心惊，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创伤。然而纪检监察干部的家属精神、心理上受到的伤害往往被人们忽视。

在浙江，海宁市纪委派驻信访局纪检组长在去年7月疑因抑郁跳楼自杀。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曾发文称，纪检干部不仅面临着人身危险，而且也面临着冷嘲热讽、挖苦奚落、心理失落、交往受阻等，这种心理压力要远远大于前者，其伤害会显得更为长久。特别是一线纪检干部一般要长时间、超负荷、高强度地工作，很多人长期生活在单位和家庭“两点一线”的封闭环境中。由于特殊性，纪检工作注重讲规矩、重规范，涉密事项多，纪检干部的交际圈子变得越来越小，负面情绪得不到及时缓解，心理垃圾越堆越多，长此以往，一些人感到身心疲惫。

“谁能知道鲜花掌声背后的人生辛酸和家庭代价呢？”庄德水认为，不能只追求反腐目标，而忽视了对纪检干部的人文关怀和心理呵护。